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题材上的继承与变革——以《西厢记》为例

元杂剧题材上的继承与变革——以《西厢记》为例

陆思琦

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210000

摘  要：元杂剧流传至今，中国的众多地方戏剧中仍然蕴藏着其优良的传统。其中，《西厢记》就是元杂剧中的经典作品。文章以《西厢记》为例，对元杂剧在题材上的历史渊源进行描述与综论。

关键词：元杂剧；戏剧艺术；综论；《西厢记》；评价

元杂剧是元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它与汉赋、唐诗、宋词等并称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时代经典”。元杂剧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上各种表演艺术发展的结果，可谓是取诸古剧而有创新。杂剧以北曲演唱为主，而北曲是在大曲、诸宫调等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兼收北方民歌俚曲以及少数民族歌曲而形成的。

唐传奇在向元杂剧的演变过程中，二者在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情节构思、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看，这些不同的处理均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民众的审美心理与审美倾向，有助于更为深入地探究文学创作的时代流变。下面以元杂剧《西厢记》为例，一窥元杂剧在题材上的嬗变过程。

一、起源：唐传奇《莺莺传》

唐传奇的叙事曲折婉转，文笔又十分简约，这样的风格能给读者留下无穷的

想象空间，此后许多文学作品中的动人情节都可以追溯到唐传奇中。事实上，这种题材沿袭的现象在元杂剧的创作中早已屡见不鲜。

《西厢记》的故事最早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因传里录入了元稹的《会真诗》，便被称为《会真记》。故事大概讲述唐贞元中，书生张生游于蒲郡，在普救寺解救了遭乱军骚扰的远房姨母郑氏一家，并在郑氏的答谢宴上对表妹崔莺莺一见倾心，与其冲破礼法，同安于西厢，后张生赴长安应试而始乱终弃的故事。

学界一般认为《莺莺传》具有自寓性质，而作品中的张生就是作者元稹本人，所叙的正是元稹自己与表妹私合、始乱终弃之事，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在《莺莺传》中，张生最终抛弃了崔莺莺，他认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当然，由于《莺莺传》的自叙性质，“善补过者”之类的言论有为男主人公的负心辩护，也同时为作者自身开脱的嫌疑。究其原因，在唐代，传奇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大部分由文人创作，并在他们特定的阶层之间欣赏、传播，被认为是文士一种高雅的消遣方式，因此，这些文人的作品主要就是为了满足他们自我虚荣心的欣赏趣味，展现他们的群体风貌和审美取向。

《莺莺传》虽有“张生始乱终弃”这个可厌的尾巴，但作品至少反映了唐代青年男女冲破旧礼教的浪漫行为，加之文辞优美、婉曲动人，借莺莺之口，为封建时代那些被遗弃的少女，一吐胸中积怨。

二、发展：金代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

唐代元稹的《莺莺传》还只是一部传奇，并非戏剧，到了宋代，《莺莺传》由于晏殊和苏轼等馆阁文人的推崇和传播，成了人尽皆知的故事。北宋秦观、毛 滂根就根据《莺莺传》的故事各写了歌舞曲《调笑转踏》，稍后的赵令畤还用鼓

子词的形式写了《商调·蝶恋花》十二首；到了南宋，“说话”有了《莺莺传》

名目，宫本杂剧有了《莺莺六幺》（今已失传）；金代有院本《红娘子》、南戏

《张珙西厢记》、董解元的说唱文学《西厢记诸宫调》等。

宋金时代对《莺莺传》最为著名的改编要数在南宋金章宗时期出现的以诸宫调的形式叙述崔张恋爱故事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即后人所称“董西厢”）

了。《西厢记诸宫调》共有一百九十多个套数组成，是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叙述

性文学作品。至此，中国的戏剧意识才开始萌芽，戏剧因素也才第一次在“西厢”

故事中占据一定位置。

在民间流传的崔张故事的基础上，董解元对其进行了巨大的加工再创作，将一篇本不满三千字的传奇小说扩大为八卷五万多字的说唱文学作品，极大地丰富了《莺莺传》的内容。在大背景没有改变的前提下，董解元对《莺莺传》作了革命性的改造，它以莺莺和张生不顾老夫人之命，双双出走投奔白马将军，由其做主完婚、获得团圆代替了《莺莺传》中张生负心、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既然“西厢”故事要想在民间广为流传，那它势必就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心理，而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又历来是摒弃悲剧、喜欢大团圆的结局的。后来王实甫的《西厢记》也沿用了这一大团圆的结局，符合元代广大市民阶层的心理需要。

《西厢记诸宫调》是今存宋金时期唯一完整而又标志着当时说唱文学水平的作品，其虽然采用了《莺莺传》的故事题材，但在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情节构思、语言运用等方面均做了创新与改造，不仅使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生机，同时，也为以后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集大成：元杂剧《西厢记》

元杂剧由宋金大曲、诸宫调的叙事体变为代言体。现存的宋代大曲都是叙事体，金代诸宫调有代言的成分，但大体以叙事为主；而在元杂剧中，科白叙事，曲文代言。

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不仅代表了元代中国戏剧的最高水平，而且远远超越了它的时代。王实甫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基础上将流传了数百年的崔张故事改编为“代言体”的戏剧，彻底挣脱了“叙事体”的传统。自此，“西厢”故事也由说唱发展为戏剧。究其原因，在元代，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文学作品经历了由文人士大夫独享到普通市民阶层共同欣赏的重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接受群体和受众的心理诉求也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很多元杂剧作者都是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生活穷困潦倒。而他们为了谋生，就必须考虑普通大众的情趣与喜好，这就决定了其必须面向广大市民，将自身具备的文学素养与社会生活、平民百姓的心理诉求紧密结合，采用一种浅显易懂、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样式（即戏剧），创作出符合市民阶层审美倾向与价值追求的作品。

因此，与《莺莺传》的悲剧结局相比，《西厢记》中的大团圆结局更多地是从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和社会伦理诉求出发，符合广大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可以说，元杂剧所展现的独特审美情趣正是元代市民意识的外在表现。

四、总结：从《莺莺传》到“董西厢”再到“王西厢”的时代流变过程

我国经典名剧《西厢记》从古到今，出现了诸多版本。纵观《西厢记》在我

国戏剧史上的发展流变，“董西厢”是第一部彻底改变《莺莺传》主题立意与表

现方式的戏剧作品，“王西厢”则将“西厢”故事推上了古代戏剧的艺术巅峰。从《莺莺传》到“董西厢”再到“王西厢”的发展流变过程，是“西厢”故事从传奇逐步过渡到戏剧的过程，是我国古代戏剧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我国戏剧文学的戏剧意识从自发到自觉、逐渐被唤醒的过程。

同时，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看,这三部作品都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也吸引着历代读者走进它们、研究它们，对它们进行多角度的评论和解读。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触动时代的脉动，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审美心理、文化语境以及某些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变化，这些现象和规律对我们感受文学创作的时代流变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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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思琦;2002年7月;女;汉;江苏苏州;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