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壬寅冬日忆梅师春官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壬寅冬日忆梅师春官

曹振东

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徐霞客校区

9月28日晚自修结束，打电话回去，聊一会家常后，父亲告诉我——春官老师去世了，是白血球偏低症，走的很突然，在家里好好的，牙齿莫名出血不止，等赶到医院，人已经不行了。

挂了电话，心里一阵惆怅，彼时正值疫情防控最紧张时期，局里要求“非必要不离锡，未经批准不得外出”，我无法回去送他一程，只能隔江眺望故乡，遥寄相思。

又到一年岁末，这个冬日的夜晚，我独坐窗前，听窗外澜澜细雨，不由又想起老师，沉浸了近半年的思念，渐渐褪去了层层感伤，留下的惟有温馨的记忆——

我读书的起点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东台乡下，呈现出她多样的面貌。

土墙上的标语还停留在阶级斗争年代∶“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神蛇”“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以至于我们这些半大的毛孩子，看见当年的地主、富农时，追在后面叫的起劲“老地主、老富农、反动派”。

医疗条件的落后，又进一步催生了人们的愚昧落后。

由于前两个孩子的早夭，担心我也养不大，生我之前，父母从外婆家“偷”回来一张小板凳，给我定了乳名“凳呃头”，取其谐音“扽”，意思是无论如何都要把我拉住了，阎王大鬼小鬼都带不走我。

生我之后，舅舅带着我妈和我去七灶村南边靠旧灶村的地方，找到一棵多年生的白果树，给我记名（是否应该是祭名，不清楚），一直到13岁，年年清明前来这棵树前烧香磕头。

茶余饭后，人们老生常谈的，总离不开一些狐狸精、妖魔鬼怪的故事，故事传的神乎其神，让人细思极恐。有个伤风头疼发热之类，第一位想到的，不是去医院，而是站个筷儿，立个鸡蛋，由此来判断是被先人抚摸过了，还是被妖魔鬼怪把魂给吓没了。

与此同时，在改革春风的影响下，故乡也开始呈现她的另一面——

刚刚分田到户的农民，把自家的责任田整得比花园还漂亮，粮食年年丰收。周边的丰盈花仓、旭日花仓、八一花仓都已开建，棉花收购季节，源源不断的棉花似雪片般涌进各地花仓。

我们四灶的特色产业——苗乳猪产业也初露头角，每天广播结束后，都会有小猪行的广告“某某小猪行，明天浙江来客……”

港台剧带动粤语歌曲也进入乡下校园——“分水吧宁，锅隐今已醒，增开俺吧，休森汉吧，则雷思权锅该兵”“狼奔，龙楼，闷雷透透工随永巴要”“一黑网梦起程给，桑泪伯兰衣”……

从来没见过的大卡车、大巴车开进乡下找油田（我们叫“炸油矿”）。一次学校北边在炸油矿时，“砰”的一声巨响，把我从座位上吓得跳起来，也顺带吓出一个响屁，后面的同学惊呆了——乖乖，你这个屁太吓人了！

经济发展、视野开阔的同时，人们对知识分子也开始敬重起来。

84年春，我们家盖新房子，横梁上悬挂着姑父送过来的一块红绸子，上书“落成之喜”四个繁体烫金大字。我的已经八十高龄的曾祖母念兹在兹的就是她的宝贝曾孙子哪一天能认识这四个字，她就心满意足了。那时的东台乡下，识字载文者少之又少，也因此人们越发渴求知识，敬重文化，甚至有“百字先生”一说，即识满一百个字，就可以做教书先生了。

86年初，曾祖母病逝，她娘家的侄外孙、刚从扬州大学毕业的曹丿中学陈同友老师（现为江苏省特级教师）过来吊唁时，满屋子的人都出来迎接，父母更是把我推到陈老师面前，让陈老师帮忙指点指点。

八十年代的东台乡下，正如我上小学时，表舅公梅耘耕校长帮我取的大名“曹振东”一样，固然有一点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痕迹，但更有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未来的美好期望。

到三年级时，我逢上了春官老师。老师与我同村，我们村南临东台河，以河为界，与八灶村隔河相望。老师家就在东台河北岸，紧挨着庙口大桥（此地是我们村的村口，原有一处土地庙，庙很大，老一辈人说这个庙管着八方的土地，级别比附近的庙都要高。庙边上有一个渡口，因庙及村口的位置而得名“庙子口渡口”，简称“庙口”，是旧时东台河上有名的渡口。83年在原渡口处修建了一座大桥，名为“庙口大桥”），老师那时应该是三十七八岁的样子，个子很高，很帅气，有点羞涩，自是孩子们心中谦谦君子的典范。

老师喜欢穿中山装，上面的口袋里总喜欢别着几支钢笔。课间，孩子们的议论话题自然也就包括了∶今天春官老师别了几支笔，扣喜老师几支笔，耘耕校长几支笔，韩老师几支笔……

老师的粉笔字很美观，美的让我着迷，我写字的一笔一划都在模仿他。老师的毛笔字也很漂亮，只是我没学会，总想找个机会向他请教，可惜没这个机会了。

三年级时，要练习写作文，老师说要多读书，我父亲说就去找你老师要吧，结果捧回来一大堆《盐阜大众报》（那时好像还没有《东台日报》），还有差不多二十本《垦春泥》，老师特意标注了好多篇，提醒我要仔细阅读。

也在三年级时参加一次作文竞赛，写孩子们去看望五保老人。我居然写出了“老奶奶手上层层裂纹，累累伤痕，旧社会时不知吃了多少苦，新社会我们一定要让老人安度晚年”，细节描写的句子，今天回想起来，仍然不禁哑然失笑。直至今天，我指导孩子们写作时，依然突出的是细节描写。

数学课上，一次一道一百以内数字相加，我琢磨出很简单的方法，三两下搞定，旁边的同学讥讽“不可能”，老师看后大加赞赏，说我是我们班的小童第周。

可偏偏我这个人犯贱，不禁夸。一次课上，旁边的同学用手蹭课桌，发出难听的声音，老师误以为是我，罚我站到后面。没想到我尥蹶子了，头一扭，就跑出了班级。老师也吓坏了，赶紧停课，带着几个孩子一起来找我。直到傍晚，才在河边的层层芦苇中找到了我。

小河南边，正对着我的是一处丁头府（南北走向的茅屋，在南面开门），屋子后面，那个把我给出卖的挑大粪的老头，挥舞着他的大粪勺子，作势要扔过来砸死我；同时不停的数落我，一遍又一遍的威胁要告诉我家里，让我父母把我的腿给打断。直到老师跟他打了声招呼，老头才停止了对我的世纪大审判。

我坐在河边，低垂着头，一声不吭，还在生气呢！时不时的捡一两块石块砸进水里。

老师坐到我旁边，挑了一块扁扁的石头，贴着水面用力掷出去，石块在水面上极速向前，激起一连串涟漪。

我徒生羡慕，也捡了一块漂出去，仅仅两三层波浪后就沉入水下。

我笑了，老师也笑了。老师拍拍我∶你吓死我了，以后可不能这么任性了！

可惜我没能牢记老师的嘱托，还是时不时的要任性一把。高二时生物会考，自我感觉没考好，考场出来后满城乱走。我一兄弟带着同学满大街喊我，可我就是装聋作哑，让兄弟寒了心。后来读大学时，还特地让南沈灶陈丿的陈德仁老人带我去我兄弟家，想跟兄弟道个歉，可就是面子薄，就是跟兄弟开不了口，唉！

初中毕业，没能考上心仪的师范，被盐城中等专业学校录取。读中专还是读普高，我表舅公——耘耕校长帮我分析，觉得还是读普高更靠谱。可到学校转档案时，被初中的领导一顿夹七杂八骂得找不着北。

很沮丧的从学校回来，祖母去姑妈家了，家里猪圈没人打扫，爸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全然不顾我痛苦的心情。那头被我祖母宠大的肥猪，不知好歹，看我进去，龇牙咧嘴要来咬我，被我一铁锹拍打在腮帮子上，肥猪哀嚎了一会，便很识相地趴到一边。只有在扫帚碰到它嘴巴时，才张张嘴，以示抗议。

老师家有一块地在我们家后面，他听我舅公说过我读书一事，不放心，从地里回去时特意绕到我们家。喊着我的乳名，一直寻到屋后，我听到后从猪圈里探出头来答应。

猪圈前有一个泡猪草的缸，缸的四周，垒着一圈旧房子拆下来的青砖，老师拉着我，一起坐在缸边的一侧。那个夏日闷热的午后，老师就这样陪着我闷坐着，我心里很苦，呜呜的哭，老师长长的一声叹息后，捋了一捋我额前的长发（那时我还留的长发），跟我说∶还是听你舅嗲（方言，即舅公）的，再辛苦三年，起码可以上个大专。

三年后的高考，我带着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去请老师来喝喜酒，老师拿着通知书，连连点头“好”“好”“好”！

大学毕业的那年暑假，我和丰收村的黄卫东兄弟一起去东台，在四灶等车时逢上老师和师母。一路上，老师不放心我，一再叮嘱∶“我来噶的风气不好，有雅老师直接开口问人噶要钱，现在几百拿不着手，一动懂是几千，权不腔句话，振东呃，你不能这个样子啊！”（请原谅我要给老家留块遮羞布，只能用方言呈现。）

现在，先生已逝，往事的点点滴滴，一幕幕，令人感怀。我们村故名“梅家灶”（农业合作化时更名为“丰盈村”，文革中叫“红星大队”，新时期恢复旧名“丰盈村”，2003年与界河村合并为“盈河村”），梅姓占八成以上。“梅”者，“梅兰竹菊”四君子之首，所谓“探波傲雪，剪雪裁冰，一身傲骨，是为高洁志士”。先生虽是生在农村，仅是一介乡村教师，但先生对于我、对于我们这群乡村野孩子，早已超出了一般师生的情谊，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人文关怀。故而在我们心目中，先生正如如“梅”这般高贵与高雅。

如今再回头看梅师的教育，也许我们会不以为然。老师自身学历不高，也谈不上任何现代教育的理念和技术，他的思维里不会出现杜威、孟禄、布鲁纳、陶行知和晏阳初这些教育家，也不会有翻转课堂、项目教学法等新式的教学方法。

老师就是农村里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一个在乡村教育田垄上辛勤耕耘一辈子的乡村教师，一生淡如清水，很普通、很平凡。

跟同龄人一样，出生于建国初期的老师，他的少年、青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时期，特殊年代，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到八十年代初，他的学生——我们也正值少年时期，他们担心、他们害怕他们的这些孩子们也会遭受他们幼时遭的罪，他们急于改变家乡贫穷、落后和愚昧的面貌，他们水平有限、能力有限，乃至于教学方法也有待商榷（那时候体罚孩子的现象比比皆是）。但是，站在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才越发理解他们，也才更能感受到他们的一颗炽热的心，拳拳之心、殷殷之情。

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有两个时期，应当永远被铭记——

一是抗战烽火中弦歌不辍，闻一多、华罗庚、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等教育名家书写了像西南联大这样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二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后的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尤其是教育更是千疮百孔（也因此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是包括梅师在内的所有的基层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在他们艰苦卓著的努力下，我们才能迅速走出文革的阴影，迎来新时期教育史上的春天。

在关键的历史时期，梅师做好了他的传承，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把从孔子以来，传承数千年的中华读书人的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得以成功接力。

多年后，我就成了你。同样在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留给我的同样是做好我的传承。

今年高考，我们一个叫李煜俊的孩子，得知分数后，向我这般报喜“曹老师，我爱你，语文110”。孩子一模二模时还只有90分左右的语文，多少个晚上我堵宿舍大门，又多少个凌晨，我下宿舍掀被子，终于跟孩子一起，将分数硬拽上来20分。

孩子的一句话，也让我意识到，在我的这个时代，我已经接过了老师递过来的接力棒，开始了属于我的时代的传承，而且已经初步得到了孩子的认可。

其实梅师并没有走远，他依旧在关注我们，想必此刻的他，聆听着我的故事，也必定露出欣慰的笑容——那依旧是我记忆中羞涩的笑容！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梅师，既有梅之高雅，又很普通、很平凡，一如儿时我们每天都要喝的䜺（chǎi）子粥，那时会觉得很普通，甚至有点low了，low到我们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喝的是䜺子粥。但长大后，才懂得最养人的莫过于䜺子粥，年纪越大，越是怀念䜺子粥的味道，也越是想念老师的好！

谨以此，纪念梅师春官。

​                                   2023年1月16日

壬寅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

​                                     于梁溪随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