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时劳动对我国生育率下降影响的研究

超时劳动对我国生育率下降影响的研究

肖思寒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一、问题起源

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社会对劳动效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各行业间竞争越演越烈，工作中超时加班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近年来，网络上也掀起了关于互联网公司“996”工作制的热议：在此制度下，员工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每月的累计加班时间将会超过100小时，远远超过 《劳动法》中规定的时长。近期，人社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第二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了工时及加班工资的法律适用标准，指出996超时劳动严重违法。

劳动时间不断延长，适龄人群的生育率却越来越低。刚刚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18%，比刚刚放开二胎的2016年下降了33%，几乎成为新中国有记录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按照这个数字可以推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3，已跌破1.5的“低生育陷阱”警戒线。

生育率下降问题为非结构化问题，解决生育率下降是一个世界难题，需要各领域的决策者共同协作。新老人群在价值观上也存在冲突，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生育率的持续走低会带来明显的风险，劳动力人口减少，老龄化人口增多，必然对经济增长形成拖累，同时加大财政和整个年青一代的负担。

本文旨在研究超时劳动如何导致我国生育率下降，以及分析我国政府应对这一问题采取的公共政策措施。

二、数据来源

尽管在舆论层面，超时劳动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在学术层面，超时劳动是否会导致不婚恋不生育等社会表征等问题，目前并没有系统和科学的解释。因此，本文试图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研究超时劳动对社会生育率降低的影响。研究内容主要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监测调查（China Labor-fource Dynamics Survey, CLDS）数据，对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探讨超时劳动与社会生育率降低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

收集国内外超时劳动与生育率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文献，通过校图书馆（纸质出版书籍、期刊、本校已发表论文），Google Scholar、思源搜索等搜索引擎，中国知网、万方、CSSCI等数据库这些途径进行资料收集。采用“996”、“加班”、“晚婚”、“丁克”等关键词进行检索，查询近10年来的相关文献资料，尽可能充分的收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为本课题的开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利用文献的定量研究法

主要使用2018年CLDS这一公开数据库的数据作为待分析的文献，运用Logit回归以及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探讨超时劳动与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基于2018年CLDS调查问卷中直接问到的“您结婚时的年龄”、“您认为一个家庭通常几个孩子最理想”、 “通常情况下，您是否加班”等问题， 从生育率表征中具有代表性的结婚和生育为维度，采用“初婚年龄”和“生育意愿”作为研究对象，使用Logit模型构建基本回归方程。

四、理论分析

本文采用理性选择理论，对超时劳动对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进行分析。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对人的行动持理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占据了主导的地位，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家理性经济人的假定。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行动者具有自我利益，预期效用的最大化，且具有连贯一致的偏好，因此行动者是工具理性的，在成本-收益计算和战略合理基础上进行决策。

劳动者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劳动市场需要实现的自我利益为用最少的劳动力换取最大的效益。此处的效益不仅包括劳动报酬，还包括兴趣爱好的追求、自我实现的追求、家庭生活的追求等隐性效益。然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收入再分配降低生育率的解释为：“资产阶级支付给雇佣工人的薪水仅限于延长其本人生命，不包含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即为生育后代，在这种处境下如果劳动者希望再生产，一定会影响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存。超时劳动，压低了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获取的劳动报酬，透支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公布的日本劳动环境相关建议中呼吁日本少让劳工超时劳动，可有助于改善生育率低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声称，日本正式员工存在被频繁要求超长时间工作却拿不到加班费的情况，建议日本应高度重视层出不穷的过劳死问题。

基于上述原因，在超时劳动这一恶劣的劳动环境下，劳动者进行生育所需的成本相当惊人，而在生育观念转变的当下，生育带来的益处并不明显。经过成本-收益计算的对比，不难理解劳动者会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育。而具《2019年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只有10.6%的职场人基本不加班，近九成的人都难逃加班命运。其中45.5%的职场人每周加班2到3天，更有24.7%的人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在适龄婚育年龄段中，，90后和95后面临的加班情况最为严重。其中在“每天都加班”的职场人中，年龄越小的群体比例越高，95后所占比例高居榜首，有31.28%的95后在此之列。可见，在当今中国社会超时劳动已成常态，其在适龄婚育人群中的影响尤为严重。

因此，中国社会的劳动者表现出具有连贯一致的偏好，即推迟结婚年龄，生育意愿低。

五、政策设计

本部分将参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这一材料，对新生育政策从政策目标、政策实施主体、政策资源、政策工具及政策预期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政策目标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始终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立足人口基本国情，不断完善生育政策，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要求深化生育政策及人口发展趋势研究，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根据我国人口发展的变化形势，逐步完善生育政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的综合性的大政策

政策实施主体及政策资源

生育政策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政策，其实施主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政府机构，推动社会各界落实政策的实施。提供的政策资源包括财政资源、教育资源、人力资源等各项社会资源，如：在税收、住房方面为需要生养的家庭提供更多优惠，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推动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持续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改进校内教学质量和教育评价，全面开展课后文体活动、社会实践项目和托管服务，推动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衔接，严格规范校外培训；实施妇女儿童健康服务能力建设相关工程，扩大妇幼健康服务供给等等。

政策工具

我国采取的政策工具形式一般为激励和预期，如本次优化生育政策聚焦群众关切，坚持问题导向，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切实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促进家庭和谐幸福。同时，政策工具在法律层面也发挥着作用，先修法，做到今后的行动有法可依，明正言论，其次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以实际行动舒缓民怨，争取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如本次优化生育政策明确将修改《计划生育法》，提出了具有明确针对性的纠偏举措。

政策预估

到2025年，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服务管理制度基本完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显著降低，生育水平适当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人口结构逐步优化，人口素质进一步提升。

到2035年，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更加完善，服务管理机制运转高效，生育水平更加适度，人口结构进一步改善。优生优育、幼有所育服务水平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相适应，家庭发展能力明显提高，人的全面发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