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视角下《睡谷故事》张爱玲译本研究

译者主体视角下《睡谷故事》张爱玲译本研究

刘嘉源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475000）

摘 要：译者是翻译的主体，却在传统翻译观中一直被边缘化处理。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译者逐渐受到人们重视，译者主体性理论也逐渐丰富发展。本文以《睡谷故事》张爱玲译本为文本，通过对译者主体性的理论研究进行回顾、张爱玲及其翻译作品进行总体分析、以及对《睡谷故事》原文及译文进行个案研究，发现译文体现了张爱玲的译者主体性，且译者主体性的运用为张爱玲译本增色不少。希望借此个例的分析，唤起更多译者对译者主体性的重视，进一步研究此理论并应用到翻译实践当中。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张爱玲；《睡谷故事》

引言

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十分重要，翻译的过程可以说是两种文化之间交流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中介,而且译文的生命力是由译者赋予的。“译者不仅能赋予原作以生命，他们还能决定赋予它们何种生命，以及决定如何使它们融入到译入语文学中。”[1]因此，有必要对译者及译文进行研究。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和9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发展，翻译研究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与此同时，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也逐渐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在中国传统翻译体系中，译者的地位一直被边缘化。然而由于“文化转向”的发展，译者主体性问题逐渐成为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热点问题。

《睡谷故事》是华盛顿·欧文的杰作，内容令人回味无穷，体现了欧文丰富的想象力。张爱玲作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瞩目成就，出色的双语写作技巧和多年的海外生活经历也使得她在翻译实践上独树一帜。

本文先针对前人对译者主体性和张爱玲翻译的研究做了总体概述，然后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张爱玲版《睡谷故事》进行研究，希望能引起人们对译者的重视，提高译者的地位，同时希望可以借助此理论客观评价译者的工作，增强译者的责任感，加速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一、译者主体性和张爱玲翻译研究

作为国内较早提出译者主体性的学者，查明建和田雨给译者主体性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即译者主体性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译者的主体性表现在四个方面: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译文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翻译主体间性。[2]

仅从一个方面对译者主体性进行解释似乎有些单薄，因此屠国元和朱献珑从阐释学的角度对译者主体性做了进一步的描述：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不可避免地对原作产生误读；由于理解的历史性，特殊历史时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目的性翻译；偏见的存在说明翻译不是对原作的简单复制，而是译者对原作创造性的叛逆；译者的当下视域与原作的视域永远都无法完全融合，因此翻译中的文化过滤就不可避免。在翻译研究中，译者的主体性应该受到重视。[3]也就是说，在二元对立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下，传统的翻译理论大多只关注作者。但在翻译过程中，只强调作者的原意，实际上只关注了作者的独白。

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全面探讨翻译问题还需要结合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描述和分析。尽管译者主体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得明确翻译研究仍然是以文本为基础，以文化语境为基础，以译者为中心的。

张爱玲的翻译成就在她的文学生涯中是不可忽视的。作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张爱玲在文学和文字方面十分有天赋，她的创作作品也赢得了普遍赞誉，在国内外都有很多相关研究。不过，她的翻译作品并不像创作作品那样知名，在中国的翻译领域一直被边缘化，关于她的翻译的研究也很少，甚至在21世纪之前就没有人进行研究。但我们必须承认，她的翻译事业也是成功的。她翻译了20多部作品，涉及不同的主题和维度，而且她从不低估读者的理解能力，从不会为了迎合读者而失去自我，因此她的翻译作品充满了个人的特色。

在张爱玲的翻译成就方面，陈吉荣和张小朋认为张爱玲的翻译成就一向为文名所掩，但是她的翻译也别具一格。与西方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相比，张爱玲的女性主义翻译诗学呈现出一种新面貌：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男性象征秩序与女性书写之间的对话理论。而她对自己作品的往复翻译则表明了追求女性主体性的努力。[4]

针对张爱玲的翻译策略，马若飞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张爱玲除了异化策略的运用，还经常从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度出发，常常在特定的翻译境况下，通过对原作的增删、编译、摘译等方式，以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要求，翻译目的论在张爱玲的翻译生涯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她认为对原作的正确理解高于一切。[5]

不过，在《睡谷故事》中，张爱玲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刘爱兰认为张爱玲总体上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具体使用了俗语、四字格短语以及破折号来传译故事独特的“哥特式”艺术元素，从而达到了艺术审美上的一致。

[6]因此，《睡谷故事》的翻译充分体现了张爱玲作为译者的主体性和语言的创造性，体现了文学翻译的审美价值。

不过，以往的研究大多基于宏观层面，也就是关于译者主体性与文本关系的具体分析较少。

二、《睡谷故事》张爱玲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

20世纪50年代是香港的一个特殊时期。当时，香港政治矛盾尖锐，经济转向腾飞，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社会变革。英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因此香港成为中英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平台。这一时期，思想兼容并包，百花齐放，为张爱玲后续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基础。但这时国际上正处于冷战时期，而冷战的本质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为了寻求更大的势力范围，美国作为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传播自己的文化，其中就包括美国小说的翻译。张爱玲当时正好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新闻处工作。由于她出色的文学天赋和名气，美新处指派她翻译许多传达美国英雄主义和独特民俗风情的小说，其中就包括《睡谷故事》。

张爱玲有自己的文学偏好，更喜欢民间小说，她也多次表达了对《老人与海》的喜爱。而对于《睡谷故事》，她认为:“译华盛顿·欧文的小说，好像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的，逃又逃不掉”。[7]但是，不喜欢并不意味着不认真对待翻译工作，否则也不会后来出版多次，畅销海内外。总的来说，由于美新处的工作，她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翻译了《睡谷故事》，并在译文的行文方面体现了自己的主体性。

1、四字格和欧化词语的使用

首先，笔者会讨论译文中四字格和欧化词语在词汇层面的结合运用。

原文1：

He was, in fact, an odd mixture of small shrewdness and simple credulity. His appetite for the marvellous, and his powers of digesting it, were equally extraordinary; and both had been increased by his residence in this spell-bound region. (Washington Irving)[8]

译文1：

事实是，他很有一点小聪明，而又脑筋简单，轻信人言，两种个性奇异地混合在一起。他对於怪力乱神的无餍的要求，与他吸收消化它的能力，都是同样地高人一等。（张爱玲, 213)[9]

译文中加粗的词语是汉语中的四字格。在汉语里，人们多使用四字格来获得音美、意美和形美的统一。我们可以通过这里贬义的四字格看到作者以及译者的态度，即对夷查博·克雷恩的不屑一顾。而且，这样的四字格也描绘了夷查博·克雷恩的性格，表明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为后文他面对无头骑士时的反应奠定了基础。

此外，四字格描绘并凸显了生活在睡谷的人们不同的行为，使夷查博·克雷恩与当地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原文2：

All was now bustle and hubbub in the late quiet schoolroom. The scholars were hurried through their lessons without stopping at trifles; those who were nimble skipped over half with impunity, and those who were tardy had a smart application now and then in the rear, to quicken their speed or help them over a tall word. Books were flung aside without being put away on the shelves, inkstands were overturned, benches thrown down, and the whole school was turned loose an hour before the usual time, bursting forth like a legion of young imps, yelping and racketing about the green in joy at their early emancipation.(Washington Irving)

译文2：

那下午的安静的教室现在乱成一片，人声嗡嗡，教师催促学生们快点做完功课，一口气读下去，并不为了一点细故就停顿下来，伶俐的学生逃掉一半，也并不受责罚，迟钝的时而在屁股上挨一棍子，催他们快些，或是帮助他们读出一个艰深的字眼。书本随手乱抛，并不放在书架上，墨水瓶也倒翻了，板凳也推倒了，全校学生在平日下课时间前一小时就放了学，像大队的小鬼一样冲了出去，在绿色的草坪上尖声叫嚣著，因为提早获释，感到喜悦。

(张爱玲, 223)

这一幕发生在夷查博·克雷恩去参加派对之前。因为夷查博·克雷恩希望在在派对上邂逅卡忒丽娜·范·泰瑟，因此他满脑子都是与卡忒丽娜·范·泰瑟在一起的美好生活的幻想。而且他担心时间紧张，所以急于把课上完，空出时间为这次聚会做准备。学生们吵闹而无头绪的行为实际上反映了夷查博·克雷恩慌乱的内心。这些四字格生动地描绘了这个场景，表现了对夷查博·克雷恩的蔑视。此外，夷查博·克雷恩作为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应该对学生负责，不应惩罚学生，且不在意读书时的小错误。

译文中使用了许多欧化词语，即张爱玲在翻译的过程中直译了许多在西方很常见但在中国并不常见的意象。

原文3：

The moan of the whip-poor-will from the hillside, the boding cry of the tree toad, that harbinger of storm, the dreary hooting of the screech owl, or the sudden rustling in the thicket of birds frightened from their roost.(Washington Irving)

译文3：

山坡上的怪鸱的哀鸣，预知暴风雨的树蟾蜍，发出它不祥的叫声，尖叫的猫头鹰的凄凉的鸣声，或是树丛中忽然息息率率响著，鸟雀从巢中惊飞出来。（张爱玲, 213)

怪鸱是一种北美夜莺，主要在夜间活动。树蟾蜍是生活在树上的几种蟾类之一，通常体积小，颜色鲜艳。而猫头鹰则经常在哥特式小说中出现，用来渲染恐怖的气氛。第三种动物在中西方文学中的意象类似，因此也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而前两种动物在中国并不常见，但张爱玲并没有意译或者添加注释，而是直译来尽可能地让读者体会原文的美感，保留原文的风格。她试图通过西方意象让目的语读者直接体会语言之美的行为说明她对目的语读者有信心，相信其有能力理解这些意象。

2、口语俗语的使用

译文中使用了许多口语俗语，这些口语俗语能够更好地反映当地的风俗习惯。

原文4：

From the listless repose of the place, and the peculiar character of its inhabitants, who are descendants from the original Dutch settlers, this sequestered glen has long been known by the name of SLEEPY HOLLOW, and its rustic lads are called the Sleepy Hollow Boys throughout all the neighboring country. (Washington Irving)

译文4：

这地方是那样安闲得近於无精打彩，此地的居民是最初的荷兰籍移民的後裔，他们又具有一种特殊的性格，所以这幽僻的山谷一直有“瞌睡窝”之号，这裏的田舍郎在附近一带被称为“瞌睡窝儿郎”。（张爱玲, 208)

加粗的词并非直译原文，而是用口语替代。因为文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村庄，所以小说中的语言要与村庄的风格有一定的联系。译文渲染了一种昏昏欲睡的氛围，让目的语读者更容易理解，而且更有幽默感。本文并非传统的以城堡和修道院为特色的哥特式小说，相反，欧文向我们展示了乡村的生活，给了读者一种新鲜的恐怖感。此外，“窝”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原单词hollow也可以用来描述空洞而沉闷的声音。

3、张爱玲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

张爱玲的译文中有不少地方体现了她的创造性叛逆和独特的翻译风格。首先是破折号的使用。

原文5：

What fearful shapes and shadows beset his path, amidst the dim and ghastly glare of a snowy night! With what wistful look did he eye every trembling ray of light streaming across the waste fields from some distant window! How often was he appalled by some shrub covered with snow, which, like a sheeted spectre, beset his very path! How often did he shrink with curdling awe at the sound of his own steps on the frosty crust beneath his feet; and dread to look over his shoulder, lest he should behold some uncouth being tramping close behind him! And how often was he thrown into complete dismay by some rushing blast, howling among the trees, in the idea that it was the Galloping Hessian on one of his nightly scourings! (Washington Irving)

译文5：

在雪夜的幽暗可怖的白光中，有多麼可怕的形体与阴影拦著他的路！—远处的窗户的燃光穿过荒田射过来，他多麼恋恋地望著那每一丝颤抖的光线！—他多少次被一棵盖满了雪的矮树吓一大跳，它像一个披著被单的鬼，拦住他的去路！—他多少次听见自己的脚步声踏在雪上那一层冰冻的硬壳上，吓得缩成一团，血液都凝冻起来，而且不敢回头看，怕他会看见一个什麼怪物，紧跟在他後面走著！—他多少次被树间呼著的一阵狂风刮得六神无主，以为它是那“跑马的赫斯骑兵”夜间四出扫荡！（张爱玲, 214)

欧文在原作中并没有使用多少破折号，但张爱玲在译本中使用了许多破折号，以增加译文的可读性。上述情节发生在夷查博·克雷恩参加聚会之后，为夷查博·克雷恩与无头骑士的相遇做了铺垫。这里的破折号不仅可以分隔意群，表现出节奏的美感，还可以营造出紧张的哥特式气氛。而且，这里的破折号也可以看作是描述夷查博·克雷恩的性格的一种方式。夷查博·克雷恩认为自己足够勇敢英俊，可以与卡忒丽娜·范·泰瑟结婚并获得财富。不过，他对恐惧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他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还有张爱玲在译文中的独特表达方式。

原文6：

There lies a small market town or rural port, which by some is called Greensburgh, but which is more generally and properly known by the name of Tarry Town. This name was given, we are told, in former days, by the good housewives of the adjacent country, from the inveterate propensity of their husbands to linger about the village tavern on market days. (Washington Irving)

译文6：

这小镇，有人称它为格林斯堡，但是它比较通行比较正式的名字是“流连城”。听说这还是从前那时候，近乡的好主妇们给它取了的名字，因为她们的丈夫在赶集的日子总是在镇上的酒店裏流连忘返。（张爱玲, 207)

张爱玲深厚的文学功底支撑她把Tarry Town翻译成流连城，但其实这个名字很难翻译。首先，英语中的Tarry Town使用了头韵的修辞手法，因此很难用中文表达相同的意思，不过译成流连城显然没有脱离原文的头韵，反而更添韵味。此外，大多数译者可能会直接音译，但这样很难使上下文保持连贯，也就是忽略了文中说的“丈夫在赶集的日子总是在镇上的酒店裏流连忘返”。流连城的的译法不仅满足了声音和形式的美感，而且也符合原文的意思，值得我们欣赏学习。

在本文的翻译中，张爱玲多采用直译的方法，希望能使译文语言更贴近原文。

原文7：

From his Herculean frame and great powers of limb he had received the nickname of BROM BONES, by which he was universally known. (Washington Irving)

译文7：

他因为躯干奇伟，臂力过人，得到了一个“伯朗姆·健骨”的绰号，大家都用这名字称呼他。(张爱玲, 219)

张爱玲把BROM BONES翻译成了“伯朗姆·健骨”，从字面上看似乎非常贴合原文，不过读起来略有奇怪之处。刘怀远把它翻译成“硬汉布鲁姆”，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和理解的习惯。

张爱玲起初把这篇小说的名字直译成了“无头骑士”，以直接反映原文的内容。但是后来为了忠于原文，张爱玲又将其改成了“睡谷故事”。在笔者看来，第一个版本更能体现张爱玲的译者主体性。

结论

随着“文化转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而译者也是翻译的重要主体之一。张爱玲既是著名的作家，又是杰出的翻译家，其译作具有分析价值。《睡谷故事》作为华盛顿·欧文的代表作，是一部典型的哥特式小说，能够反映美国的乡村生活。虽然张爱玲是因工作需要而进行了本文的翻译工作，但不能否认其文学价值。她努力让目的语读者感受原文的风格，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独特理解。总而言之，张爱玲和她的《睡谷故事》译本值得研究，而且需要越来越多的研究。

但是，张爱玲的翻译也有一些问题。她过多地使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这对读者了解外国文化和保持原文的风格是有好处的，但是译者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缺失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再创造是有限的。

此外，译者主体性的理论建构还有待完善。笔者希望通过对《睡谷故事》张爱玲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分析，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译者主体性，从而对其进行研究并应用于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92, 78(2):516-528.

[2]查明建,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2003,(01):21-26.

[3]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2003(06):10-16

[4]陈吉荣,张小朋.论张爱玲女性主义翻译诗学的本土化策略[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06):50-56.

[5]马若飞. 张爱玲翻译研究[D].北京语言大学,2007.

[6]刘爱兰.“哥特式”艺术元素的传译—张爱玲《睡谷故事》译本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40(06):53-65.

[7]陈子善. 私语张爱玲[M].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5.

[8]Washington Irving."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English Knowlegde.01(1987):24-28.

[9]张爱玲.张爱玲全集: 老人与海[M].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作者简介

刘嘉源（2000-），女，河南南阳人，汉族，河南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