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构建模式研究—基于浙江省105个乡村慈善场景的调研

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构建模式研究—基于浙江省105个乡村慈善场景的调研

孟昕怡，钱大可，王维欣

（嘉兴学院，浙江·嘉兴314000）

[摘要]近年来，农村慈善事业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促进农村慈善组织发展、加强农村慈善组织体系关联等挑战。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是指在村社治理下，慈善场景构建及服务的新型主体合作关系，这一模式具有覆盖范围特殊、功能定位专一、服务要求专业的特点。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浙江省105个农村的慈善事业发展情况，总结归纳了农村慈善的党建统领+场景合伙构建模式，并对该模式提出构建准入退出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加强监督评价、示范提升等发展建议。

[关键词]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构建模式

1. 引言

社会公益事业是增进民生福祉、惠及社会大众的事业，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传承民族精神、引领社会风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慈善事业发展的引领下，我国的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习总书记在二十大的报告中指出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明确了下一阶段在慈善领域的主要任务。当前，在农村慈善事业的发展中，由于农民慈善意识不强、农村慈善平台不完善、慈善模式不适配、慈善宣传不到位等问题，仍面临着社会公益实体参与稀缺、组织力量薄弱、无法形成完整慈善体系等挑战。

如何促进慈善组织发展一直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有文献指出[1]慈善组织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慈善组织成长与发展是组织间合作关系、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与体制和组织成员慈善意愿及认知三个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协同推进的结果。还有文献[2]指出在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农村慈善组织与政府在资源交换的过程中产生了与权力相关的双向依赖和监督关系。在两者之间的作用影响下，能推动农村拓宽慈善资源获取的渠道。当前，在农村慈善事业发展中，慈善组织和政府通过场景融合探索打造新型慈善体系，推动农村企业或农场成为社会公益实体，促进慈善模式由“小众慈善”转向“大众慈善”。

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加强农村慈善组织体系中不同主体的关联，从而有效协同推进农村慈善事业发展成为关键问题，为此，本文以浙江省未来乡村“一统三化九场景”为基础提出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的组织构想，并在辨析场景合伙人和村社治理合伙人差异的基础上，以余新镇长秦村的共同富裕慈善微单元为例，提出了这一组织模式如何以党建统领为核心，依托社会公益实体，实现多方社会力量整合，打造农村新型慈善体系的建议。

2. 场景合伙人与村社治理合伙人辨析

合伙人的概念主要是指投资组成合伙企业，参与公司或者企业合伙经营的社会主体，是合伙企业的主体。在法学的定义中，合伙人通常是指以其资产进行合伙投资，参与合伙经营，依协议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并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或有限）责任的自然人或法人。合伙人应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在公共管理领域，村社单元的治理合伙人这一形式比较常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3]。在此背景下，各地纷纷提出创新模式。其中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街道上合村社区率先试点“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治理合伙人机制”，以居委会、党组织、物业公司、上级职能部门、业委会以及共建合作单位为主体，共同参与民主治理[4]。村社合伙人模式是践行“五社联动”，推动多元共治的有效探索，是推动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在成都市各类村社区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运用[5]。

相对于村社治理合伙，场景合伙模式则是指在村社治理中的某个场景构建及服务的主体合作，如农村慈善场景中村委、农企及社工组织的共建合作。其在覆盖范围、功能定位和服务要求上与村社治理合伙人模式均存在一定差异：

（1）场景合伙模式的覆盖范围具有特殊性。村社治理合伙人主要以六大责任方为主体，而场景合伙人模式的主体责任方则视场景复杂性而灵活调节。在慈善场景中，场景合伙人主要为特定场域的建设和运营服务，其所涉及的主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主体合作方的构成会随着场景模式的变换而变化。如在慈善场景中存在不同的场域子场景，其需求的主体结构亦根据场景的配置要求不同而改变；从服务内容来看，村社治理合伙人模式服务于村社各类治理环节与事件，而场景合伙模式则根据服务对象需求的不同分为多个不同的服务内容，例如在慈善场景中可以分为助老服务、助困服务、助残、助医助学等服务等；从服务对象来看，村社治理合伙人模式是服务于全体居民或村民，而场景合伙模式中的每个具体场景所服务的群体均有所差别，如在助老场景中主要服务于老年人群、助困场景主要服务于困难家庭、助医助学场景则更倾向于救急事件发生的家庭或个人。

（2）场景合伙模式的功能定位具有专一性。从服务供给来看，相较于村社治理合伙人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场景合伙人模式的服务供给更加专一。在村社治理合伙人中，居委会、业委会等主体对于居民的服务供给包含了居民事务处理、综合服务、环境设施等各类内容。场景合伙人模下每一个相关的主体提供的服务供给专一，更为关注提供高质量服务供给；在需求满足中，村社治理合伙人所要面对的需求具有多样性，而场景合伙人中的场景是将具有相同需求的主体集中于同一个服务场景中，所面临的需求专一性也较强。例如在农村慈善场景中，助才场景通过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老年食堂、村卫生室等标配设施覆盖，结合社区、社工和医疗机构不同的服务主体给老人提供健康监测、照护和医疗等专业化养老等服务。助残场景则以实现残疾人之家、共富工坊覆盖等标配设施全覆盖为不同类型、层次残疾人提供适配服务。

（3）场景合伙模式的服务要求具有专业性。在专业资质要求中，村社治理合伙人的主体责任对象由居委会、物业公司、上级职能部门、共建合作单位等组成，在处理问题上对特定服务专业性的要求不高。场景合伙人则由场景需要，所选择不同的主体负责人往往需要更为严格的资质审定，以专业性保障受服务群体的体验感提升；在服务标准上，场景服务由于服务场景的特殊性，存在着相应的服务标准。场景合伙人通过对服务标准的贯彻和实施，以及对标准化原则和方法的运用，以达到服务质量目标化，服务方法规范化、服务过程程序化，从而提供优质的专业服务

就农村慈善服务场景而言，因具备覆盖范围特殊化，功能定位专一性、服务要求专业化的特点，在场景中探索合伙人模式成为聚合场景主体、协同慈善服务的可行路径。但在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的构建过程中，仍然需要合理制定慈善合伙人机制，明确构建主体的具体分工，同时根据农村特点合理设计运营管理标准，寻求服务标准化和专业化，并根据农村村情的变化对慈善场景合伙人模式进行优化管理。

3.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的构建模式

为探讨如何科学地构建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模式，本文调研了嘉兴105个村社，以南湖区的长秦村、黎明村等村社作为代表，并将慈善模式归纳为以党建统领为核心，依托慈善田园，实现多方社会力量的高效整合，打造面向三类困难人群精准对接帮扶“1+1+3+X”慈善模式。其中，两个“1”分别表示依托党建领办慈善体系，依托农企农场的公益实体平台畅通对接路径；“3”表示面向困难、重大疾病、求学等群体的需求进行慈善帮扶；“X”表示吸引农业生产、流通相关的多方社会力量参与慈善。在三种帮扶困难群体的慈善场景下，形成了多种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的构建模式。参与的场景合伙人不同，形成的农村慈善模式也随之不同。

该类模式的共性是拥有党建统领为统筹领导、公益实体作为慈善平台实现对接，而在合伙对接的其它主体差异则依据不同的场景主题的具体需求而引入。如对于家境困难的群体，以信用社、农企农场等作为场景合伙人主体进行困难帮扶；对于患有重大疾病的患者，以医疗机构等作为场景合伙人主体为其提供帮助。为此，本文对场景合伙人的构建模式有如下建议：

（1）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模式构建的组织建构。

参与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模式构建的主体包括村党委、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平台、信用社、党员、志愿者和其他主体。在农场慈善场景合伙人模式中，起到领导作用的村党委主体和载体作用的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平台必须是可靠、可持续建设的。每个主体分工协作，各个主体间密不可分。

村党委作为慈善政策的制定者，慈善活动的决策者、仲裁人，在整个慈善场景中起到领导、带动作用。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立足群众服务目标，满足多效功能融合，可以以多种形式出现，为慈善的开展的提供良好的载体。信用社主要在多种慈善帮扶场景下，以金融供应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党员作为慈善流程的执行人，参与多个场景中的农村慈善活动。志愿者是慈善流程的执行协助人，帮助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模式能够顺利进行。其他主体包括单元投资者、慈善组织、慈善消费者等。

在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模式构建下，由村党委领导，在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平台中带动信用社、党员、志愿者参与到慈善活动中，连结多方社会力量，吸引其他主体参与到农村慈善当中。

（2）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模式构建的机制设计。

建立准入退出机制。对于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的进入标准，应包括符合慈善的公益性质、具有一定创新性、自主性等标准。而对于偏离进入标准、低于工作标准的合伙人应采取退出机制。通过对合伙人在工作是是否满足村民的需求、工作内容是否为公益性质等的表现，设定一系列的评级制度，对合伙人进行量化考核。

建立激励保障机制。根据农村慈善场景的实际情况建立动态表彰机制，合理设定评优评先的标准和奖励机制，对农村慈善场景下具有突出贡献或成效的合伙人予以表彰嘉奖以及一定的物质奖励。通过物质奖励来提高合伙人的参与积极性，合伙人在提高慈善参与度的同时，可以充分将其所获得的资源投入到农村慈善场景的建设。同时，及时主动对接当地媒体，对优秀合伙人进行宣传，从而带动其他合伙人更多地投入到农村慈善的建设中。

（3）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模式构建的运营管理。

作为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其标准流程的运行标准必须做到责权细分、考核有标准。对合伙人的考核可以通过业内专家进行打分评定，每隔固定时间由固定小组进行相关的打分考核。在对运营管理的考核中必须秉持公平公正原则，公开处理。

将大数据和智能化的现代科技融入到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模式的运营管理中，做到“数字赋能”。要加快农村慈善场景下的数字化改革，提高服务运营能力和透明化管理。建设农村慈善的数字化平台，互通慈善资源有无，实行动态实时管理。同时，要对合伙人进行相关的知识技能培训，强化应用，从而全面提高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模式的运营管理。

四、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模式构建的优化发展。

保障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模式能够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下去，要通过对该模式进行监督评价、示范提升，从而不断地反馈修正，达到该模式构建的优化发展。

首先，对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模式进行监督评价。以合伙人的考核评分、运营管理能力作为评判依据，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模式下各主体之间进行相互监督。通过良好的沟通机制，将各主体间的可行性意见进行整理交流，从而保证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模式的健康发展。

其次，加强总结凝练，巩固发展阶段性成果，把品牌影响力做大做强[6]。对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进行身份强化，总结合伙人的示范性成果并加以保护，通过媒体的报道协作营造相关氛围，实现“示范引领”作用。

4.结语

从所调研村的慈善场景的实践成效看，场景合伙人模式提升了农村慈善服务效能，促进了慈善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推动了农村慈善事业发展。这说明依托场景合伙人这一模式，多重社会角色在农村慈善场景中能协同发挥作用。在以村民、政府、农村慈善组织三者作为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构建主体的条件下，三者间通过相互嵌入合作，形成了新型农村慈善场景合伙人组织构建，这一新型的组织机制在设立一系列的准则制度的基础，提高了经营管理的效率，营造了良好的场景环境。

未来，场景合伙人模式可能升阶为场景服务共同体形式，这就要求各场景服务下的多主体愿景趋同演化，形成更加团结聚合力。场景服务共同体将基于身份认同、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情感而形成的持续关系，比合伙人依托利益相关而结合在一起的价值观更为纯粹、关系更加紧密。在场景服务共同体模式下，农村场景建设与服务将使得未来乡村发展力量更加凝聚有力，乡村建设日益向好。

参考文献

[1]毕素华.慈善事业中的政府、慈善组织与公众——公众微观认知的视角[J].学术研究,2020,0(4):64-68

[2]卢素文,艾斌.资源依赖与精英权威：农村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的双向依赖和监督[J].中国农村观察,2021,0(4):50-66

[3]何利明,何明勇.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社区合伙人全面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J].国际公关,2022,(10):19-21

[4]陈闯.解析曙光街道社区治理合伙人机制[J].前线,2020,(5):4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