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都拉耶夫创作下的流散诗学

萨都拉耶夫创作下的流散诗学

齐若萱

黑龙江大学

摘要：高加索文本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十九世纪以来高加索形象随时代发展而变迁，车臣作家萨都拉耶夫以其独特的“萨都拉耶夫式”评判立场对国家喉舌所宣扬的虚假的“英雄主义神话”发出猛烈抨击，为新时代的高加索形象增添新的视角；同时，弱化政治话语对人物情境的预设，从形象塑造的细节处入手，颠覆人物的刻板印象；最后其创作叙事和人物塑造区别于同时期俄罗斯作家的战争叙事，立足于流散作家的双重身份，论证创伤过程反向发生的可能性与路径。

关键词：萨都拉耶夫；流散性；区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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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散”（diaspora）是人类社会普遍而特殊的文化传播现象。追溯其历史，这个词首先被古希腊人用于形容自身向外迁徙与定居的扩张殖民行为，随后在《旧约全书》的希腊译本中被用来描述“巴比伦之囚”时期犹太人被强行驱散的情景，进而这个词语在其最初的希腊意义上被赋予了更残酷和灾难性的内涵，与其他更为自愿的人口流动形式不同，它具有明显的消极性。

虽然犹太人大流亡在族裔散居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只是众多族裔散居类型中的一种。[1]20世纪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在各领域的深入与渗透，流散在学术研究和日常语言两个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到了新旧世纪之交的几年，“流散的标签延伸扩展，覆盖到了几乎所有的少数族裔群体或少数宗教群体”[2]。在当今国际社会流散性与全球化已经成为相辅相成的两种文化现象，族裔散居群体一方面代表了大都会的同质化倾向，另一方面也保存着其故国文化的独特性，世界性与本土性两种特质的博弈在该群体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现。族裔散居群体自然而然地成了沟通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桥梁，这也使得该群体的身份归属问题变得复杂：他们既不能完全认同客居地的主流文化，又与本民族传统文化不再亲近，他们拥有多重的、重叠的社会身份归属。

萨都拉耶夫笔下的车臣百姓流散身份构建具有典型性。从《一只燕子不成春》到《突袭沙利》，其中大部分车臣人尽管没有跨越边界，实现地理意义上的“流散”，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具有精神流散的特质。首先，这些主角在车臣战争爆发后他们遭受驱逐与边缘化，随后回到故乡却仍未获得所期待的归属感，他们不得不进入一种精神层面的流散；其次，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国内民族争端的激化，战争的爆发使得车臣人在车臣以外的地区日益被边缘化，民族共荣的期待被打破，苏联的解体也让从小接受苏联教育的年轻车臣人永远失去了精神家园。萨都拉耶夫运用细腻而富有诗意的心理描写刻画了车臣人民面对民族和文化两难时的精神流散状态：一方面这一精神流散状态十分痛苦，另一方面也使得流散者们对当今主流文化提出质疑，而这也是精神流散状态所带来的积极意义。

因此，本文在讨论萨都拉耶夫及其文本中的流散现象时，会从传统区域叙事、族裔、后苏联时代等相关内容入手，以各种人物的塑造和相关情节为切入点加以阐述。

一、挑战传统叙事：俄罗斯文学中的高加索主题

高加索是大众熟知的地理概念，其自带的“边界”属性也使得涉及高加索的问题和研究变得独特且复杂。自16世纪以来俄国从未停止对这一地区的觊觎与蚕食，而即使俄国在19世纪中后期通过高加索战争实现对高加索地区地理意义上的全面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同样跨过了文明的边界实现了绝对统治，地缘上频繁的冲突与交流使得高加索地区自古以来就成为一处独特的文化空间和文明交汇地带。

作为俄罗斯作家偏爱的叙事场，高加索形象在他们的笔下拥有丰富的内涵。从其自然环境、神话传说，到其中的民族冲突、山民等形象，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等十九世纪的著名作家都曾从高加索地区获得灵感。他们在高加索形象上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和浪漫的异域情怀。除此之外，在诸多相关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战争主题是最常见的主题，“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为俄国文本记忆制造了俄国是这一地区严厉又正义的治理英才的形象”[3]。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拥有大量涉及高加索地区各方面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但本质上这些作品中的高加索形象却是单一的、俗套的，其中对地区的“理想化”与对原住民的忽视是一体两面，互不可分的，它是等待被征服的圣地，是俄罗斯人建功立业的舞台，而真正生活在其中的原住民则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俄罗斯作家对素材、人物形象、情节等的选择和塑造都遵从俄罗斯的审美法则，使当地居民的真正形象隐蔽在俄式审美观之后。

当代作品中的战争叙事则在现代科技的发展下与十九世纪的战争叙事截然不同，现代战争变成了充满荒诞性、无休止的利益博弈，大众媒体对于战争的报道也对当代战争叙事产生了冲击。20世纪90年代初，高加索问题随着苏联解体而骤然浮现，接连爆发两次车臣战争，以及随后的系列冲突，而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普京反复强调车臣战争并非针对该地区独立运动的军事回应，而是为了打击恐怖分子，是针对宗教极端分子和国际恐怖分子的人道主义斗争，这也使得国内国际舆论一致将矛头指向车臣，他们一方面将俄罗斯对车臣发起战争定义为正义之战，另一方面妖魔化无辜的车臣人民。

虽然文学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甚至有时能够反作用于时代发展，但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下，文学作品往往运行于传统话语的封闭框架中，文学被殖民化、附庸化的同时，创作本身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也被相应消解，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极有可能沦为政治发声的单一传声筒[4]。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还是知识分子、军队、精英，这一时期俄罗斯各阶层的文化环境中都充斥着反车臣言论。对于车臣民族的大众印象建立在了一系列无端捏造的、互相矛盾的神话之上，这些神话没有任何逻辑，而是单纯为了一个目标：即证明车臣人是背信弃义、堕落的野蛮存在，他们描写着俄罗斯“超人”与车臣人战斗的离奇经历，这不仅迎合着大众的口味，还在书中支持这种狂热。

不同于主流作家，拥有车臣民族身份的作家在创作相关作品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出于文化冲突的考量和自身生存环境的制约，他们尽可能往叙事语境引入更多元的话语元素，进而冲淡政治叙事对于历史叙事的影响。萨都拉耶夫的创作为这段时期的战争文学提供了新颖而不可或缺的视角，他对当时为了“民主价值观”而置人民生死不顾的报道和文学作品做出激烈的抨击。

二、印象重构：萨都拉耶夫笔下的车臣

自古以来高加索地区之所以备受世界瞩目，不仅是因为其重要的地理战略位置，还由于它在宗教神话中也有一席之地。在俄罗斯人的历史文本里，征服高加索是斯拉夫语族东正教的俄罗斯之光荣。而在萨都拉耶夫的创作中，他将这一神话化作车臣的民族神话，受难者普罗米修斯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车臣少年，他的真正名字叫做帕姆哈特。

而人们则一直用所有各种语言赞颂帕姆哈特。希腊人称他为普罗米修斯。[5](63)

在他的文本下，车臣民族苦难拥有了历史的因果，通过重构神话文本和历史，作家在其一系列创作中开始了“寻根”之旅，其作品《狼跃》的副标题——“从哈扎尔汗至今的车臣政治史特写”说明了萨都拉耶夫企图重新梳理车臣历史，揭示俄罗斯“类”车臣的十几个“另册”民族的历史地位形成的过程和逻辑，进而对当时俄罗斯主流叙事中的车臣形象发起挑战。

官方的事件报道：一个谎言堆砌到另一个谎言上，不仅不顾其真实性，而且根本不管其二手资料与一手资料是否相符。每一次新闻的播出都是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 [5](170)

首先，高加索地区不再是理想化的自由空间，也不是等待俄罗斯人去启蒙的野蛮部落，而是那些被妖魔化的异族人民心中深爱的家园。在《一只燕子不成春》中作者通过塑造车臣文化中燕子、碉堡、山脉等文化符号强调了车臣人民与高加索这片土地间难以割断的纽带，燕子成为了和平幸福的象征，它的停留象征着家庭圆满、游子归乡，而它的流亡则象征着无数车臣游子在战火中失去家乡无家可归。

而不同于当代俄罗斯作家笔下囚牢般的高加索山脉，在车臣人眼中山如同庇佑神，高加索的美在其作品中具有重要的反衬作用，作家以美景衬悲情，高加索景色越美，越凸显出高加索的悲剧色彩和其中人民对于命运的无力：山已失去了保护人民的能力，它的子孙在山区中只会遭到屠杀。

除此之外，萨都拉耶夫在《突袭沙利》中通过描写主人公塔尔梅兰·马卡玛多夫和他的亲友的命运，对第二次车臣战争中的一次军事行动进行了细致但令人心情沉重的个人化解读，还原细节真实，在历史事件的具体化叙述中完成对自我存在的诘问，实现对人物的深度挖掘，让读者能够清晰地看见其外表下鲜活的灵魂。

在作者看来，只有不同阵营的迷惘者和受害者，没有绝对的敌人、对手或者是胜利者，所有的战争都是对善良的蹂躏和人性的暴力，在他笔下战场冲突完全让位于战后反思，并力求还原被宏大叙事掩藏住的个人悲喜。

三、身份转换：民族作家的流散叙事

流散现象势必带来国界、语种、政治地位、经济生产和文化环境等诸多领域的跨越，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个体乃至民族身份的压抑、抗争与重建，因此，身份建构一直是流散研究中的关键词。对于萨都拉耶夫小说研究来说，无论是作者本人的身份建构，还是小说中以个人身份推至民族身份的丧失和重构的思考，均发人深省，值得深入探讨。

萨都拉耶夫在其创作中总是用第一人称来进行历史写作，《一只燕子不成春》以作者的个人生活为基本素材，其长篇小说《突袭沙利》中主角的个人经历也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车臣人与其他民族的后代，都在苏联时期接受过高等教育。而小说中的“我”的经历并不是特例，他代表着无数流散车臣人民，集合着车臣人的流散经验，他们所生活的区域处于沙皇殖民主义遗迹、往日苏联和当代世界的交汇处，而他们被认为是俄罗斯民族内部的“他者”。

在《一只燕子不成春》当中，作者通过身心受创的“我”的口语化的叙述，表达了对车臣民族身份产生过程的质疑。在很多俄罗斯作品中作家极度渲染俄罗斯与车臣的民族世仇，但这种说法在萨都拉耶夫看来完全是荒诞无稽的。Harsha Ram 指出，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报道深受 19 世纪文学的影响，其中车臣人被描绘成“野蛮人”，而俄罗斯人民则是“奴隶”[6]。为了赋予战争合法性，斯大林时代的强制措施在当时被视作车臣早已居心叵测的证明。在“我”看来，车臣民族概念的产生是一次蓄意为之的阴谋，作者通过插入一系列关于车臣民族起源的假说质疑其民族身份的存在：车臣“民族”只是“多种不同部族的集合体，它们从来没能彻底达成统一，建立自己的国家和构成单一的民族”，而如果车臣民族最终诞生，则很大程度上是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罪过——与可联合的力量统统决裂、给每一个车臣人贴上野蛮原始的标签、否认曾经共同拥有的历史。

俄国人是我们最后的指望。他们不容许我们变得柔弱，他们迫使我们变成车臣人，成为男子汉，因为每一个车臣人都是战士，每一个车臣人都是敌人。[5](43)

国内日益极端的民族情绪严重影响了苏联时期留在俄罗斯城市并在苏联解体后仍未离开的车臣人的正常生活，身份证明上的民族身份对他们而言则是莫名其妙出现的判决，他们莫名成为了自己城市的外乡人。这样的失落与迷茫导致他们下意识寻求本民族的文化试图找到归属感，但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却只能带来极大的落差。

我们在那里成了外乡人，而在这里我们永远成不了自己人。[5](130)

而在作者的众多作品当中，具有自传性的主人公都怀有浓厚的苏联情结：他们成长于苏联年代，接受的是苏联时期的教育，文化认同着苏联主流文化，苏联解体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创伤。在《突袭沙利》当中，不仅仅是主人公，他的父母、战友也都对苏联心怀眷恋，在战争机器的无情碾压下，对于苏联时期生活的回忆被无尽美化，这也成为了人物得以从苦难中稍作休息的精神港湾。

而这种对苏联的怀念和对和平的向往却使他们在当时民族激进主义空前狂热的时代下显得格格不入。美国文艺理论家赛义德在《流亡的反思》一书中指出：流散者通常会陷于一个中间状态；他们既不能与本土文化完全分离，也不能完全融入到新的文化中去。人们会觉得流散者是他所处环境中的一员，但他总是格格不入，始终徘徊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他们被迫夹在两种文化当中，成为了精神的流散者。

在萨都拉耶夫的作品中充满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痛苦挣扎与无力抗争，他的作品为解决民族冲突提供了另一条思路，而这也是其流散身份所能提供的独一无二的视角，他主动跨越民族界限，以俄语为工具描写普通车臣人民的生活，主动促进文化的整合和交流，他在作品中呼吁着民族共荣，在追溯族裔历史和共同历史的基础之上，关注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命运。

四、结语

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人民面临着尴尬而艰难的境遇，他们迎来了现代社会的“个人危机”。而苏联政权的轰然倒塌让俄罗斯人对他们一直骄傲的集体身份感到困惑，所引起的混乱也逐渐走向失控。苏联意识形态文明破产后最明显和最令人沮丧的结果之一就是强硬的民族主义。国内民族间的矛盾——无论是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犯下的暴行或是车臣武装组织所做出的恐怖袭击，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上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极度高涨的恶果。

在萨都拉耶夫的作品中深刻地体现出这一时代问题，在此之上他将立场进行了转换，将车臣民族从施暴者、背叛者的角色中解救出来。当面对苏联解体所留下的巨大的身份空白，俄罗斯选择通过创造一个敌人将矛盾转移，那么被当作敌人的车臣民族又该如何处理这种空虚，萨都拉耶夫利用其作品进行了探索。作为战争的主要参与者与被动受害者，这位车臣流散作家借助文学的虚构性实现对政治话语体系的渗透，在文明冲突背景下寻求言语传播途径，同时为俄语读者提供新的事件认知角度。采用流散叙事的相关理论对萨都拉耶夫的作品进行研究，不仅能够为我们研究俄罗斯区域文学提供新的视角，从整体上认识其具有的文学价值，且有助于从全新的视角解读政治意蕴与文学主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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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黄然. 族裔散居研究[J]. 语言教育,2019(3).

[2] Safran W. Deconstructing and comparing diasporas[M]//Diaspora, identity and religion. Routledge, 2004: 19-40.

[3] [美]埃娃·汤普逊.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M].杨德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3-88.

[4] 罗琼.南亚裔流散作家“9·11文学”的政治书写[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3(05):142-149.

[5]（俄罗斯）盖尔曼·萨都拉耶夫著；富澜，冯玉芝译. 一只燕子不成春 盖尔曼·萨都拉耶夫作品集[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07.

[6] Ram H. Prisoners of the Caucasus: Literary myths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hechen conflict[J].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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