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吸纳政治”的反思——读《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有感

“行政吸纳政治”的反思——读《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有感

张晓燕

淄博职业学院

摘要：强世功先生的《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展现了他对于香港问题的思考，将香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纳入到中国问题的观察。他对于香港独特的“行政吸纳政治”的思考，对于我们了解香港政治方面的特殊性是有帮助的。

关键词：香港问题；港英时期；行政吸纳政治

强世功先生在书的第一章首先讲述了他对于金耀基先生关于港英时期香港政治体制的概括——“行政吸纳政治”的思考，主要是由于在各种各样的概括中，金耀基先生的观点是最有影响力的，“不仅影响了后来许多人对港英体制的认识，而且影响到对大陆政治体制的认识，比如康晓光先生就用‘行政吸纳政治’来解读中国的政治体制运作，这无疑是一场美丽的误会”[1]。

作者首先就“行政吸纳政治”的“行政”和“政治”给出了他所理解的金先生对它们的定义：“他所说的‘行政’是指政府管理体制，而‘政治’就是指大众（尤其是社会精英）的民主参与”[2]。厘定了两者的定义，作者从现代政治体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问题是，当金先生把立法局、行政局、公务员体系、市政局等港英政府独特的体制统统称为‘行政’时，不仅忽略了这些部门与港英香港政治体制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且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港英政府的‘政治’到哪里去了？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就是‘政治’统领‘行政’，如果说‘政治’被‘行政 ’所 吸纳的话，这个‘行政’又由谁来统领呢？‘行政吸纳政治’这个动宾结构句式缺少了一个主语。”[3]作者的这样一个疑问确实揭示了金先生提出的这种政治体制的特殊之处。在寻找这个“主语”的过程中，进一步清晰了我们对于港英时期香港政治体制发展的独特性的认识，更容易理解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香港的政治才有了根本性的发展。

港英时期的香港政府是港督的殖民政治，这样一种政治很显然是无法被“行政”吸纳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行政所要吸纳的“政治”必定是与港督的殖民统治截然不同的政治。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假设：正是由于港督统领下的行政吸纳了这种政治，香港社会才没有演变成彻底的独裁殖民社会，才出现了有些学者所谓的“仁慈独裁”。在思考这种政治体制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发现这个假设是成立的。港英时期这一政治体制的背后有其结构性根源。一方面，这一体制有其原生的缺陷，可以说是天生不足，由于港英的整个政治架构不是为了适应香港社会设计的，而是出于大英帝国远东战略的考虑，是外部强加的，因而严重缺乏自主性。这样殖民思维的直接影响下，带来的是港英政府自主意识的缺失。政府的意识直接受英国政府支配，从这个意义上看，港英政府只是一个执行机构。政治与行政的二元分立，行政是港英政府主要的职能。另外，港英政府对于社会的管治与香港社会的被动状态形成了一种单向度的关系，使得社会无法对政府的行政作出任何回应，这种管治与被管治的关系，使得整个社会无法实现有效的互动，也阻碍了香港政治的发展进步。

另一方面，出于维持自身统治的考量，港英政府又不能完全不顾及香港社会。一来是它需要从香港社会中获取合法性支持，二来是它也不能不照顾到社会的意见，毕竟它要执行管治的职能，要想使得具体的政策符合香港社会的需求。完全不顾及当地的需求的统治，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为此，香港政府所吸纳的“政治”不是韦伯的支配或统治的政治，而是一种“参与政治”或“咨询式的政治”。作者鲜明地揭露了港英时期香港政治体制的本质，“香港政治的殖民性质就在于英国人的支配政治吸纳了中国人的参与政治”[4]。我们也因此发现了“行政吸纳政治”这个结构句式真正的主语——英国人，同时也发现了作为宾语前的修饰语的中国人。

这种“行政吸纳政治”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金先生在文中系统地梳理了港英政府立法局、行政局吸纳社会精英参与政治的情况、公务员体系向华人精英开放的情况，以及市政局和地方社区吸纳草根阶层的情况等等”[5]。我们可以看出它主要从两方面实现吸纳的：一方面是吸纳社会精英进入政治体制系统。从港英政制建立伊始，通过委任太平绅士、委任非官守议员进入行政局和立法局等方式，港英政制便逐渐形成了一套将社会精英吸纳进政制系统的机制。这不仅得益于19世纪40年代以来，在港英商的不懈争取，还得益于当时华人在香港社会中经济地位的日益发展使得港英政府不得不重视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力量。“19世纪70末期，不少港岛市中心的产业，已落在中国人手中。1877年，轩尼诗（在任港督）曾把此情况向殖民地部报告，声称香港商业已渐成为中国人的天下，在此情况下，把华人拒之门外，是不能维持”[6]。对于社会精英的吸纳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对社会的整合。另一方面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对社会进行的咨询。一来增强决策的合理化程度，二来通过此种方式吸纳民意，化解民间力量对政府的冲击，从而形成了港英政制特有的咨询民主。这种行政吸纳政治的也因此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学者关信基的概括是准确的。他说：

“行政吸纳政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香港社会缺乏构成政治反对的社会精英，而乌合之众亦不成气候，政治稳定于是唾手可得；其次，社会与政治精英的融合和使各项政策主动集中在一起，从而缩短政治意志形成的过程，减少政策争议的时间，决策效率得以提高。”[7]同时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港英政府的这种政制是建立在香港市民本土意识和参与意识缺乏的基础上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香港人口构成的主体是内地移民，因此他们的本土意识不强烈，他们抱有的是一种过客心态，也因此难以形成主动的政治参与。上世纪五六十年，香港进入了人口增长的快速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土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港人成长了起来，成为了社会的主体力量，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的情感也慢慢起了变化，归属感越来越强，并进而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行政吸纳政治”就越来越受到民意的挑战，越来越难以满足香港本土民众的政治需求。

参考文献：

[1]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2]周平.香港政治发展：1980—200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李昌道、龚晓航、唐海虹.香港政治与法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 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2页。

[2] 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页。

[3] 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页。

[4] 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5页。

[5] 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页。

[6] 李昌道、龚晓航、唐海虹：《香港政治与法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7] 转引自关信基：《一个非政治的政治体制》，见郑宇硕主编：《创造香港新纪元》，突破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