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诗人朱琦作品风格研究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3-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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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诗人朱琦作品风格研究

焦健

(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桂林 541001)

摘要:朱琦是广西诗人朱凤森的儿子,作为国家进士常年上述论改,直言不讳,与吕璜等人并称“岭西五大家”,同时也有“杉湖十子”的美誉,著有《三管英灵集》、《倚云楼诗》等等诗歌文学作品。本文中探讨了广西诗人朱琦作品的诗歌文学创作风格,感受其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与政治抱负。

关键词:政治抱负;历史题材;全景式表现;事中写人

朱琦出身显赫世家,父亲是广西诗人文学家朱凤森,所以朱琦从小深受父亲影响,在诗歌创作方面颇有天赋,早年就获得较高成就,创作过《怡志堂诗集序》。他的诗歌创作风格雄浑,自成体势。当然,纵观朱琦整个诗歌文学创作生涯,他也经历过几次较大变化,学习借鉴了不同前辈大家的创作风格。例如朱琦早期学习白居易,中后期学习李白、杜甫、苏轼等等大家,这些都表达了朱琦本身是善于学习的,且对诗歌文学前辈充满崇敬[1]

一、政治、历史、社会情怀浓重

朱琦虽然取法多家,但他并非是田园风景诗人,对于风花雪月始终兴趣不大,心中充满了浓重的政治、历史与社会情怀,所以他的诗歌作品中表达历史与社会的内容很多。究其原因,朱琦出身于文学名门世家,父亲为官,所以他从小就深受官宦教育熏陶,所创作出的文学诗歌作品中也拥有着极为强烈的政治历史色彩,所表现的社会内容范畴相当之宽广[2]

在朱琦的大量诗歌文学作品中,如《咏古》、《长坂瞻关坡遗迹》等等都是为清朝歌功颂德的。而在《平台湾》、《平青海》等作品中,则描述了清朝开国之初所展开的各种战争,总体来讲朱琦作品是为清朝唱赞歌的,即便是在某些历史题材作品中,朱琦也借古论今,在文学创作风格上追求古今对比,其中不但有赞颂,也有批评。例如在他的《偶述》中,对于清代历史政治的看法表达就相当直接鲜明。在诗歌作品中,朱琦将落脚点放在了古代政治上,深入讨论了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和君臣关系,整体创作风格更像是一部中国古代人才制度史。当然,在朱琦作品中较难看到他表现一种兴亡之感,这与传统诗人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朱琦的思维更多着眼于文学本身,是从平民视角来展开文学创作。例如当清朝政治变化、出现好政策时,朱琦会通过诗歌表达一种欢欣鼓舞的情绪;如果清朝政治社会出现弊端时,朱琦则会给予无情抨击,表达一种深深忧虑。举例来说,在朱琦的《绣山尊人宰瓢城有惠政作瓢城吏歌美之》中,诗人所表达出的喜悦与赞颂之情溢于言表,整首诗歌的风格情绪都是积极向上的。朱琦喜就喜在朝廷当时有恩惠政策,城市中有好人管理,这对于黎民百姓而言是福祉,所以朱琦选择大唱赞歌。从诗歌作品创作风格来看,朱琦的感情取向是相当明朗的,他拥有极为深厚的政治情怀,且愿意向名家学习,这说明他在文学造诣上也追求高尚境界。再举例子,朱琦一生学杜,他也将杜甫的诗歌风格运用于清代当时的社会光景中。由于朱琦生活在各种剧烈矛盾相互交织的时代,所以他的文学诗歌创作也希望突出某一种“史诗风格”。即在刻画社会兴衰治乱大背景下,他的记录更加鲜活生动,这一点在《漯安河》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创作该诗歌作品时,朱琦恰好处于北上途中,所以他将漯河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朱琦所记录的并非是山水风光,而是风土人情。例如所到之处朝廷达官显贵并不体恤民情,奢侈享受、铺张浪费的行为比比皆是。在诗歌中,“我行至漯河,夹道闻传呼。”的诗句描写非常绘声绘色,直接渲染加强了现场感。这一句朱琦就在告诉人们,我所见所闻并非道听途说,而是亲眼目睹、亲耳所闻,所以这样的诗歌文学创作是相当真实的,直接震慑人心[3]

同理,在朱琦的《感事》中,对于当时鸦片输入中国后所造成的空前灾难描写也是惟妙惟肖。朱琦的这种实录记载的文学创作风格十分独特,是当时广西诗人群体中所不多见的,所以说朱琦的诗歌文学作品是具备“史诗”特征的,文学价值相当之高。从朱琦的创作动机来看,依然还是写事,但是整体文风风格不拘一格,在全景反映、表现鸦片战争过程中也对某些关键的人或事物进行了着墨表现,例如在《老兵叹》中就是如此。

《老兵叹》中所刻画的是台湾保卫战情景,其中朱琦依然运用到了全景式描述手法,在描述战争同时也加入了悲喜交加情感,旨在希望令自己的诗歌文学作品更有史实参考价值。而对于战争的个人看法朱琦也有表现,由此就能总结朱琦对于当时社会历史事件描绘刻画的两个突出特征:首先一点,朱琦在诗歌文学创作过程中注重事实,当然也突出对人物进行描写刻画。即在褒贬人物过程中,也希望为人物立传,其目的也是为了加重人物描写色彩;再一点,朱琦创作重历史,且寄予强烈情感内涵在其中,这也是朱琦诗歌创作的个性点之一[4]

二、注重写人、塑造典型

朱琦诗歌创作注重描绘渲染历史事件,但他在重事同时也希望更多写人,借此契机对人物形象进行褒贬评价。在作品中,朱琦愿意树立核心正面人物或者反面人物,且对人物的描写并非是轻描淡写,而是浓墨重彩,比较典型的范例就包括了《感事》、《全州书事》、《老兵叹》等等。在《全州书事》中,虽然诗题看来是写事,但实际上作品前半部分着重写人,即描写太平军到处草菅人命的事实。而在作品的后半部分,朱琦则重点着墨描写了英雄人物——蒋玉山。他挺身而出、英勇杀敌,是值得后人赞颂的英雄人物。

可以看出,朱琦是希望塑造典型人物来形成典型创作结构的,即在事中写人,最大限度影响作品结构,这种“事——人”结构相当有特色,再次体现了朱琦浓重的家国政治、历史情怀[5]

总结:

    朱琦作为广西诗人出身显赫,从小深受父母影响,接受优质教育,所以他的诗歌文学创作内蕴深沉广播,且在把握诗歌文学艺术方面情感丰富。而实际上,朱琦更关心国家大事,心胸开阔,具有大家风范,这种文学情怀是非常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1]叶官谋. 论清末壮族诗人黄焕中的现实主义诗歌[J]. 河池学院学报,2022,42(5):1-8.

[2] 刘儒. 浅谈《诗经》战争诗中蕴含的思政教育意义[J]. 赢未来,2022(8):204-206.

[3] 陈显锋. 论宋山水诗地域意识的四重性 ——以南宋山水诗为例[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3(2):159-166.

[4] 张金,陈亮. 清代中后期台湾诗人的离骚情怀探析[J]. 语文学刊,2021,41(4):60-68.

[5] 王小莹. 论陈昌齐的诗歌主张[J]. 散文百家,2021(10):71-72.

作者简介:

焦健(1980.9- ),男,汉族,广西桂林人,硕士,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