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诗意表达与人性呈现

诗歌的诗意表达与人性呈现

马永利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116029

摘要：本文以赏析唐代的三首诗为例，分析了在诗文写作中诗意表达与人性之间的关联，由此阐述了诗人的性格、境遇、地位的不同，对呈现出不同诗意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诗歌；诗意 ；人性

语言是文学展示的持久媒介，语言符号是人类思维外化的具体体现，因为文学作品能够充分地反映作者的文化底蕴和思想，因此文学作品的意境表达与人性抒怀密切相关，而诗歌的诗性语言也同样能够以缩略的方式反映诗人的境遇与心理诉求。例如唐诗“咏蝉三绝”虽然都是用比兴寄托的修辞手法托咏蝉抒情怀之作，但是由于诗人性格、境遇、地位的不同，诗境呈现出完全迥异的面貌,呈现出作者不同恶个性特征。

虞世南写的蝉，“垂緌饮清露”，以蝉的触须借喻官宦者的冠缨，以饮清露比喻为官者的高洁，“流响出疏桐”指立于高直挺拔的梧桐之上的蝉的叫声愈响，比喻为官者的声名愈能远播。“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则是作者自喻自己为人品格高洁、为官正直清廉、不倚仗权势地位抬高自己的人格操守，因而被清代施补华称为“清华人语”；骆宾王写的蝉读起来则悲苦得多，“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诗中说“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当然就是在说秋蝉悲鸣，而“南冠”典出《左传》，楚国人琴师钟仪被郑国当做礼物送给晋国，晋侯看到这个囚徒问曰“南冠而絷者谁？” 所以骆宾王用“南冠”写出了自己入狱的状况。“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进一步写出了自己在政治上备受打压的境遇。身陷囹圄、无处申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即使有“白头吟”双关的对家国的“白首不相离”的赤子之心，又有谁肯听肯信呢？所以此诗被称为“患难人语”；李商隐笔下的的蝉则满腹幽怨，“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诗人曾经做幕僚、身为小吏，也清贫到如蝉饮清露吃不饱甚至落魄的状态，他希望故友可以帮衬自己，怎奈故友无视他的穷困潦倒，他因漂泊不定由此想到了陶渊明的诗句“田园将芜归不归？”这反映了他从无人相助到心灰意冷的心绪，此诗被后人称为“牢骚人语”。

三位诗人同样以蝉咏意，为什么诗意意境竟然如此不同？这当然与诗者的性格、境遇、地位的不同相关。虞世南从小性格刚烈，父亲去世、叔叔被抓，他布衣食素直到叔叔返家。在陈、隋两代，他历任秘书郎等职，唐时成为太宗身边的“十八学士”之一，也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因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五绝深得太宗敬重。这样的一种性格加上他一生顺畅的仕途，使他能够保有自己坚持的操守，这其中所遇到的明君也功不可没地成就了他的一世清名，《诗经·大雅》有诗句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自古文人的心目当中梧桐就是高直的象征，虞世南生就一副傲骨，以“流响出疏桐”自喻，所以虞世南笔下之蝉,是清雅华贵之蝉，而其人亦然；而与虞世南相比，骆宾王则命运多舛。骆宾王七岁时即以一首《咏鹅》封神，青年时期应试写的《帝京篇》惊艳文坛，他自以为从此可以生活顺遂、前程似锦，可是因为他“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闻一多语），因此两次入狱、一次被免职，《在狱咏蝉》就写于因上疏论事触怒武后、被以贪赃罪名关入狱中之时。他后来跟随起义军还写下了令武则天都叹服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兵败后不知所踪。骆宾王这样的耿直不羁并没有像虞世南一样得遇明君，虽然此间李元庆给了他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可是清高的他放不下文人固有的架子而丧失了机会。他的才华令人惊叹，他的遭遇令人扼腕，都说大丈夫理应能屈能伸，才能在“露重”时高飞，在“风多”时高唱，然而宁折不弯的性格使骆宾王只能是面对“飞难进、响易沉”的境地，所以一生才如此备受打压，即使有拳拳爱国的情怀也无处倾诉，所以骆宾王笔下之蝉,是绝望呐喊之蝉，而其人亦令人惋惜；比起虞世南和骆宾王的清高与有气节，李商隐好像倒是能屈能伸。李商隐出身清贫，但他屡次表明是唐皇族一脉，但也无人提携，他在科举的路上一再落榜，幸而后来有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的父亲令狐楚的帮助，他才得中进士，但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却做了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和女婿，当时的两个政治帮派的斗争被称为“牛李党争”，而王茂元被视为是“李党”的成员，恰恰令狐楚父子则属于“牛党”，因此，李商隐的行为就被视为是对其有知遇之恩的令狐楚的背叛。依附官宦的结果使他由此卷入了政治争斗的旋涡中，他无法在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导致他参加授官考试复审中被故意除名，从此仕途发展更加不顺，穷困潦倒、郁郁寡欢。《战国策》里面有一个典故：“桃梗谓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吾残，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李商隐以此自喻如随波逐流的木桃小人一样，“薄宦梗犹泛”，倾诉自己辗转各地也只能做个官职卑下的幕僚。他放下自尊和骨气向令狐绹求助，可是对方竟然对他毫不理睬。所以李商隐的清贫自喻中少了气节，多了“徒劳恨费声”、“一树碧无情”的牢骚之语，因此我们说李商隐笔下之蝉，是孤立无援之蝉，其人的境遇也只落得令人同情罢了。

三首咏蝉诗，各有千秋，由于诗人性格、境遇、地位的不同，而使三首诗分别呈现出了不同的诗意，蝉如其人，诗如其人。虞世南性情刚直、直言勇谏，当然能得遇明君是他的幸运，使得他仕途顺遂、功成名就，也成就了他“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自信与自持；骆宾王也耿直不阿，但他个性过于张扬，他的成功与失败都深深地打上了性格的烙印，连他反对的武则天在读了他的《讨武曌檄》后也感慨：“此人不用，宰相狄公之过也”。试想他若肯收敛不羁的个性，或许应该也会有大好前程，然而对武则天都敢发文怒骂的他，当然绝对不可能依附权贵，所以当他落魄之时，即使唐太宗同父异母的弟弟向他示好，也不能使他低眉折腰事权贵，这是他的孤傲，也是他的行事风格，虽然他宦海沉浮、晚年踪迹全无，但却留下了气节高尚的传世美誉；李商隐在为官之时力求左右逢源，在落魄之时委曲求全，也肯放下身段向故旧求援，奈何官场派系争斗是无情的，令狐绹对他的求助默然不应，使他满腹幽怨，落得个清苦无助、令人同情的地步。古诗词自《诗经》开始，用托物言志的手法来揭示作品的主题或表达诗文作者的情感，这种常见的表现手法借物抒怀、表现自己的思想和志向，由此能够较深刻地揭示作者的思想性格，使读者在品读诗意之时更能洞见作者的人性。

参考文献：

1.周振甫，《诗经译注》.上海: 中华书局，2002

2.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周汝昌，周振甫，霍松林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作者：马永利，女，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