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思想流变与内涵的教学策略

基于思想流变与内涵的教学策略

丁海霞

驻马店市第二高级中学 河南 驻马店 463000

一、关注思想的境遇与流变，发现思想创新价值，培育批判创新思维

第一，关注思想孕育、产生的历史境遇

新思想孕育在复杂历史因素中，只有明白就里，人们才会真切理解思想的魅力与价值。教学思想史，就需注重思想境遇，多层次、多范围、多角度地认识思想产生的复杂原因及其社会影响。

例如，明清为何会产生承古萌新的思想呢？，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并出现了新的历史转向。”①明朝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以隆庆开海为标志，福建地区的对外开放在漳州月港率先实施，广东地区也开放了澳门和广州，葡萄牙人不仅能在澳门，也可在春秋两季进入广州，比较自由地与中国商人进行商品交易。开放贸易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近海商民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一度风雨飘摇的东南海疆迅速稳定下来。于是对外贸易逐年增加，沿海经济大为发展，闽粤两地由此步入较快发展的黄金时期”。②私人海外贸易力量也迅速崛起。导致白银大规模流入中国，明朝白银货币化，商品经济向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广泛渗透。当时，社会经商之风盛行，也出现了文人经商之风，文人骚客追奇逐异；涌现出许多商业市镇；市民阶层人口大规模增加，市民文化风兴云蔚；社会繁华而腐败，金钱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宰，奢侈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弃儒就贾或者士、商相混，无疑是明代社会风俗史与思想史真实的‘一面相’，在这社会现象的背后，则是代表了士商互动及儒学新的转向”。

这种历史境遇必然孕育出新的思想，正如李宪堂教授分析的那样，“对‘人欲’的肯定，对心态的张扬是这个时代之精神最突出的标志。明清思想还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到：“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②稽文甫先生也指出，在晚明思想解放潮流中，“除古学复兴以外，还另有一个新路向，那就是西学的输入”。“明末西学输入的结果，不仅发展了天算、舆地、音韵等几种专门学问，实在说，当时整个思想变动也未尝不受其影响。中国学者向来所常讲的是道德伦纪，而对于一切名物度数利用厚生之事则不甚留意。”③认识明清思想，就应结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输入及其对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内涵的影响，方能觉解出明清为何有这种思想。当然，也要恰切认识这种思想的历史境遇与实际影响，正如张岱年教授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就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想，欧洲17、18世纪也产生了启蒙思想，但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而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思想观念是历史的有机组成，而且还因为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行动过程中，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思想观念的制约，要在既定的原则和规范下进行，又不断试图进行超越，创造出新的合法性原则。”④认识思想应关注思想家的思想观念。广义的观念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它关注那些在人类社会和历史中发挥作用的“关联性观念”（articulate ideas）和不是那么有关联性的观念。因此，在一方面谈及“关联性观念”时，另一方面用福柯所谓的“未思之物”（the unthought）来代替“无关联性观念”。⑤注重观念就是要重视过去的思想家的观念以及表达这些观念的语言和其他形式，意即既要发掘关联性观念对思想的影响，也要审视“未思之物”的“无关联性观念”对思想孕育的影响，这样才会深度透视思想之意蕴。因此，分析思想既要关注思想家生活的时代背景，也要审视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与思想意图。“在思想的历史上，决定思想进程及其内涵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二是人们的思维方式。”⑥例如，李贽虽被时人视为“异端”人物，但其政治理想仍是上有“英君”、下有“能臣”，即“英君非能臣不使，能臣非英君不事”。其思想既显示出倡导真才实学的新风，也还是没有跳出君主制度的治理框架，只有在辨析思想主张的语境与边界中，学生才会理解思想的复杂性，发现思想组成部分的矛盾与内在联系，这样才会灵活理解这些思想的真义与内涵。

所以，分析思想应关注思想家的情感，让历史成为书写情感的历史，进而形成有“历史化的情感”，学生在习得历史时，既可体悟思想之理性，也应感悟思想之情感，让心灵获得思想品格之滋养。例如，明清之际最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就是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如何认识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就需利用下列史实，结合顾炎武的家事、经历、生活环境、信念、个性与实践来认识，从具体而微中体会到其经世致用思想并非空谈高论，而是有着切身的行为作底色的，进而从思想家做了什么，包括以言行事行为（思想意图）和以言行事效应（思想影响）来考察他的思想内涵，这样从外在境遇与思想家内心认识中看出其复杂的个性特征、吊诡的思想主张和深厚的社会背景，这样，人物的思想就活灵活现，历史的理解也有血有肉，顾炎武的思想也才富有张力。

第二，关注思想的历史流变

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认为，认识思想应“将处于自身时空条件下的思想家定位于整个的思想世界中”，提炼出“思想的宝藏”以展露“过去世界的问题、价值和语境”。①认识思想应关注思想家的思想前提、思想假设、思维方法与思想体系，关注思想与社会、政治、现实及其思想家之间的互动，进而透视出思想的内涵与独特价值。

首先是关注时代思想总貌。关注明清思想，就应总体把握明清思想的新变化。有学者分析出五个新问题：君权的强化和士大夫群体意识的觉醒；象征性权力资本的维护（明朝大礼仪连绵20年，参与人数之众，令现代人感到不可思议）；民本思想的新探索（如强调士农工商四业之民）；华夷之辨的新内容（如顾炎武讨论“亡国”与“亡天下”的关系，他的名言“天下兴忘，匹夫有责”就是一种文化担当）；实学与“虚学”的纷争。②

依据总体面貌具体分析某一思想时，也应关注思想家群体的集体认识。例如，针对天理与人欲关系问题，明清思想家是如何认识“人欲”的？李贽以“真空论”“童心”论掀翻天地，颠倒古今；黄宗羲认为“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王夫之提出了“理欲皆自然”“有欲斯有理”“理存乎欲”的观点，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顾炎武则是在坚持孟子“性无不善”论的同时，强调“性发见乎情”，因而他以现实主义的平常心看待人之常情的个体之欲：“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③这样才会看到一个时代各位思想家的思想观点的内在联系。

其次是关注思想的历史流变。思想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因时应变而形成了思想之流。简言之，就是此思想而完全非彼思想，在领悟思想的流变中感悟到思想的传承与更新。明白一部思想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创新史，彰显历史发展的思想活力。例如，明人思想与宋学有怎样的内在逻辑关系？“儒学号称‘合内外’之学。如果说宋儒只是退守到了‘外’与‘内’的交接处，明人则彻底退向内心，祭起了人生固有的‘一点灵明’（在阳明为良知，在蕺山为‘独体’）这最后的法宝——‘祖宗之法’已成僵死的神物，制度、风俗都已糜烂不堪，只有依靠‘良知’的意志发扬了。

列奥·斯特劳斯认为，“一切的人类思想，而且当然地，一切的哲学思想所关切的都是相同的根本主题或者说是相同的根本问题，因此，在人类知识就其事实与原则两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中，都潜藏着某种不变的结构。……倘若在一切的历史变迁中，那些根本的问题保持不变，那么人类思想就有可能超越其历史局限或把握到某种超越历史的东西。”所以，关注思想流变既要关注思想内在的历史结构，也要觉察思想的变化与超越，这样才会发掘思想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