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国医生》的人文精神与艺术特质

电影《中国医生》的人文精神与艺术特质

赵佳琦

（渤海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 锦州121000）

摘 要：2020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这是一场全世界全人类面对的巨大挑战，人们在面对未知病毒产生的恐惧、慌乱、焦虑等心理，迫切地渴望得到心灵慰藉。而“抗疫电影”就是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最好的“强心针”。电影《中国医生》将这段中国抗疫斗争的艰辛历程，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最美“逆行者”的光辉事迹，普通群众最真实的状态和感受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记录下来。影片不仅仅起到了记录、再现生活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承载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团结一致、直面灾难、挑战灾难的东方人文精神。与此同时，影片还展现了灾难面前人民与国家的紧密关系，国家投入“举国之力”，不计代价成本地解决问题，而人民则会坚定跟着党和国家走。这是属于 14 亿中国人民的共同记忆，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抗疫电影；人文精神；艺术特质；中国医生

2021年7月9日由博纳影业集团、珠江电影集团、湖北长江电影集团领衔出品，江苏省委宣传部、无锡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电影《中国医生》正式上映。该片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的真实事件改编，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为核心故事背景，同时兼顾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等兄弟单位，以武汉医护人员、全国各省市援鄂医疗队为人物原型，采取全景式、深层次的记录方法将这段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抗击疫情的群体记忆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电影在记录现实的同时也传达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直面灾难、挑战灾难的东方人文精神。

2020年初，正值阖家团圆的中国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战役悄无声息地在武汉拉开帷幕。“新型冠状病毒”这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字眼开始频繁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因其无明确的治疗方案和始料未及的传染性使它在短时间内让全中国人民陷入恐慌。恐惧、焦虑和无助的心理，充斥着人们的内心世界。这是一场波及全人类的灾难，病毒不仅仅威胁了人类的生命健康，同时也影响着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衍生出许多危机。在这样严峻的背景下，人们的精神高度紧张，恐慌的情绪不断蔓延。以“抗疫”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相继出现，其中“抗疫电影”在抚慰了人民群众心灵，记录还原抗疫关键节点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医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的。本文将以《中国医生》为例，通过其全景式的记录方法，下沉的叙事角度深度挖掘该影片体现的艺术特质，传达的人文精神。

一、《中国医生》的人文精神

这是一段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记忆，在这段记忆中虽有刻骨铭心的痛，但回首往事，也使人热血沸腾。凭借着独属中国人的气力，同舟共济的情怀，有效的应对措施，中国抗疫成果取得显著成绩，为世界提供了方法和经验，也展现了中国力量，回望这段历史，令人热泪盈眶。电影是高度浓缩的艺术，人类的精神文明通过一个个镜头被凝结在故事之中。电影作品往往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而抗疫电影的出现正是这段共同回忆的真实记录。《中国医生》作为抗疫电影系列的代表作收获13.29亿票房，以其独特的下沉叙事角度，全景式叙述方法向观众真实呈现了这段共同记忆，与此同时电影也展现了面对灾难中国人展现的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电影中传达的人文精神也给予观众以人文关怀，振奋人心。

（一）舍己而为人，先公而后家的利他精神

“‘利他’源自于拉丁语 alter，意思是为他人，即有利于他人，指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形式帮助他人或使他人获益而对自己无益或不指望得到回报。‘利他’思想泛指为了他人和社会利益，自己做出某些牺牲的思想、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1]利他精神同样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墨子的“兼爱非攻”，雷锋精神，再到疫情期间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国人从方方面面都充分展现了属于华夏民族的利他精神。中国文化注重集体协作，而在这种集体协作中展现出的“利他精神”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影片中，外国访华的使者在亲眼看到了武汉的城市街道上空无一人，居民自行居家隔离时疑惑地发问：“你们是如何说服一千万人民留在家中？”我们以一言蔽之：“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就是集体主义和利他精神。”影片通过不同人群的视角将这种精神展现出来：国家不遗余力地将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医护人员不间断的工作，他们的脸上手上布满伤痕。张竞宇院长在妻子已经生病的情况下依旧选择坚持工作，坚持原则不给妻子“开后门”加床位，而他自己还要忍受着“渐冻症”带来的痛苦；外地的医护人员明知情况不容乐观，却依旧以逆行者的身份勇往直前，快递小哥冒着感染的风险依然愿意为顾客送去生活物资。俗话说，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家属在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面前，为了促进医学研究，还是毅然地签下了遗体捐献书。大批保洁阿姨在疫情初期害怕被感染，离开医院，但在后期仍然选择回到医院继续坚持工作……

“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中国医生》通过极具代表性的小人物，小故事为切入点，向观众真实立体地展现了那段同舟共济的抗疫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为了集体安全做出了最大贡献。这种贡献与任何的利益，任何的好处都不相关，这恰恰源于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利他精神。2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尔沃德说：“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的贡献，世界欠你们的。当这场疫情过去，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危难关头，中国人舍“小家”为“大家”，在集体利益面前舍弃个人利益的崇高行为令人动容。

（二）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仁爱精神

“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仁爱精神始终贯穿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影片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桥段，已经患病的孕妇小文即将生产，面对这场人命关天的手术，医生们产生了分歧。如果手术时一旦出现意外，作为第一责任人，医院将受到通报批评，医院的声誉也会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影响。但文婷医生坚持为小文生产，她说：“我只是想让病人的生活按照她原有的方向进行，疫情总要过去，日子还要过下去。”在医生们共同协作下，小文的女儿顺利生产。在这里，孩子的诞生更象征着生命的希望，是灰暗时刻照进每一个人心中的光。在危急关头，医生和医院勇于承担责任，恪守职业信条，充分体现了医者的仁爱精神，他们在面对生命敬畏又珍重的态度令人叹服。2020年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讲到：“在危机面前，如何对待生命，考验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良知和行动力。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在疫情仍然肆虐的2020年，这样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治国理政方针。在医护人员研讨会上，负责人这样说道：“国家正在不断完善诊治方案和防控方案，卫健委将从各个地区调派医疗队，一张床关系的不是一个病人一个家庭，而是整个社会的稳定，要东西给东西，要人有人，国家可以把家底都拿出来但是有一个要求，必须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在金仔说要将医药费补齐时，文婷医生告诉他：“小文的费用国家出。”在这些桥段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国家始终将人民放在了第一位，无所谓贫富贵贱，不放弃任何一个群体。据统计，中国成功治愈了3000余位80岁以上，7位百岁以上新冠肺炎患者。面对疫情，我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儒家亚圣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宋明理学的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我们爱自己的亲人，进而推己及人，爱周围的人，爱整个人类，爱草木鸟兽瓦石，爱天地间的万物，天地万物是不同差异的统一。”[2]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仁爱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博爱所在，更是中式人文精神的精神内核。

二、《中国医生》的艺术特质

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一个好故事是电影得以开展的条件，却不是电影的全部。一部好的电影需要拍摄前的巧妙构思，拍摄中的千锤百炼以及拍摄后的精心组接，各个环节缺一不可。电影的后期制作更是被称为艺术创作的第二次生命。奥斯卡最佳剪辑奖获得者，《黑客帝国》三部曲的剪辑师扎克·斯登伯格如是说：“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因为剪辑”。剪辑并不是冰冷流水线式的加工，而是为电影注入情感、赋予灵魂的最后一道工序。影片《中国医生》的导演刘伟强在采访时表示：“最难的是已知结局，去呈现过程。”在疫情中，每个人都是亲历者，如何运用现实素材，如何把故事讲好，这对创作团队来说是一个难题。《中国医生》选择将焦点聚焦在武汉金银潭医院这个典型代表上，通过对素材的多元化整合和对节奏的充分把握将这段记忆全面而诚挚地呈现。

（一）素材的多元化整合

影片《中国医生》是由记者真实记录的社会素材与导演组摄制的内容组接而成，在影片中曾多次出现疫情期间的纪实摄影片段：在机场，全国各地驰援武汉的医生正在动员，武汉封城时的城市街道，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的建设过程，方舱医院休舱仪式等。新闻影像素材如，串联时间节点的新闻播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等。多种素材的有机糅合使电影有了更强烈的“呼吸感”。一方面电影大量运用纪实影像，做到了用真实展现了“真”，为观众营造了一个身临其境的观感，这就是电影“呼出”的部分。另一方面，在疫情面前，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一个时间节点也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通过那些似曾相识的画面与声音唤起观众相应的记忆，让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参与感，这就是电影“吸入”的部分。素材的多元化整合是现实主义题材中展现真实度，提高参与感的一种有效办法。

（二）影片节奏的松弛有度

节奏存在于世间万物的瞬息万变之间，当物体运动产生了均匀有规律的进程时，节奏便可感知。一部好的电影作品的节奏往往是松弛有度的，这样的节奏往往能够抓住观众的眼球。《中国医生》节奏的把控在剪辑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影片中，面对感染群体庞大的患者时，张院长坚持扩大病房坚守一线。随着他的一声令下：“收病人，多少都收！”大批量的病人在一瞬间涌入病房，在未知的疾病面前，人们暴露了最无助最混乱的一面——患者人挤人，急诊室的玻璃门被挤碎，扯掉维护秩序的医护人员口罩，打翻医疗用品，玻璃碴子碎了一地，躺在地上的病人费力大口地喘着粗气……在这个场景中二十六个镜头快速交替出现，营造出一个慌乱紧急氛围，让观众的心也随着镜头的变化紧紧揪在一起。同样在电影中也有慢节奏的情节编排，患者张吉星去世后，护士发现张吉星一家只剩下了他的女儿张小枫。医生吴晨光在向张小枫交接遗物时告诉她，“有什么事儿都可以联系他”，张小枫回头缓缓问了一个问题：“叔叔，我只是想知道一个人没有了爸爸妈妈的话该怎么办？”镜头定格在张小枫噙满泪水的画面。阴沉的色调，缓慢的节奏一同向观众塑造了一个痛失双亲且孤立无援的小女孩儿形象，让观者为之动容。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例子看出影片节奏的松弛有度，收放自如。看电影的过程其实就是观众从视听感受到心理感受转化的过程，这里的心理感受就是内部节奏，观众的心理感受也是剪辑师需要把握的心理节奏，剪辑师根据剧情的发展，演员的表演来控制内部节奏。人们对节奏的感知往往直接体现在情绪上，当人们欣赏到或是节奏欢快或是悠扬的音乐，观赏到节奏紧凑或是舒缓的影视作品时便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相对应的愉快，放松，紧张等等情绪。《中国医生》通过对节奏的充分把控，向观众描绘了一个真实的抗疫过程，其中会有混乱，意外和死亡，但同时也会有温暖，希望。该影片真正实现了通过把控外部的节奏从而做到把控内部的观众心理节奏。

三、《中国医生》展现的时代意义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逐渐受到电影公司及消费者的青睐。据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发布的《2021年院线电影前瞻报告》统计，2021年全年约有 262 部影片有望登陆院线，242部为国产影片，占比达到92.37%。其中约有17部响应‘抗美援朝’‘全民抗疫’和‘建党百年’三大主旋律电影上映。”[3]如今的主旋律电影一改以往情节单一，情感生硬的刻板印象，通过对剧本的用心打磨和精进的拍摄手法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新主流电影。“传统的主旋律电影由于主题概念化、人物扁平化、情节简单化、缺乏感染力，已经逐步失去市场。作为主旋律电影升级迭代的产品，新主流电影已经成为创作和市场的潮流。”[4]关注新主流电影的人数日益增多，意味着新主流电影的责任变得更大，这就要求新主流电影在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同时也要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期待，提高自身创作水平。

《中国医生》作为一部新主流电影在现实主义的题材上书写了一段全民记忆，在真实表达的同时也做到了对正能量的传播。在拍摄《中国医生》时，导演在还原场景方面做到了精益求精。“《中国医生》在对‘医疗现场’的描摹上，力求还原真实，按照1:1搭建‘医疗级片场’，严格按照真实医院建造标准打造，甚至由专业医院改造工作人员到场验收合格后才投入拍摄。拍摄的每一场戏，都有亲历抗疫一线的专业人员亲临指导，演员们在拍摄前都进行医疗培训，学习小到如何穿防护服隔离衣，大到心脏复苏、血管穿刺、气管插管，甚至于体外膜肺ECMO等抢救技术，群演中很多人也都是真正的医务工作者。片中出现的所有医疗设备均可真实使用，氧气、水、电均为接通状态。”[5]正是因为全剧组人员一丝不苟的严谨工作态度，《中国医生》才能完美呈现。一些亲历的医护人员在观影后也会直呼“专业”。作为一部新主流电影，《中国医生》真正做到对历史的真实表达，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传播。“新主流电影应该成为在文化意识上更为独特的个性创作和宏伟时代相切合的大气创作、艺术探索有利于美好留存的国家电影。”[6]影片《中国医生》在题材选择做到了“真”，人物塑造做到了“善”，艺术创作做到了“美”，在当代社会发挥了新主流电影正确价值导向的作用，在多样文化语境下传递真善美的功能，也为未来主流电影的创作开辟出更多新的可能。

参考文献

[1]雷志平,邓义昌.孔子“利他”思想的哲学诠释[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26(01):41-42.

[2]肖航,卢勇.儒家仁爱精神的现代价值[J].人文论丛,2022,37(01):371-375.

[3]韦婷.2021年中国电影行业市场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国产影片占九成、主旋律电影蓄势待发［EB/OL］.前瞻产业研究院.2021-07-05/[2022-03-07].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210705-2b5b8499.html

[4]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2020 中国电影产 业研究报告［M］．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2020: 148．

[5]陈晨,柳静.导演刘伟强谈《中国医生》拍摄：我说行没用,得医疗顾问点头［EB/OL］.澎湃新闻.2021-07-14/[2022-03-07].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74715

[6]周星,主编．激荡影史 20 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学术研究集成( 1993—2013)［M］．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 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