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慢火车”带动农村贸易中心发展的人类学研究——以冕宁县泸沽镇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慢火车”带动农村贸易中心发展的人类学研究——以冕宁县泸沽镇为例

吕静 ,李可 ,马梦婷 ,古丽白克热木·艾买提江

西南民族大学

摘要：“慢火车”在彝区社会中的实践全面呈现了国家、社会、农民、市场和技术等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反映了即使在极具“断裂”意味的现代社会以及快捷的高铁动车时代，已为凉山贫困地区服务52年的5633/34 次公益性“慢火车”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慢火车”在地方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足以让我们思考，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地方的变革不一定都得追求最新的技术与设施，而是要带动地方整体经济繁荣与社会变革，延续“慢火车”的历史使命，“慢”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延续。

关键词：乡村振兴；“慢火车”；农村贸易；社会价值

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二十大报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相关工作要求，为解决当前“三农”发展的差异化、不均化、滞后化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新要求，也为更好地巩固与深化脱贫攻坚成果，结合新时代“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遍布全国的新态势，如何延续普速“慢火车”的历史使命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不容忽视的核心关切，本课题的研究也是为了明晰“慢火车”存在于地方社会的特性、社会价值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本文将聚焦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凉山彝族自治州“慢火车”的现状与“高铁动车时代”的“矛盾”，以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泸沽镇为田野点进行实证研究，深入挖掘“慢火车”对地方经济网络的连接作用。将从边远地方社会不宜承载快车的关键因素着手，结合现代性转型的特征，深刻认识到地方社会的变革不一定都要追求最新的技术和设施，而是要带动地方的整体经济繁荣与社会变革，“慢火车”为泸沽镇泸沽综合贸易中心乡村振兴发展的力量就是以“慢”来实现的。本文将从人类学现实关怀出发，结合“路学”的研究视角去解析“慢火车”在彝区人民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社会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铁路不仅仅作为物而存在，它更是一种研究方法。人类学对铁路的研究，除了物理意义的铁路本身之外，还包含铁路生产、使用、消费、展演和表征等铁路文化网络及其文化实践者，其中铁路工人、使用者、沿线族群、移动景观、铁路政策等是较为常见的研究范畴。[[1]]关于道路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road）[[2]]的研究成为当下国内外人类学讨论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的议题，就像列斐伏尔所说：“只有生产出一个合适的空间，才能使生活方式和社会得到改变。”[[3]]国内外目前提出“路学”概念的学者主要有是周永明提出的roadology(2010)，Argounova-Low提出的hodology(2012)和Dalakoglou的dromology(2017)，[[4]]，围绕道路与贸易经济、道路与社会转型、道路政治与权力、道路与人的社会关系、道路与物的社会生命等主题展开了道路人类学的研究。

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基本特征之一“断裂”(discontinuities)，意味着与传统有所不同，当下已形成新的社会状态和精神架构，并且很多传统的生活方式已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呈献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非延续性。[[5]]这种非延续性在现代交通的变迁发展中体现的淋漓尽致，高铁动车的迅捷性赢得当下社会发展趋势及人们追求加速的生活节奏青睐，但全国依旧还有81一对“慢火车”承载着地方使命，带领沿线社会巩固脱贫致富，奔向乡村振兴的的“慢”车道，驶出自己的节奏，成昆线上的5633/5634次列车亦是如此。那“慢火车”又是怎样怎样嵌入彝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呢？为什们彝族老百姓离不开“慢火车”？慢火车如何适应当地人的生活需求以及文化习俗？“慢火车”这一空间又生产出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带着诸多疑问笔者进入凉山乘坐往返于普雄和攀枝花的5633/5634 次列车和成昆线“复兴号”列车成都到西昌段进行田野调查，以期呈现凉山彝族地区在“慢火车”这条线性动态空间内物的贸易流动与文明间的交互流动，以及“慢火车”与当地人互为主体相互施为的交互关系。

二、成昆铁路上“慢火车”的历史叙事

成昆铁路，北起成都，南达昆明，始建于1958年7月，至1962年，曾三上三下，耗资近1.4亿元，完成工作量甚少。1964年8月，在毛泽东主席“成昆路要修”的指示下，1966年5月由铁道部第二工程局施工修建，1970年7月1日全线通车。[[6]]开通52年的绿皮“慢火车”连接着乐山、雅安、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等地近五十余个车站约600公里。“慢火车”在四川境内呈现出区域性整合，实现了经济贸易互通与民族交往互动，承载着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区域价值。

5633/5634次“慢火车”自成昆线通车开始运行，已有52年之久，从普雄站发车，终到四川的攀枝花南站，全程运行353公里途径27站，耗时10小时55分钟左右，凉山境内281公里经停21站，历时8小时左右。其中普雄到西昌161公里16个站点，时长4小时25分钟左右，乘客多为沿线的彝族老百姓，沿线彝族地区教育、出行、医疗、贸易等都靠这趟“慢火车”。而普雄到冕宁站（原名泸沽火车站）全程103公里途径14站，时长3小时20分钟左右，这站下车的乘客几乎都是前往泸沽综合贸易中心送货或者拉货的，这为沿线彝族人民打开了致富通道。1-13号车厢供旅客乘坐，14号车厢被改造成运载牲畜家禽的专用车厢，也就成了沿途流动的“动物园”。

如果说14号车厢是流动的“动物园”，那1-13节车厢就是线性“流动集市”。“慢火车”上虽可以交易，但一般售出的货量少且都是小件，绝大多数货物、大型商品都是冕宁、泸沽、喜德、尼波这些大城镇上进行交易，作为“攀西第一镇”的冕宁县泸沽镇当仁不让承担起销货的大任。泸沽镇位于县境南部，“灵关古道上的明珠”，距县城 37公里，离凉山州府45公里，处于成昆铁路过境中段，国道公路108线穿镇而过，有明代建立的泸沽桥（安宁桥），交通发达。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置台登县，治所即今泸沽镇，现古城遗迹犹存，今泸沽镇街区始于元代平乐驿，明代发展为集市，清代形成东、西、南、北四条正街。发达的交通早在十九世纪末就代入了多元文明，1983年张神甫等法籍传教士在此建立天主教教堂，1947年美籍牧师任福根和谢崇善在此建立“基督教北美浸信会泸沽教会福音堂”，清光绪十九年 (1893年)，由回民潘文通、马元培、撒邦辅等主持在泸沽建立清真寺一座。[[7]]泸沽不仅从物理距离上连接成都、西昌、攀枝花，达到贸易互通有无，更是与周围族群从文化交往交流中互动发展。考虑到泸沽这一集散地彝族老乡运送的货物多，冕宁站的工作人员会提前一个多小时开放站台，让老乡先把货物堆放在站台上，方便上车省时省力。由此，对泸沽乃至整条列车沿线的彝族来说，外来经商策略及观念逐渐嵌入到他们的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从而形成物质性和社会性的交往互动。

三、“慢火车”区域整合：交往互动的物质性与社会性

地方视角的“慢火车”入乡随俗后，铁路视角的当地人展开了物的贸易流通和文化文明的交流互动。为不断服务好发展好彝族地区的生产生活需求，在党和政府的关切下，5633/5634主要经历了两次车体的空间改造。凉山彝族自治州作为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在党中央脱贫攻坚重大战略部署下，2017年5633/5634次列车也以新面貌迎接彝族地区发展的主线任务。5633/5634次列车共有14个车厢，每个车厢长23米，设有118个座位。2023年1月14日完成改造升级后，5633/5634次“慢火车”在新的一年以新的面貌亮相成昆铁路，将为攀西地区经济建设和大凉山百姓走上致富快车道提供了强劲动力。围绕“彝乡情”服务乡村振兴这条主线，设置了学习车厢、健康驿站车厢、成昆风采车厢、交旅时光车厢、流动集市车厢、慢车牧歌车厢等。“慢火车”两次在彝族地区进行的在地化改造，使得列车更有“彝人彝味”。车间内所有文字标识、标语、车站的注意事项、列车播报都是彝汉双语，流动集市内吆喝的“阿妈”也是彝汉双语混融使用，售卖货品时的“脸皮厚”跟传统“要脸”的价值观在5633/5634次列车上并行不悖。在历经52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内外文化从区隔走向融合，“精打细算”、“脸皮厚”经商意识过程性地潜移默化进彝族人的经济观念里。

“道路”是联结物、人、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边疆社会现代性转型和文化变迁的重要力量，路的延伸方向和所横跨的区域是文化交流、社会交往的主要动向，“慢火车”所创造流动性场域和沿途老乡的活动赋予了“道路”文化意义，“慢火车”嵌入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中，又被当地社会文化进行在地化形塑，从而成为当地居民不可或缺的“幸福车”。“慢火车”沿线特殊的地势格局影响其文化交流既有封闭性又有开放性，列车驶入改变了以往马赛克式、多点分布的物质性和社会性资源，将沿线区域进行关联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形成线性动态融贯凉山南北的互动模式，这不仅尊重在地的社会文化逻辑，也为彝族地区发展进行动态调整。

四、“复兴号”与“慢火车”：中国速度与中国温度

经历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的今天，人们的生活开启了倍速，高铁、动车等现代高速交通所带来的时空“脱域”的狂欢，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对现代性的焦虑。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既可以借助高铁的迅捷发展，也可以通过农民主体对“慢火车”线性动态空间下“在场”的把控而得到繁荣。2022年12月26日，新成昆铁路全线开通运行，时速160公里的“复兴号”驰骋在大凉山的土地上，与时速40公里的慢火车“一快一慢”梦幻“交响”，共同承载着沿途百姓的幸福与期望奔向远方。

现代性是人与物相互影响下的产物，而非人借助物实现的结果。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慢火车”与“复兴号”共同构成沿线老乡的主要活动空间。对凉山彝区 5633/34 次列车的调查中，发现我国特殊地区的特殊群体以其“地方性”的特点，有效借助“慢火车”形成“在场”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五十二年来，党和政府主导的对“慢火车”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拉近了边远山区与现代发展的距离，农民主体也是在有了政府提供的政策和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的条件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沿线的彝区互通农村资源，形成一条线性动态的农民交易市场。社会发展的节奏是快慢交叠的交响曲，无论是“快”还是“慢”都是人民的选择。以人文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要保留和创造什么。考察类似于凉山彝族地区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道路”存续的具体社会情境，是当下中国社会经济进入高速“高铁动车”时代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关切发展较为缓慢的区域社会，才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五、结语

高铁动车的快节奏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与趋势，但慢节奏发展的社会形态依旧存在。“慢火车”正在大凉山腹地不辱使命满足沿线彝族老乡的多样化需求，并在不同发展时期担任起不同的责任，从脱贫攻坚的“扶贫车”转向当下乡村振兴的“致富车”，更是将现代化发展成果融入两次重要的车间改造，成为沿线彝族老乡线性流动生活场域。

本文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从人类学关怀出发，结合“路学”的研究视角去洞见“慢火车”在彝区人民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社会价值，诠释“慢火车”保留的社会意义。现代性是人与物相互影响下的产物而非人借助物实现的结果，处于对现代性转型的思考，在社会加速的背景下，国家政策、科学技术、铁路部门等主体都要因地制宜尊重特殊地区特殊群体的发展节奏。“慢火车”在地方社会整体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变革中和“复兴号”同等重要，满足不同空间的人对“快”和“慢”的不同需求，它们的存续都是人民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孙红林,唐曼.国内外人类学的铁路研究：综述与展望[J].世界民族,2021(06):16-27.

[2]DALAKOGLOU 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Road[J]. Mobility in History，2   017，8(1):21 - 27.

[3]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   rd UK:Wiley-Blackwell, 1991,p. 190.

[4]王健,伍应滔.道路与空间：贵州月亮山地区的道路人类学研究[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   21,13(06):86-98+155.

[5]（英）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4.

[6]四川省冕宁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冕宁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496.

[7]四川省冕宁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冕宁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498-774.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2022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慢火车”带动农村贸易中心发展的人类学研究——以冕宁县泸沽镇为例》（320022250219）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