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发展专题综述

制度与发展专题综述

左晓萌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01600

摘要：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章的分析，根据内容把文章归为三大类：企业的产生、国外制度与发展实例研究和国内制度与发展实例研究。其中国内制度与发展实例研究又可以按照改革的内容不同划分为三块内容：国企及其改革、政企联系改革和新时代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企业的产生；制度与发展；成本；改革

1企业的产生

在Coase (1937)指出企业的显著价值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品，而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组织生产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找出所有相关价格的成本。然而，效率和规模之间存在联系，因此科斯提出边际替代来解释企业规模在哪个点应该停止扩张。但科斯没有明确定义具体的交易成本是什么。Cheung(1983)在合同框架内解释了科斯在1937年的文章，解释了交易成本的来源，具体地说：(1)市场上有大量的交易，如果没有企业，每笔交易必须单独定价，这造成了昂贵的成本；(2)了解每个部分的信息的成本；(3)衡量价格的成本；(4)衡量他对每个参与工人的具体贡献的成本。

   科斯(1960)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为0的契约行为的特征，批评了庇古关于“外部性”(政府干预)的补偿原则，并论证了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即使在有社会成本(即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交易也是同样有效的。科斯发现，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无论谁拥有产权，都可以通过市场上的自由交易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Alchian and Demsetz(1972)发现，在企业组织中可以更好地实现对失职行为的约束。从团队生产的角度解释了企业组织的平衡和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笔者认为，公司与市场的本质区别在于公司内部要素的使用，这是一种团队使用，但有一定的要素，所有者或契约参与者是中心。本文主要强调了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企业的合同是一种相对强化的显性集中形式，而市场上的合同是一种相对薄弱的隐性分散形式，两者都不是长期的。

2国外的制度与发展实例

Hornbeck (2010)研究了产权保护成本下降对农业发展的影响；Acemoglu et al. (2001)研究了制度差异对各国人均收入差距的影响；Jha (2015)通过持有海外金融资产的股份，研究这个利益驱动的联盟的政治影响，然后这个政治联盟将促进经济发展，产生政治乘数效应；Munshi and Rosenzweig (2016)研究种姓网络制度和城乡流动，从而影响城乡之间巨大的工资差距。

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好的制度会促进经济发展，比如产权保护成本的降低会促进农业的发展，制度好的国家人均收入更高；制度不好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使城乡之间的迁移率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这是不同地区之间工资差距较大的原因。而糟糕的机构将通过利益驱动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变。

学术界普遍认为，建立和实施强有力的土地权利保护制度，可以增强土地权利的稳定性，有利于农民投资和农业发展。带刺铁丝网的影响不是直接的技术收益，而是通过减少对牛的侵蚀的其他威胁来促进农业发展。本文创新性地选取县域林地面积作为栅栏成本的工具变量。除了其他各种宗教因素外，实现经济的长远发展仍有赖于建立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

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可能会成功缓解当代的种族冲突。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对资源错配现象进行了解释。本文的核心假设是，男性劳动者因为害怕失去农村地区的非正式保险网络而放弃了移民城市可以带来的更高收入。可以推断，当城市的各种保障制度更加完善，农村人更容易进城就业时，农村社会网络就会收缩。当正式市场缺失时，非正式市场将发挥作用。那么，正式市场和非正式市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3国内的制度与发展实例

（一）国企和国企改革

  《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权力斗争》提出，国有企业内部权力斗争是产权安排的结果。内部成员在权力斗争中的技能越高/控制的好处越大，每个成员的生产性努力就越小，权力投资就越大。本文的基本政策含义是解决国有企业的“内耗”问题。必须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公有制企业的性质”一文以“法定产权与事实产权不一致”的框架来分析公有制企业，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国家租赁制实际上界定了私人占有和收入的权利，揭示了人力资本个人所有权的本质。

（二）政府和企业的联系

王永钦等（2007）、聂辉华和蒋敏杰（2011）。对于政企联系方面的改革，首先分析了财政分权改革的利弊，为中国改革之路提出了政策上的建议。接下来有学者探讨了这种分权制改革之后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政企合谋这种制度是不利于发展的很大阻碍，最后这种政企合谋的现象滋生了腐败，以此为基点研究了习近平总书记大规模反腐的显著成效。

（三）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陆铭等（2019）区域发展政策应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让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按收益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同时，在政策取向上，用地区间人均收入的均衡性取代经济总量的均匀分配，最终开启“在发展中创造平衡”的区域发展新时代。在此基础上，钟粤俊等（2020）研究了人口密度对服务业发展的显著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服务业居民消费的影响。人口流动壁垒抑制了人口密度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建议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4研究问题的提出

陆铭教授指出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是户籍制度，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导致不利于经济发展全局的地方决策，是中国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与之相关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的人才政策，各地区为抢占人才出台了与学历挂钩的优惠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人才落户政策。然而，不同地区实施的人才引进政策不同，因此人才引进的数量也有很大差异。这直接影响到当地的发展水平，包括教育、GDP等。研究人才引进政策对受教育年限和实际人均收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维迎.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J].经济研究,2000(06):41-50+78.

[2]陆铭,李鹏飞,钟辉勇.发展与平衡的新时代——新中国70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J].管理世界,2019,35(10):11-23+63+219.DOI:10.19744/j.cnki.11-1235/f.2019.0128.

[3]钟粤俊,陆铭,奚锡灿.集聚与服务业发展——基于人口空间分布的视角[J].管理世界,2020,36(11):35-49.DOI:10.19744/j.cnki.11-1235/f.2020.0167.

[4]聂辉华,蒋敏杰.政企合谋与矿难: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1,46(06):146-156.

[5]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J].经济研究,2007(0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