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君本思想中的民本思想

楚国君本思想中的民本思想

李汇洲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邮编：430077

　　从远古时代起，人类就产生了对天神的信仰。这种天神信仰发展到商代便达到了极点。物及必反，随着商王朝的灭亡，“上帝”、“天命”决定一切的神本思想，亦随之发生动摇。西周宣扬“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本思想，也在历史和现实的巨变面前发生了改变。“天命靡常”（《诗·大雅·文王》），希望“能乞天永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尚书·召诰》）。于是，代之而起的是周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西周中后期之际，国人暴动，打破了周人的“天”、“民”并重的观念，人本思想急剧上升，从而逐步进入了“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人本”思想境界。《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八个字已将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意义深刻地提示了出来。西周的君本思想虽然以君为出发点，站在君的角度强调爱民，以君的利益为价值尺度，然而，毕竟勤政爱民是其主要内容。春秋继承了西周爱民这一思想精华，使它成为民本思想的养料。就资料所见，荆楚地区最早出现这种民本思想。

楚武王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随国大夫季梁明确提出“民本”思想，他指出：“夫民，神之主也。”第一次把民的位置提到了神的前面。这一论述在人本取代神本的转变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季梁认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主张国君应“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有忠信才算有了所谓的“道”。他还进一步指出：民不一心则鬼神乏主，君主祀祭独丰也不可能得福。只有使全国牲畜藩滋，民力普存，年丰民和，“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左传·桓公六年》）季梁这一民本思想不仅在荆楚地区，即使在上古中国也是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的。这是重视民众的思想，是对殷周时代的民本思想的继承，但又有所发展。

《鬻子》云：“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鬻子》的“信民”主张，是对统治者的一种最高的要求。百姓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执政者要主动满足百姓的需求，统治者在一般情况下，是做不到的。《鬻子》这一民本思想，只是一种政治理想。《鬻子》一书提出了在官吏选拔时尊重民意，顺从民心的政治主张。《鬻子》说：“王者取吏，必使民唱，然后和。”要求君王在选拔人才时，在决策时，将民意放在首要位置加以考虑。对此，《鬻子》还有进一步的论述：“明主选吏焉，必使民兴焉。士民兴之，明上举之；士民苦之，明主去之。”强调君王选吏要充分考虑民意，以士民的好恶为取吏的标准，而非以君王的好恶为标准，由此，我们感觉到了《鬻子》中已具有了“还政于民”的思想和“民选”的意识。楚武王夫人邓曼也明确提出“君抚小民以信”的主张。

子文治楚时期，率先提出了“从政者以庇民”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在人民贫困的情况下，统治者“取富”（即巧取豪夺）就是取“死”，“逃富”就是“逃死”，言简意赅地表达了统治者与人民的利害关系。因此他提出“庇民”“恤民”的主张。子文思想的独到之处就是将“庇民”作为“从政者”的基本要求和神圣职责提了出来的。

《老子》云：“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将下贱之民、民心、民意作为执政之本，使执政理念实现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

黄老道家还从“推天地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出发，以天地自然推及人事，提出了“因民”的政治主张。《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文子·自然》说：“因民所欲，乘民之力，为之去残除害。”《文子·上义》也说：“故圣人因民之所喜以劝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奸。”《黄帝帛书·十大经立命》云：“吾畏天、爱地、亲民。”屈原把“民生各有所乐”作为其美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深忧百姓生活艰难，在《离骚》中发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慨叹。其爱民思想融入其生命之中。楚庄王十分关心国计民生，并把“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作为基本国策。

因此，楚地民本思想，可归纳为信民、爱民、因民、富民等治国理念。

楚国历代君主实施了一系列的民本措施。

　　抚民，息民，取信于民，节约民力都是民本思想之具体体现。楚国一些政治家，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较好的做到了这一点。比如，楚庄王准备修一座瓠居台，标准是“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过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希。”就很好地体现了爱惜民力的思想。

子文主张“从政者以庇民”，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样做的。子文三任令尹，“廉其爵，贫其身”，家中没有积蓄，连妻子也过着俭朴的生活，甚至到了“面有饥色”的地步。成王听说后，很是过意不去，于是每次在朝上给子文预备干肉一束，干粮一筐。成王每天如此有些夸张，但也正足见子文之廉洁。其执政措施与日常生活都同他的政治思想主张相吻合。文献记载令尹子文对民众的态度几乎达到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程度。《国语·楚语上》记楚庄王云：“夫君国者，将民与之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楚臣之民本思想，使楚国产生了如子文一类的以“为政庇民”为已任的官员。他们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力的自己的政治地位，对民众不敢轻易得罪，往往为官一生，谨慎一生。因而得到民众的爱戴，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推崇。

楚庄王时，令尹孙叔敖的“士民”观也体现了这种民本思想。在孙叔敖那个时代，处官久者易遭士人妒忌；俸禄丰厚易受人民的怨恨；地位尊贵易被国君猜忌。孙叔敖为令尹虽有处官久、俸禄厚、地位尊三种情况而不得罪楚之士民。时人缯岳封人就此请教孙叔敖，孙叔敖说：“吾爵益高而心愈卑，每增禄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礼愈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之士民也。”孙叔敖的为官之道中不得罪于“民”，就是他的民本主义思想。　　

大国争霸，实际上是一种综合国力的较量，而且民的支持至关重要。因此，楚庄王十分关心国计民生，并把“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作为基本国策。

楚庄王在征服庸人以后，经常以“民生之不易”来训导国人，教育国人发扬先君艰苦奋斗精神，告诫官吏“民生之勤，勤则不匮”，要努力发展生产。庄王出征，一般相机而动，不与农事冲突，因而接连破陈入郑，而民众并无太多的厌倦，因而战斗力极强。平常，庄王很注意体察民情，抚恤人民。有一次，天降大雪，楚庄王穿着裘皮大衣仍然感到寒冷，他想到百姓宾客可能更冷，马上派人巡察国都加以救济。国人非常感激。战时亦关怀、体恤士兵。楚军攻打萧国，时逢冬寒，士兵寒冷，庄王巡视三军，慰问并勉励士兵，士兵很受感动，克服困难，努力攻打萧国。庄王直到临终前，还嘱咐其子及大臣“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即要关心民众体恤士卒。

    楚平王时，鉴于灵王“失民”的教训，即位伊始，就开始“施舍、宽民”（左传·昭公十三年）。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平王并未同意。平王说：“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州来在吴，犹在楚也。子姑待之。”（左传·昭公十三年）。接着平王又在楚国的西部和东部实行“息民”政策。《左传·昭公十年》载：楚平王“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先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平王初年以道家文子为臣，其“息民”政策，当受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但平王没有将“息民”、“抚民”政策贯彻始终。

    沈尹戍的侍者曾对沈尹戍说：“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谓抚之矣。”沈尹戍则说：“吾闻抚民者，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而无寇仇。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非抚之也。”（《左传·昭公十九年》）可见抚民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在平静富裕的生活中。

楚宣王在位三十年，魏与齐、秦一直处于尖锐状态，时常发生战争，楚人采用“休楚”政策，虽有强大的实力，从不主动出击一度势气旺盛的魏国，而是利用魏与齐、秦的矛盾，与民休息，开拓东、西部疆土。同时，亦加强北部边防，坐收渔利，保存实力。这既是一种策略，也体现出了宣王的民本思想。

在祭祀活动中，楚国上层统治者坚持“正祀”，反对“淫祀”。在从西周到春秋北方各国祭祀活动不断升级祭品不断加码的情况下，楚国提倡祭祀只“求备物，不求丰大”、“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齐肃以承之”的主张，意在节省百姓大量的人力物力，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劳动。这种做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楚国的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