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试谈——基于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经验的角度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试谈——基于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经验的角度

张燕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委党校 810100

摘要：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是伴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在东方世界的起起伏伏而发展的，随着二十世纪的艰辛辉煌逐步散去，中国自身迎来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胜利，正确认识和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显得愈发重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东方社会”概念分析、跨越与不可跨越问题提出、传统认识的现代性转化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试谈，并基于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经验的角度展开具体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东方社会；卡夫丁峡谷；现代性转化；治国理政；

伴随着二十世纪苏联的兴衰和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来的厚重变迁，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起起伏伏，受人重视而又饱受贬低。但一个理论的生命力，不取决于其辞藻的华丽与否，而取决于其与时代脉络的契合程度，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着极大的理论支撑作用。本文将基于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经验角度，将其与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进行绵薄联系。

一、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东方社会”概念分析

东方社会这一词语，并非一个具体不变的词语，而是在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存在而提出的一个命题。其最初被提及乃是为了概括古代埃及乃至美索不达亚平原等地区，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从西方市场转化为世界市场，其地域和内涵也相应的得到了很大的扩展。概括来说，到马克思所认识和在原本中所提到的东方社会这一概念，主要有以下两层意义：

一方面，东方社会是地理概念，指的是地处地球东半球的亚洲国家和传统的斯拉夫国家。这就在地缘上包括了中、印这样的东半球国家和包括俄国在内的斯拉夫国家。

另一方面，东方社会也是一种经济范式和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地区或国家。而这样的国家通常处于高度集权的社会中，从而不能产生商品经济社会。

由于当时西方列强处于绝对强势的世界历史征程中，东方社会其定义便成为了停滞的专制社会代名词。在马克思的术语中，中国是东方社会“活的化石”、印度是“根本没有历史”的“猎获物”，而俄国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存在，在经济政治发展阶段上俄国属于东方社会，但是俄国毕竟是一个地理上横跨亚欧大陆并兼具亚欧大陆不同属性的国家，所以在研究东方社会的时候，俄国便给予了这一探索很多特殊性，并产生了一个“卡夫丁峡谷”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跨越与不可跨越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即其理论的立足点是西方社会而非完整的世界，因而马克思说，如果“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那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意识到，必须充分认识东方社会，才能够在“改造”西方已有东方社会研究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东方社会理论。

在经过了大量关于东方社会的认识后，马克思根据东方社会的特点，对俄国社会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猜想，即是指在俄国公社存在的情况下，利用土地公有制、习惯于组合劳动的历史关系，并通过政府垫资，最后“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马克思所给予的这一种设想毫无疑问给了俄国人民极大的鼓舞，也促使了列宁“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认识，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突破性认识的产生，苏联的十月革命鼓舞着亚非拉人民的革命事业，从而在世界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谓赤旗插遍世界。

但一方面，苏联的产生，毕竟不是直接在传统公社社会中脱胎的，而是在经过了资产阶级二月革命的短暂执政之后，爆发了十月革命后得来的，并且苏联解体后也产生了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中国等直接实现了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国家，却大部分都是农耕文明占据主导的不发达国家，这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著中的社会主义一贯形象。由此，有人提出了社会主义早产论，并认为正是错误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错误地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才造成了苏东解体等一系列悲剧，同时也提出了“中国崩溃论”等等质疑社会主义的看法。

三、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是对传统认识的现代性转化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产生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东方社会的过程，从马克思开始主要从土地所有制、政治经济结构及形式两方面进行分析，到后来的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方社会理论的进一步时代化和具体化，从而形成了一系列传统认识的现代性转化，有力的回答和反击了“不可跨越”问题，同时用实际行动论证和创造了东方文明大国的崛起范式。

第一，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而了解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所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他还指出东方社会的人民在经济上“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而政治上过着专制的生活，“总是把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这些论述都有力的解释了原有东方社会的样貌与样式，在传统的农业文明中，常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态，非常态是专制制度给予的水利等大型工程的支持和受到大型战争、抗灾或霍乱等突发侵害的保护。马克思原著中的东方社会论述，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东方社会理论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撑。

第二，列宁所处的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他不但提出了“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论”，在建国以后以“战时共产主义”度过了艰难时期，更充分意识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创造性地改变了人们对东方社会所能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认识，不但反击了当时俄国盛行的孟什维克派民粹主义，而且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先导。此外，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α)都要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他在晚年认识到“在东方那些......国家里，......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从而提出了东方社会建设的“特色性”问题。

第三，毛泽东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引导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中重新站起来，从遵义会议后绽放马克思主义瑰丽光辉，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毛泽东虽然在进入延安前没有系统的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著作，了解多少马克思本人的东方社会理论，但他却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必须要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从而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努力下，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成果的诞生，即毛泽东思想。并最终成功跨越了马克思所提及的“卡夫丁峡谷”，于 1956 年实现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使百余年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再一次走在了人类发展道路的前列，正如他所说“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第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党的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地带领下，我国先后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现在更处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时期。但是我们同时要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结果，是东方社会理论在中国数十年艰苦实践中的必然产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深刻认识到东方社会理论中的宝贵资源，重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

总的来说，在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历史过程中，有过赤旗寰球的时候，也有过苏东剧变的时候，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仍然没丢，中国不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更发展出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理论的现实样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理论传统认识的现代性转化。

四、发掘更多中国传统资源，传承治国理政经验

我国是东方社会理论中毫无争议的文明大国，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以来，更是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毫无争议的主要坚持者和捍卫者。面对这样的时代特征，发扬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就要毫不犹豫的走中国道路，坚持中国模式，深刻认识中国传统资源，为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提供经验支撑。

首先，土地公有制经验再发掘。传统中国是一个号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在这种定义下，似乎传统土地在理论上确实不存在“个人私有”，甚至在面对着我国土地兼并的时候，反而会有各种政策进行反对，但这个时候往往需要注意到一个问题。不存在所谓的“个人私有”，并不是意味着不存在“私有”，在这个时候，皇帝本身便是“私有”的唯一者。所以每一王朝都会进行反兼并，其道理很简单，“朕即国家”，兼并就意味着吞走了皇帝或者以皇帝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马克思所言的“东方天国”不存在土地私有，是基于十九世纪西方资料所了解的东方社会，在当代中国，我们需要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认识，必须警惕将古时所谓不存在“土地私有”与当代的土地归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等同起来的观点，要深刻认识到在中国的公有制是在进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才真正建立起来的，决不能以此为传统中国“以我之大私，为天下大公”的封建君王专制招魂，要坚定不移的支持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不走东方社会民粹主义的回头路。

其次，经济结构的村社认识再发掘。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在传统的认识上往往的“重农抑商”，在影响千古的《盐铁论》中则多次强调要“务本抑末”，“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在传统中国的认识中，中国人往往接受了农本商末的思想，但是在经济结构村社认识中，我们还要注意到往往国家不与民争利，但作为阶层的官僚、军功贵族等却可以借助家奴、宗亲等等方式与民争利，“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而这样的做法耗夺民财，往往使得小共同体的村社更加团结而挣扎求活。认识到这一点村社结构的存在，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村社具体结构的成因与发展，才能够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土地流转下的土地再集中，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农民纷纷入城打工创业等现状，才能正确认识到当前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继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设，断绝错误思想渊源，才能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最后，治国理政的集权逻辑再诠释。集权不是极权，我国当前实行的国家制度并非建立在村社制度上的专制集权，而是建立在中国每一位公民之上，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治制度实现的民主集中制度。传统中国是典型的东方社会，在建国初期，我国并不能够一下子就摆脱传统逻辑，国家政府集中大规模力量修建了大批的水库、水坝，包括红旗渠在内的一系列水利工程都是在建国初期较少进行民主分析而更多进行理论界定完成的。但是随着我国国家治理模式的逐步完善，我国也在发掘治国理政的民主基因，强调集权的民主方式。在当今中国，各种民主形式不断建立，“依法治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府问责、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审批、地方分权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都能够“看到巨大的变化和清晰的路线图”。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度，认识到中国当代的中央集权与古代中央专制乃至当代的极权主义区别，就能够正确认识我国的国家治理逻辑，就能够正确看待我国社会发展全过程。

五、小结

诚如“要理解法国大革命，就必须先接受法国大革命”一样，理解当前中国的复杂现实，不仅应该基于当代的国情研究，也应该从中国历史的源头上阐释中华民族特性的形成，从而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思考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深邃宽广的大历史观，立足当前国情，把握历史大势，抓住时代潮流，吸取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宝贵经验，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重点、发展目标、才能在未来历史发展长河中扎根中国大地，独立自主的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才能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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