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学》刊载文章看书学理论研究模式的转变—兼论抗战后期书法文化的历史意义

从《书学》刊载文章看书学理论研究模式的转变—兼论抗战后期书法文化的历史意义

王琰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济南市·250399

摘要：抗战后期，沈子善先生以“阐扬中国书学，推进书学教育”为目的创办中国第一个全国性专业书法理论期刊——《书学》杂志，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方式与交流平台，该杂志不仅汇集了不同类型研究者的不同观点，还刊登了部分运用心理学、生理学、西方哲学等新兴学科理论的研究成果，对书学理论研究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转型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抗战后期；《书学》；书学理论；研究模式

引言

书法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瑰宝，正如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所说“华夏文明，绵延无间，要不能不归功于书学也”。然而，自晚清以来，书法文化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保存和重振书法文化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中国书学研究会成立并创办《书学》杂志，致力于在与时俱进中弘扬传统书法文化。为此，该杂志尝试从心理学、生理学、西方哲学等现代学科角度来思考书学，用西方话语、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书学，有利于书学研究理论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使书学研究初具现代学术的特征。

近年来，学界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到《书学》杂志的重要地位，对于《书学》杂志的研究也已取得了一定成果。整体来看，不足之处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专门分析时代变迁背景下近代书学理论研究模式转变的研究仍很薄弱，本文以《书学》杂志的相关文章为主要依据和研究对象，以所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分析和归纳，拟对这一杂志中所见的传统书学研究理论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过程、特点及意义进行研究，以期对当今书法研究理论构建提供借鉴。

一、《书学》杂志简介

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末，在战乱的影响下，众多书法家、篆刻家移居陪都重庆，为《书学》杂志的创办提供了人才保证。在复兴民族思潮文化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的影响下，在抗日形势逐渐明朗和全民建设战后国家的热情高涨之际，汇聚于重庆的以沈尹默、于右任、陈立夫、沈子善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开始全力重振自晚清以来逐渐式微的书法文化，这一行动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1943年4月2日，中国书学研究会成立，该会自成立以来，除进行教育部委托的中小学书法教材教法即写字范本等研究工作外，更致力于以下工作：“（一）加入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举办书展；（二）编印《书学》杂志；（三）筹编“书学研究丛书”；（四）编印“书学专著索引”；（五）编印“书学论文索引”；（六）举行书学专题演讲；（七）搜集并保存沦陷区域有关书学研究之资料及文献；（八）研究并改良书法应用工具；（九）登记并介绍长于书法之人才。”其中，作为新兴的传播方式与广泛的交流平台，《书学》杂志的创办尤为重要。

1943年7月，《书学》杂志正式创刊，该杂志以“阐扬中国书学，推进书法教育”为办刊宗旨。受抗战时期经费紧张、人手不足、印刷困难等因素的限制，该杂志暂定为半年刊。为普及书学兴趣和扩大宣传范围，该杂志“特自三十三年十月一日至三十四年一月底止征求基本订户一万户，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地日报刊登广告，并承该地中国银行予以协助免费代收代汇订费。” 这一举措不仅开启了中国书法刊物发行历史的新纪元，更说明书法文化的复兴越来越引起时人的关注与重视。但遗憾的是，1945年9月，在出版第五期后，《书学》杂志停刊。

《书学》杂志的主编是沈子善、商承祚、朱锦江等三人，为保证和促进杂志的学术水平、编辑水平的提高，他们特地聘请以沈尹默、顾颉刚、宗白华等为代表的61名国内政界、文化界、教育界的知名专家学者担任编辑指导。与之相应的是《书学》杂志对书写经验、书法教育等领域的关注，该杂志收稿的兼收并蓄正如其《编后记》所言“本刊之研究态度，博约并进，故所载文字，新旧俱收，尤注意于与一般人士与学习书法有助之材料，俾收实用之效，其有以专题研究稿件见惠者，更所欢迎。”特别是该杂志大量刊载书学理论文章，不仅为学者们提供展示与交流的平台，更反映了学界最新的研究动向，即书学理论研究模式的转变。

书学理论是指对书法及其相关领域的形而上讨论并进一步形成的理论体系，是在回答书法实践中提出的具体问题时产生的，对阐释书法的文化意义，指导人们进行书法实践，提高人们鉴赏书法作品的能力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国传统书学研究范式均为对书法本身即书法的形式与内容的研究，较少涉及书法的相关领域。然而，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与影响下，如何以西方先进学科角度思考书学，批判运用西方学科理论知识研究书学，并进一步促进书学理论研究模式的现代化，是当时人们思考的主要问题。

二、《书学》杂志所见书学理论研究模式的转变

1943年7月至1945年9月，5期《书学》杂志共发表文章102篇，其中书法理论类文章有11篇，该类文章强调拓展书学研究视野，同时汲取西方学科方法，从心理学、逻辑学、西方哲学等角度对书学作出新的思考，研究范围包括书者性格特征、书写能力、书写速度等当时少有研究的方面，对拓宽书学研究视角、提倡用西方理论话语体系研究书学而言，是有一定价值的，“它填补了中国书法史上专业理论刊物的空白，而且为后来的书法理论刊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照。”

这11篇文章可分为5类：书法心理学类文章有萧孝嵘的《书法心理问题》和高觉敷的《书法心理》，书法逻辑学类文章有陈公哲的《书法矛盾律》和《科学书衡》，书法美学类文章有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朱锦江的《论诗书画的交流》和《论书法与诗画之因缘（续）》，书法哲学类文章有李心庄的《书学与人生》、《书学之天才与工力》，其他类文章有于右任的《标准草书与建国》和向复庵的《从书学中窥见中西文化异同之一斑》，下面将挑选3个代表性类别对这11篇文章中所见书学理论研究模式的转变分别进行论述。

（一）应用心理学理论研究书学

萧孝嵘《书法心理问题》一文从心理学角度对有关书法心理的三种观点做出回应：首先是应用之观点，即在记录一项事件时的写字效率与准确性等必要因素，作者用两手合作能力测量机这一工具，根据三种控制实验之结果得出：“学习时间如过短促，则最初应注意于速度，反之最初应注意于正确性；如望增加速度，以练习大动作为宜，如望增加正确性，则以练习小动作为宜。其次是艺术之观点，主要针对“何人适宜于学习何种字体？”“如何评判字之优劣？”这两个问题展开阐述，认为应“按个别差异之方向，选择所习之字体，则将事半而功倍；应编制评字量表，使学者知所取舍。”最后是察人之观点，即根据书法观察人格品质，通过应用欧洲字形分析学，指出“无论欧洲字形分析学之是否可用，字形至少可以反应书写者当时之心理状态，例如得意时字形趋于大，而失意时而字形趋于小。”。以上问题的提出，不仅表明我国书家开始关注人的个性差异、人格品质与书法技艺的关系，更说明我国书家在接受西方心理学的过程中，开始主动对照并思考我国书学教育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高觉敷《书法心理》一文首先对如何采用简便的方法检查儿童是否具备写字的条件展开回答，他指出赫尔咨堡的绘图测试可以检测儿童的临摹能力，写字笔画的方向可以检测儿童的了解能力，若以上均通过，则可开始练习写字；其次，针对练习写字先写大字还是先写小字这一问题，通过生理学角度的研究得出能写字的儿童不宜专习大字这一结论；最后，他对俞子夷和龚其昌的实验做出了一定评价，他认为俞子夷得出“专习小字者的进步，较专习大字者为速”的研究实验，存在实验手法上不严谨的问题；同时，他认为龚其昌对于小中大组练习进步的测试较为合理，但也存在受试人数较少导致结论缺乏代表性的不足。以上问题的提出，表明我国书家已开始使用实验的方法来揭示书法教育和书法创作的某些特征，更注重使用西方心理学理论为书学教育教学提供新的方法。

（二）应用逻辑学理论研究书学

陈公哲的《书法矛盾律》从逻辑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历代书论辞句中存在诸多矛盾之处，此种论书方式易使初学者难以领悟。随后，他从露锋与藏锋之矛盾、匀和与秾织之矛盾、直与弧之矛盾等二十种矛盾展开叙述。以真书与行草角度之矛盾为例，他以精确的测量法分析笔画的微妙变化，如《兰亭序》中的“静”字，左边“青”部的第一横为廿二度角，第二横为廿五度角，第三横为三十度角，“争”部第一横为十二度角。“同一字中，各横异角，右军之所以胜人处，亦善用角度矛盾之法也”。最后他肯定了书法矛盾律的作用，认为只有通晓书法矛盾律才能进一步讨论书法。虽然文中有些地方表述过于绝对，但该篇文章通过对西方学科理论的应用和西方话语体系的使用，通过分析矛盾语句背后隐藏的不同对象和矛盾规律，有助于初学者正确理解这些观点，避免思路混乱。

另外，他的《科学书衡》对古人以直觉评判古代书法作品提出质疑，认为此种评判标准“皆以个人之几见为之，读者难明所以，不适合今日科学之时代”。因此，他分别制定了真书、行书、草书打分量表用以评判书法作品，共分点书、构字和布章三项，三项中又分为笔锋、四像、章法等十一类。在书法考试或比赛时，以简表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分工负责制，即每位评委专门负责一项，最后将每位评委的分数加起来统计。他认为用以上科学方法来评书，不仅可令社会对书法有一个通用的评判标准，而且通过对习书者各个方面打分，亦能明了其书较之于他人优劣异同之处，进一步明确其改进方向，最重要的是此种评判方法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公平。这一方法较为科学地应用了西方科学理论，以具体化的数字作判定结果，不仅避免了传统评判方式的主观随意性，而且使书法作品评判有据可依、有序可循。

（三）应用西方哲学理论研究书学

李心庄的《书学之天才与工力》首先指出书学最难得的就是有天才，但天才并不是成

功的唯一条件，工力即后天的坚持练习才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接着他以王羲之和智永为例论，“右军智永之成功，即在工力之独到，不可谓其资质之独异”当然，他也以时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李振中及其女儿为例，说明该观点并不绝对，李振中经年累月的练习书法却无丝毫进步，其年仅十四岁从未学习过书法的女儿却能写出水平上乘的好字，虽有一定偶然性，但也可认为“可见工力，有时并不能为役”。同时，他也以他资质和工力俱佳的朋友孙奂仑为例，得出如果只是单纯的依仗资质或工力中的一项，即使可能会偶然获得成功，但却绝不可能在书法上达到登峰造极水平。应用西方哲学理论分析在书法领域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科学的思考所提观点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并能适当具例论证说明，有利于补充传统哲学思维模式的不足，使行文更加严谨、上下文具有较强逻辑性的关系。

同样，他的《书学与人生》也具有较强的逻辑性。文章中他首先对大中小学校学生写字漫不经心的现象做出了严肃的批评，认为这种现象根源在于小学书学教育的崩坏，并对民族文化的危害巨大且深远。其次，他根据相关实验，指出通过书法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精神体力，所谓字如其人，如果为人端庄则其字一定醇正，为人拘谨则其字一定拘小，为人豪迈则其字一定横飞。具体来说，一个人的品性才学、神志气力、学识志行，都能从他的书法中体现出来。为此，他倡导社会各界积极进行书法练习，书法不仅有利于精修勉行者拓宽胸怀、坚定意志、畅旺精神，而且可以达到“浊可变清，俗可变雅，柔化为刚”的效果。这一文章采用科学的方法和直白的语言论述书法与人生的关系，不仅有利于促使人们加强对书法的重视，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书学哲学的研究。

三、近代我国书学理论研究模式转变的评价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近代我国书学理论研究存在一定进步之处：首先是书学理论研究的现代化倾向，这一时期的学者研究范围不止局限于书体形式和内容本身，而是开始进行书法心理学、书法逻辑学、书法美学等书学相关领域的尝试，同时吸收西方学科理论的有益成分，并将其应用于书者性格特征、书写速度、书写能力等方面书法相关研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拓书学研究维度的作用；其次是书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化倾向，这一时期的学者在研究时不再单纯地以述和论为主，而是加入了实验法、比较法、数据分析法、案例说明法等科学方法进行推理论证，不仅使文章论证有据可依、更有说服力，而且有利于增加文章的层次性；最后是书学理论研究的严谨性倾向，这一时期的学者在语言表述上突破了传统书学理论表达较为隐晦的局限，而是在表达上采用直白且清晰的语言，使上下文逻辑清晰、论证严谨，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思辨性。

另一方面，近代我国书学理论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之处：首先是书学理论研究的现代化程度不深，正如萧孝嵘在研究书法心理学时所说“书法包括心理问题甚多，自非本文所能尽述”，如怎样通过心理学推动学校书学教育发展，如何利用心理学吸引学生学习书法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此外，在书法逻辑学、书法美学等研究上也存在研究程度尚浅，研究内容不够深入，研究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其次是书学理论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检验，以高觉敷的《书法心理》为例，该文章所采用的实验存在受试人数过少、分组单一，实验方法不够严谨等问题，使其实验缺乏代表性和普遍性；最后是书学理论研究部分用语过于绝对，以李心庄的《书学与人生》为例，在表达上多次出现“必”“定”“足以”等词，并未考虑到特殊情况的出现，导致其在行文中用词表达上不够严谨。

结语

总之，在抗日战争形势渐趋明朗、全民建设战后国家的热情空前高涨之际，《书学》杂志承担了复兴书学的重任，以近代媒体为传播平台，尽最大可能的宣传书法文化，进一步起到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特别是从《书学》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学者已经开始初步进行书学研究理论模式的现代化探索，不仅开始运用西方学科理论研究书学及其相关领域，还采用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较为严谨直白的语言论证研究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今后书学理论研究范式、内容及方法的确定。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此时的书学理论近代化研究模式尚不成熟，研究程度不深、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检验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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