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春色关不住—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情色叙事研究

“宋元”春色关不住—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情色叙事研究

殷露榕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610100

摘要：情色与文学的二元共生关系是一个一直存在着的现象，探究文学作品中的情色叙事，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探析文学作品的主旨内涵，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窥探人类自身的精神意识以及相应的时代风气。因此，本文围绕程毅中先生的《宋元小说家话本集》，梳理分析了话本小说中出现的情色叙事，旨在进一步解读话本小说的文学内涵，以及更加全面地了解宋元的社会风气。

关键词：宋元话本 情色叙事

引言：

宋元时期，一方面，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情色仍是较为禁忌的话题，加之程朱理学兴起，儒学大肆宣扬“存天理，灭人欲”，人们对情色话题仍主要持回避态度；但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丰富，

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日益提高，值此背景下，勾栏瓦舍以及话本说书等文化娱乐行业得到了大力发展，书会才人在创作时考虑到受众的“媚俗”心理，就像康正果所说的，常“从满足市井听众好奇猎艳的趣味到迎合他们的庸见，直到喂养他们粗俗的正义感”，因而出现了不少情色叙事内容，其文笔之生动已初具审美价值，相关创作主旨也往往带有警戒世人的意图，反映出不少时代的风气与观念。

性爱情色本是人类社会一大永恒话题，但是，国人潜意识里的“谈性色变”使得我们迟迟难以客观面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尝试着研究了近现代作品中的情色叙事，然而，在古典文学的宝库中，其实也早已出现了不少这一主题的书写刻画，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学内涵等待我们进行挖掘。本文围绕着程毅中先生的《宋元小说家话本集》进行讨论，对其中的情色故事及叙事内容进行了分析，旨在从相关话本数目、叙事特点、话本主题、叙事角色以及叙事空间等几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析，以期深入解读文本的同时，进一步窥探宋元时期的社会风尚及审美趣味。

一、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情色叙事概况

在本文中，笔者围绕程毅中先生的《宋元小说家话本集》，整合梳理了40篇作品中包含情色叙事的内容，大致情况如下：

首先在数量上，程毅中先生收录的40篇话本小说中，绝大多数作品均有涉及男女情爱，但在提及情色之事时，多以简短、含糊的表达带过，尽管如此，40篇话本中仍有15篇包含明确的情色叙事表达，分别为：《红白蜘蛛》（《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洛阳三怪记》、《西湖三塔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定山三怪》、《错认尸》、《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碾玉观音》、《风月瑞仙亭》、《张生彩鸾灯传》、《宋四公大闹禁魂张》、《金鳗记》、《勘靴儿》、《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及《刎颈鸳鸯会》，可见宋元时期的文学作品已初现情色叙事的规模，且数量较为可观；其次，关于话本中情色叙事的细节刻画，在上述15篇话本中，大多数作品常以“当即做了夫妻”、“枕席之欢”、“上床云雨”等套话草草带过，但《红白蜘蛛》、《勘靴儿》、《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洛阳三怪》、《错认尸》等几篇话本大胆地对性爱之事进行了描写，从语言、动作、乃至心理等几方面对男女的鱼水之欢进行了细腻描写和生动比喻；最后，虽是写风月之事，但这些情色叙事的主题，实则大多围绕着“情欲节制”的讨论而展开，尽管存在如《风月瑞仙亭》等话本对男女自由恋爱的传颂，但更多的话本则带有警戒世人克制淫欲的教化意图。

简而言之，宋元话本小说中已出现不小规模的情色叙事，且从文学角度进行赏析已初具一定审美意义，然而在儒家礼教大力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风气下，诸多露骨大胆的情色叙事实际仍是为了教化民众节制情欲而创作。

二、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情色叙事角色

谈及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情色叙事主题，则不得不重视话本中的情色叙事角色，作者将上述15篇话本进行了情色叙事主题上的大致分类，并依次理出每一处情色叙事所涉及的角色类型，汇成了如下表格：

笔者认为，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情色叙事主题大致可分为以上五个类别，其中相较于最后两个主题，有关“偷情苟合”、“沉迷淫欲”和“私定终身”三个主题的话本故事数量更多，情色叙事的篇幅更长，情色叙事的情节更为详细，情色叙事的功能在情节的发展中也更为重要，故从叙事角色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挖掘以上三个主题的内涵。

首先，对比不同主题所涉及的角色类型我们可以得知：“偷情苟合”类情色故事的角色类型多呈“下人——妻妾”的特点，举例说明，无论是董小二还是安禄山和孙神通，较之于情色叙事中的女方，社会地位都是较低的，在这类故事中，女方往往是商贾人家或者官宦贵族的已婚妇女，但她们自身的身份地位似乎并未因为嫁入夫家而得到真正提升，因而在选择偷情对象时，也较难找到地位相当的男子进行苟合。以《错认尸》为例，小妾周氏因乔俊的行商身份，常常处于独居状态，久而久之对雇佣的工人董小二起了心思，说来周氏出身也十分低微，但在与董小二苟合的过程中却是以雇主女主人的身份进行偷情的；《勘靴儿》中的韩夫人与孙神通，以及《定山三怪》中提及的杨贵妃与安禄山都有这一特点，身处后宫的夫人贵妃，偷情时也并不敢明目张胆选择与丈夫地位相当的男子，一个最后发现偷情的“二郎神”乃孙神通伪装时也仅是感到短暂惶恐，而另一个更是直接选择了一个胡儿进行苟合。

其次，根据情色叙事的角色类型可以看出，为加强警戒世人的作用，“人与精怪”这一角色类型几乎全部被安置于“沉迷淫欲”这一主题中。在这一叙事角色类型中，作者往往不惜笔墨刻画女子相貌的艳美，如《西湖三塔记》中对白娘子的外貌描写：“绿云堆发，白雪凝肤。眼横秋水之波，眉插春山之黛。桃萼淡妆红脸，樱珠轻点绛唇。步鞋衬小小全莲，玉指露纤纤春笋”，将白娘子的秀发、肌肤、眉眼等细节刻画得迷人生动，加强读者视觉美感冲击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经典的精怪美人形象，直至今日，白娘子这一角色仍常常出现在各类文艺作品中。不仅如此，作者对此类角色类型的情色叙事也更为露骨大胆，情色叙事的浓烈夸张与故事的主题形成鲜明对比，满足读者审美趣味的同时，也更加增强了话本教化世人切忌沉迷美色淫欲的作用。

最后，就情色叙事中不同主题与角色类型所触发的结局而言，“偷情苟合”与“沉迷淫欲”的故事中，情色叙事双方结局多负面凄凉，而“私定终身”主题所涉及的相关人物则多迎来了较为圆满的结局。此中褒贬可见一二，也反映出时代中的社会观念——对“偷情苟合”与“沉迷淫欲”等风气的批判与警戒。此外，对青年男女追求情爱，话本则表现出了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父母对子女的专制仍然不断得到加强，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南宋时期，至少在江浙一带的城市中，终于出现了男女青年亲自相亲的新气象。虽然只是短暂的一晤，毕竟撕裂了‘父母之命’传统帷幕的一角”，可以看出，青年男女开始萌芽出自由恋爱的气息，因此在话本中也出现了不少为爱争取，私定终身的故事。以《风月瑞仙亭》、《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为例，私定终身的两对青年男女在故事中都表现出了对爱情的积极勇敢，周胜仙和卓文君的爱情虽迎来了不同的结局，但总的来说都是受世人所称赞的，此中坎坷折射出的并不主要是对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矛盾，反而是进一步反映出了时代中“嫁娶论财”、“重科举得意之进士”的风气，无论是周胜仙还是卓文君的父亲，在对女儿自己选择的配偶提出反对时，主要原因都是因为瞧不起男方的出身与家财，卓文君父亲在司马相如为官后的态度转变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三、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情色叙事空间

从上述文本来看，情色空间由于其禁忌性，对私密要求较高，以酒楼妓院和私宅卧室最具有代表性。

（一）酒楼妓院

宋元时期娼妓业发达，北宋时期东京有“色海”之艳称，青楼妓馆、茶肆酒店等公共场所便是最寻常的情色空间；罗烨《醉翁谈录》中记载：“平康里者，乃东京诸妓所居之地也。自城北门而入，东回三曲。妓中最胜者，多在南曲。”此处有关平康里的描述，多借用唐代《北里志》中的语句，但也反映出东京娼妓聚居地的大致情景；此外，《东京梦华录》共有十余处直接提及“妓馆”，如曲院街，“向西去皆妓女馆舍，都人谓之‘院街’”。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元时期出现了许多行商，他们常年在外旅居往来贸易，与漂泊在外的游子书生有许多相似之处——内心空虚、深感自我迷失，因而往往将自我流放于感官刺激的漩涡，把酒楼妓院当做填补内心、慰藉孤寂的救命稻草。然而，与穷苦书生略有不同的是，行商们往往更为富裕，因此他们在烟花巷柳之地建立起的情色空间也更为稳定长久，故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出现了不少以行商——妓女为叙事对象的作品。《错认尸》中的杭州商人乔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乔俊在东京上厅行首沈瑞莲家寄宿两年之久，以高昂的价钱来兑取“市妓”情色空间的稳定舒适，这与唐传奇《李娃传》中的荥阳公子十分相似，然而在金钱散尽后，乔俊也被老鸨逐出了青楼。在此，青楼这一空间也不同于旅店客栈等地对于乔俊这些个外出者的意义，外出者只是把旅店当做旅途中休憩的临时驿站，因而此类空间多弥漫乡愁之痛与漂泊之苦，可青楼妓院等情色空间却让寄居的旅客乐不思蜀，以至于迷失了外出的目标，只能等候灾厄的降临，在《错认尸》故事的结尾，流连于青楼的乔俊回到家中才发现妻妾女儿都已丧身囹圄，因此悲痛地跳桥自尽，落得个凄惨结局。

（二）私宅卧室

“宋代城市数量不断增多。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丰富促进了民居建筑的多样化。前代所行的里坊制逐渐废弛，代之而起的是管制较为松动的街巷民居”，“居住风俗的奢侈性特征也十分突出”，在此背景下，宋代市民的居住空间得以扩充，管理也较为松散，尤其是商贾、官宦等大户人家，兴修别院，居室颇多都是常有的事，加之家中妻妾较多，偷情外遇之事也不在少数，而更多独立的居室和繁华喧嚣的市井背景则为女子们偷情提供了更为便捷的空间条件。

一方面，宋元话本小说在叙述商人情色故事的时候，往往也将目光投注到他们的妻女身上，商人在外风流贪欢之际，其妻女们也暗地里进行着私密的情色活动，对她们而言，情色空间往往就是自家的居室或后院。以《错认尸》中的小妾周氏为例：因丈夫乔俊外出经商长久不归，周氏便对佣工董小二心生爱慕，二人最终突破了主仆身份的界限，苟合成奸。在这个过程中，别院的卧室成为了二人的情色空间，安全又隐蔽，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然而世上本就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的情色空间最终在高氏的干涉下随即瓦解。另一方面，官宦贵族的妻妾也面临着相似境遇，《勘靴儿》中不受皇恩的韩夫人，在杨太尉家中养病之际，与假扮二郎神的孙神通苟合通奸，太尉家的“一宅分为两院”则直接为韩夫人偷情提供了便利的空间条件，如原文所说，若不是因为杨太尉顾虑韩夫人乃“是内家内人，早晚愈加堤防”，恐怕二人的奸情还会持续更长时间。

除开酒楼妓院和私宅卧室之外，在部分话本故事中，基于特殊的情节际遇，亭子、花园乃至寺庙、后院等，均在话本中建构起了独特的情色空间，由于篇幅原因本文不再一一赘述。

此外，宋元话本小说中呈现出的情色空间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叙事角色的社会存在空间（即社会地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情色叙事的空间差异。正如夏明宇老师在《宋元话本小说的空间书写》中所说：

小说家对地位较高的商人及其妻妾等人的情色空间着墨较多，而对于地位较低的商人女儿们的情色空间多一笔带过。商人后院中涉世不深的女孩，怀着对情爱的好奇、向往、恐惧等各种复杂的情愫，在受到与她朝夕相处的异性的攻击时，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甚至失身，她们丧失了情色空间建构的能动性，任凭家里佣工的摆布。

这些无良的佣工在主家“一年长工，二年家公，三年太公”，掌控了情色空间的建构权力。无独有偶，《金鳗记》中的佣工周三与雇主女儿庆奴的情色叙事也反映了该特点：少女与佣工的情色叙事多呈现出局促、紧张的特点，情色空间也模糊含混，呈临时性与碎片化，某种程度上也与他们的卑微社会身份暗相契合。

总之，话本小说中的情色叙事及其空间建构，好比宋元时代风气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时人的精神原色与审美趣味。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情色空间书写，也对后代世情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沾溉了《金瓶梅》等长篇章回小说的情色空间建构。

小结

理性客观地直面情色话题，是为了深入了解人类存在本身，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情色叙事，与其他文学课题一样颇具研究价值，是我们挖掘文学作品、窥探时代风气的宝贵材料。

一方面，宋朝重文轻武，享乐风气弥漫，在这样的世风熏染下，上至帝王丞相，下至街坊游民，甚至寺庙僧侣，情色活动在社会各阶层中暗流涌动。另一方面，在繁荣的商品经济发展下，城市文化得以孕育，娱乐行业得以发展，话本小说家们创作出的种种话本，其包含的情色叙事既是迎合了时代的需求，又反映出了时代的面貌。然而，在此背景下，情色叙事的出现及发展，也并不意味着同时期人们的思想精神得以启蒙，相反，恰好是基于教化专制的背景下，才使得话本小说中的情色叙事得以创作发展。除此之外，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情色叙事所折射出的部分内容，如男女自由恋爱的萌芽，以及对淫欲、纵欲的批判思想等，仍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关于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情色叙事研究，可探究的内容还十分丰富，本文仅是抓住15篇包含明确情色叙事描写的话本进行了初步探讨，其余文本中所涉及的情色叙事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此外，就本文讨论的几个内容而言，可进行理论挖掘与史料文本对照的内容仍有不少，在此笔者仅是完成了初步尝试，还有许多空间可进一步探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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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正果：《重审风月鉴——性与中国古代文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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