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乐教思想比较研究和启示

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乐教思想比较研究和启示

张元园 ,周辰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

摘要：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乐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各自的著作《乐论》和《政治学》卷八中，两人虽都注重乐教，认为音乐可以陶冶性情，善于德行，但由于中西历史与文化背景差异，二人论述的侧重点却不同，荀子谈乐教应以礼乐而非“邪音”，并从中国传统观念——“和”的辩证思维论述乐教的功用；亚氏谈乐教从音乐对人的本质或说灵魂的变化出发，尤其提到听众通过乐调获得直接感应而改变性情。两人的乐教思想对于当代文化教育都有着深刻启示。

关键词：荀子； 亚里士多德； 乐教； 音乐

音乐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伴随人类社会而出现。由于与民生联系极为紧密，古代的思想家无不从音乐的角度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这一点中外无异。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乐论》谈乐培养民众良好德行，形成和睦的社会风气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尤其通过礼乐相合从内到外、由小至大实现国家安定。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八卷中集中讨论了教育问题，其中乐教十分关键。二人生活于相近的年代，虽然社会背景截然不同，但对音乐这门艺术都有自己独到的间接，且都提出了乐教的观念，不同的是荀子谈乐教重点在“乐”，亚氏谈乐教重点在“教”。通过对二人乐教思想的比较研究，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乐教的本质，并以期对当代音乐教育产生启发。

一、荀子——“乐”在前，“教”在后

先秦是我国古代音乐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也是荀子生活的年代。同时期的古希腊，主要有七弦琴、奥洛斯等几种乐器，而我国先秦见于记载的有近七十种乐器，同时也有了相当规模的专业音乐工作者。所以当时音乐是如此发达，以致当时的美学思想，主要是音乐美学思想。

而在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中，随着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动摇，维护其统治的思想也开始瓦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作为商周时期巫师传统的集大成者，提出“克己复礼”，才能恢复社会的稳定局面。“礼”作为达到儒家最高理想的主要途径被荀子继承。《乐论》虽谈乐，但文中无不处处表明唯有礼乐才是荀子所推崇的，所以分析《乐论》不能不联系荀子的《礼论》来探讨。

荀子认为乐与礼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即唯有礼乐才是能够真正教化人心，使人们和谐一致的乐。然而荀子对礼的理解较前人又有着更广泛的涵义。即他认为天地万物，乃至人类的思想情感，政治伦理，都是在按照“礼”的秩序运行。“礼”不再等同于具体的“周礼”，而被提升为“知识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基于这一原则，乐与礼的结合也有了更深层次的内涵。

首先，荀子将天人分开，一方面尊重客观的自然，另方面肯定人的努力。即他认为人们可以按照自然本身的规律改造自然，“礼”并非由自然所生，而是人类社会的现象。而人的天性包含各种各样的欲望，礼与各类艺术的存在，就是为了“养人之欲”。

其次，荀子的“性恶论”指出人性本恶，所以需要人为的文化，即各种意识形态如音乐艺术等来进行教化和节制，使恶的人性纳入社会的规范，如此适应社会生活。由于性恶所以向善，由此又延伸出“性伪合”的观点，即荀子认为恶为天性，向善即人为地对“性”进行抑制，所以称“伪”。人作为社会的人，应当是“性”与“伪”的结合，是自然和人为的结合。如果将人们喜乐视作性，守礼视作伪，那么乐与礼的结合，即礼乐的存在便有着某种必然性与合理性。

荀子《乐论》虽侧重强调乐教中礼乐的必要性，但也论述了教的过程。荀子认为礼乐的积极影响从小到对个人性情、德行的教化，能够延伸到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有益，合理地将乐教与治国理政联系起来。然而，从根本上说，荀子的“礼乐”思想本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乐论》的内容最终总会导向政治，这一点和亚氏的《政治学》是有明显的相似性的。但《乐论》中虽有谈及不同乐器有着各异的旋律、节奏，使听众产生不同的心理变化，但并未深入乐“教”的发生机制，这一点与亚氏的分析视角形成差异。

二、亚里士多德——“教”在前，“乐”在后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卷八中主要谈论了教育与城邦政治的联系。他指出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损毁，所以教育尤其是少年的教育是最应被关心的事业。

亚氏所说“音乐的教育”实则在他谈教育的大的背景下，所以亚氏的乐教思想侧重从“教”的视角出发分析乐教是如何实现的，即如何对人起作用的。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荀子《乐论》中“乐”包含着古代音乐、诗歌、舞蹈等多种艺术门类，亚氏在《政治学》第八卷提到的音乐更倾向独立的现代音乐艺术门类，所指更为具体。

亚氏从人的天性出发，认为音乐与人的灵魂有着紧密联系，即人的性格会受到乐的影响，是因为乐能够直击灵魂，例如奥林帕斯所作的音乐鼓舞灵魂使它兴起热忱。又如人们听闻悲号感到哀伤，听闻喜笑感到轻快，正是人们天然的情感机制与与声音产生的某种程度的共鸣。

对于人通过听觉理解音乐表现视觉、触觉、味觉等其他感官都不能表现性格的事物，亚氏举例说，一个人因为看见某物的雕像感到欢喜，即令他欢喜的是雕塑的形象，那么他见到雕塑的原型时也一定欢喜。然而视觉所能呈现的事物的性格是有限的，且图形和颜色的成像并不涉及高深的鉴赏，所以也难以表达性格的真相，而更倾向于表面的示意。再以愤怒为例，观众从雕塑中也许能察觉到愤怒，但却无法感受它，而观众却能借助听觉感受音乐中的愤怒，愤怒的情绪直击灵魂，在灵魂中达到共鸣。

亚氏从乐的本质出发，探讨了不同乐调、韵律对人的影响。乐调有多种变化，听众聆听不同的乐调，体悟也不尽相同。例如沉郁的曲调如所谓吕底亚混合调，使人忧郁感伤；流于柔靡的曲调，令人心情舒缓等等。相较于荀子从乐的性质出发肯定“礼乐”的价值，亚氏则从乐的本质出发肯定“乐理”的价值。而且，在当时亚氏所处的时代，乐理研究已经有着显著的成果，各种乐调激发人们相应的情感也有众多实例印证，所以用音乐表征性格状态是切实可行的。

“咏史诗体取最稳重庄严的格律。至于抑扬体和四步抑扬体则以流利胜，其一表达人生日常情趣，另一则使人兴奋，有闻歌起舞的节拍。”（《诗学》）

各种节拍（节奏）也有相同的原理。有些韵律性质相对安静，有些则颇具动势。亚氏认为若将韵律分为高尚的和鄙贱的，自由人适用前者，俚俗之人适用后者。

除上述内容，《政治学》第八卷对于少年音乐教育过程中会涉及到的具体问题也发表了见解。例如，授予学生的乐器应当是对音乐方面以及其他学术方面能增进理解、增加智慧的乐器；音乐教育用来培养良好品德时，对歌词和曲调甚至是音节的选择需要考究；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应该选择最适当的音乐进行教育，即对受教育者学有所成的可能性提前预估等等。

三、荀子与亚氏的乐教思想对当代音乐教育的启示

作为教育者，或是音乐创作者，首先应该是德行端正的人，即荀子书中的“君子”，这就要求师者对自身有所约束。“为人师者，必先正其身，方能教书育人，此乃师德之本也”。而当代教育机制对师者的选拔却不尽如人意，即过分看重音乐才能或实践而忽略最根本的德行。

教育者应当正视、重视乐教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对于青少年、儿童群体。多年来音乐课程在我国一直被当做辅修或选修课，且多数在小学毕业后就停止授课，非音乐专业的学生甚至以后再不会接触到音乐教育，这实在令人遗憾。当代音乐早已是独立艺术和大众艺术，所以乐教也早已不再局限于学校或授课班，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相互渗透交融而存在的现象越来越常见。例如音乐与电影艺术的联系尤为紧密，自有声电影出现，音乐就成为电影创作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例如电影《航海王：红发歌姬》（2022）中音乐不再只是视听手段，而上升至叙事文本中，使人们在娱乐的同时自然地接受了音乐的教育。

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应该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诸如歌词、乐调、韵律难易等的选择以最适合该年龄段的认知特性为最佳。教育者既不能人云亦云照搬现有的教案，也不能一味重复自己的教案，应针对现存的情况制定有效可行的教案。作为受教育者，首先要能够分辨优劣的音乐，即“礼乐”和“邪音”。正如荀子所说，礼乐才能够让人成为君子，邪音则不然。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对音乐的鉴赏能力，长期被邪音入侵心智，乐教修养性情、培养德行的作用便难以发挥，这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是不幸的。

音乐学习在实践中会得到快速的进步，但应注意避免使自己陷入一味俚俗、取悦大众的状态。迎合大众或许可以得到一时的成就，也容易迷失自我。音乐如若沦为提供寻常娱乐的工具，其教育意义也将逐渐丧失，对于人们追求心灵的愉悦、长远的幸福来说，无疑是不利的。当下社会已处于短视频的黄金爆发期，面临如此快节奏的短视频在各大平台俯拾皆是的情况，与之适配的音乐类型随之出现，而在看见二者融合形成的这种新型娱乐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时，其背后音乐教育的意义又被置于何地的问题也亟待人们反思。

参考文献

[1]张晚林.荀子[M].长沙：岳麓书社，2019.

[2]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 王洋.乐教与政治城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八卷初探[D].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2012.

项目名称：2022年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推进项目课题“基于PBL项目实践的研究生动画表演教学创新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115B2050048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元园，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2022级研究生。

周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杭州师范大学戏剧影视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