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屋》——一个族裔少年的成长

《圆屋》——一个族裔少年的成长

张雪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250000

摘要：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是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二次大潮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得奖最多且声望最高的印第安女作家之一。到目前为止，她共创作了17部长篇小说，多与印第安族裔生活有关。《圆屋》是厄德里克的第14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13岁的印第安男孩乔在为母亲被强奸案伸张正义的过程中获得成长的故事。本文从成长主题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小主人公乔作为族裔少年所面临的成长困境，探讨他对族裔身份的认知和确立过程以及他的成长模式。

关键词：《圆屋》；路易斯·厄德里克；印第安人；族裔身份；成长

1引言

《圆屋》是厄德里克的第14部长篇小说，于2012年出版，和《鸽灾》与《拉罗斯》一起，称为“正义三部曲”。与以往的多人叙述模式不同，《圆屋》全书用第一人称叙述，由13岁的小主人公乔讲述故事。这本书描写的是1988年在北达科他保留地的圆屋附近发生的一起强奸案，受害者是乔的母亲——杰拉尔丁，犯罪嫌疑人是白人林登。在缺乏公平正义的保留地上，13岁的印第安男孩乔在为母亲被强奸案伸张正义的过程中获得了成长。本文将从成长主题入手，分析作为族裔少年的小主人公乔所面临的成长困境，探讨他对族裔身份的认知和确立过程以及他的成长模式。

2美国族裔少年的成长困境

《圆屋》这部小说的成长主题反映了族裔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与白人青少年相比，少数族裔青少年的自我认识多了一种种族身份问题”[1]。对于美国印第安裔青少年来说，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与白人青少年拥有共同的难题的同时，还面临着一种特殊的烦恼，即对文化身份的困惑。小主人公乔在受到主流文化的入侵导致的文化冲突的同时，还面临着种族歧视和法律不公带来的困扰。

2.1文化冲突：主流文化的冲击

《圆屋》这部小说向读者展示了族裔青少年在两种文化之间迷茫的真实局面。对于大多数的美国本土裔青年来说，文化冲突是共同的现实，因为“边缘人是注定要生活在两个社会和两种不仅不同而且对立的文化中的”[2]。文化环境影响个体维持社会关系的方式和对国家、民族或者部落的文化认同，美国白人否定印第安人的文化，认为他们的文化是低级的，同时也把他们称为野蛮人，在白人文化的冲击下，美国本土裔青年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他们想成为主流文化群体之中一员的欲望也变得强烈。

印第安人生活在主流文化和印第安文化混杂的环境中，并且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用主流文化中他者的眼光来评判自己。在《圆屋》中，乔在医院时反抗了嘲讽他的白人，乔的观念已经受到了主流文化的影响，因为他用白人对于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来评价自己的族人。

主流文化的冲击也体现在语言学习方面，印第安人在白人同化政策的影响下学起了英语，乔每学会一个英文单词都会受到父亲的夸奖和鼓励。厄德里克也表示过对印第安语言失传和流失的担忧，“我只能听懂只言片语，这让我强烈而深刻地感觉到失去了什么”[3]，厄德里克正是当代很多印第安人的真实写照，他们学习说英语，而对自己的本族语言了解甚少。印第安有很多个部落，每个部落的语言也有所差异，原来有几百种语言，但是有研究表明“预计到2060年，美国境内的印第安语将锐减到20种”[4]。

同时，白人也对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进行了干预。在《圆屋》中，联邦政府派来特拉维斯神父对当地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以及专门针对青少年的青年邂逅基督组织也是为了让印第安人昄依基督教而成立的，组织里的传教士们给印第安青年发放印有圣心图案的短袖，教给他们唱颂歌，吸引他们成为基督信徒的一员。

文化身份困惑、双重意识、在同化政策下接受白人文化，比如受到白人语言和宗教信仰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小主人公乔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文化困惑。

2.2种族歧视：印第安人的边缘地位

虽然对美国印第安人进行暴行的时代已经过去，比如在西部大开发时期对他们进行大肆屠杀，还有之后的私刑事件等，但是在以1988年为写作背景的《圆屋》中，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歧视仍然普遍存在，“美国历史上迄今遭受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少数民族集团是非裔人、拉美裔人、亚裔人和印第安人”[5]。与处于主流地位的美国白人相比，他们是边缘人物。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们处处遭到白人的排挤；在经济发展上，美国印第安人的就业率低，失业率高，平均工资也低于白人；在政治地位上，他们作为“未开化的公民”被排除于一切政治权利之外，甚至被认为不适合获得公民权。同样，他们的声音也被压制，“高加索人的书面材料记录了外部压力对印第安人艺术表达的压制”[6]。在《圆屋》中我们也可以在小主人公乔的生活环境中发现种族歧视的证据。

在故事的开篇，乔的妈妈被林登强奸后被送往医院，当乔在急诊室的门外等候时遭到了白人的鄙视和冷眼，他们也不顾及乔作为13岁孩子的感受，嘲讽他的母亲流产和被强奸。在白人眼中，印第安人就是劣等的公民，他们的情绪和感受不值得也不应该得到作为优等公民的白人的关照。

乔的母亲在圆屋附近的犯罪现场时，林登说到，他和好多人一样讨厌印第安人，这说明在乔所生活的环境中，还有很多像林登一样的人，鄙视印第安人，乔和其他族裔青少年一样，在这样被白人唾弃的环境中成长。所以说，种族歧视也是乔成长路上的一大困境。

2.3法律不公：保留地司法的缺失

在《圆屋》中，一起强奸案贯穿故事的始终。但是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惩罚了吗？答案是没有。首先是因为乔的母亲杰拉尔丁无法确认受害地点，圆屋附近有三种类型的土地，分别为部落土地、州土地和白人购买所得的土地，受害地点不明确导致案件无法受理。其次是就算确认了受害地点，也无法处置犯罪嫌疑人，因为联邦法律不受理在州土地和白人购买所得地发生的与伤害印第安人有关的案件，并且1973年的奥利芬特苏魁米什案的发生导致他们无法起诉在他们的土地上犯罪的非印第安人。保留地司法的缺失使在保留地居住的印第安人在被害后也毫无办法，这也是这起强奸案发生后杰拉尔丁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她知道法律无法为她伸张正义，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伤害她的人逍遥法外。

“与美国联邦政府签订条约非但没有赋予印第安民族政治主权，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土著居民的身份、家园和自由”[7]。印第安人在联邦政府的威逼利诱下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最终落得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的结果。保留地司法缺失的状况促使那些心术不正的白人更加猖獗，他们知道即使在保留地办坏事也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使印第安女性成为了牺牲品。在小说的后记中，厄德里克提到“1/3的印第安妇女一生中曾遭强奸，在强奸和性骚扰印第安妇女的男人中，86%是非印第安人”[8]，而这些非印第安人几乎不会被起诉，因为法律不会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到目前为止，印第安妇女被非印第安人强奸的案件仍然存在，保留地司法的缺失是需要联邦法律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面临文化冲突、种族歧视和法律不公的成长困境下，小主人公乔是如何获得成长、确立族裔身份的呢？

3族裔少年的成长模式

在白人主流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乔在独特的方式中实现了成长。作为族裔少年，他的成长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如何在印第安文化中发现自我、认识自己和塑造自我。

3.1在家族文化中发现自我

“印第安人对个人自由、价值和责任的理解带有某种传奇色彩，但个人的自主性总是依附于公共和集体的需要”[9]，印第安人的自我意识往往产生于集体之中。在乔的成长过程中，家族文化所带来的文化无意识对他发现自己族裔身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文化无意识“不仅是一种心理功能和被压抑的记忆和情感的表现，更是一个以不知不觉的方式产生有意识的认识、观念和价值判断的思想机器”[10]。在《圆屋》中，乔的家族文化无意识表现在他的取名、在医院与白人的反抗和为母复仇上。

六岁时小主人公就给自己取名叫乔。八岁时，他才发现自己取的名字和曾爷爷的名字约瑟夫是一样的。从乔自己取的名字与曾爷爷的名字相同这件事上可以发现，乔的家族记忆已经在无意识之中被唤醒。

乔的妈妈被林登强奸后被送往医院，当乔在急诊室的门外等候时，遭到了一个白人孕妇的歧视，刚开始乔只是有些不屑，并尽可能离她远一些，避免沟通。但是当她给旁边的老太太说明自己对乔母亲病情的猜测，乔出于本能撕碎了她正在看的杂志的封面，并把碎屑还给了她。这个白人妇女对乔母亲病情的猜测是对乔及其家人的不尊重，况且她幸灾乐祸的语气更使乔感到愤怒，出于对母亲的保护，他做出了反击。在得知法律无法为母亲伸张正义时，乔选择自己找线索，为母复仇，这些正是个人的自主性总是依附于家庭需要的表现。

在乔对线索毫无头绪时，他听取了穆夏姆的建议，先去找他所属的氏族，找到沙丘鹤。乔所属的氏族包括所有的鹤、鹭和其他的滨鸟，在一只鹭的指引下，他找到了“好运”，发现了破案的直接线索。“在大自然中寻求自然神灵的引导，是美国成长小说的一个重要传统，也是美国成长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11]，家族文化所带来的文化无意识和在氏族的引导是乔发现自我族裔身份的开始。

3.2在社群仪式中认识自我

“圆屋”作为小说的标题，在书中反复出现，它是印第安人的宗教象征。书中穆夏姆以讲梦话的方式给乔讲述了圆屋的构建历史，是纳纳普什听取了最后一只水牛的建议搭建了圆屋，让族人来举行仪式，联络感情。“印第安文化主要是由讲故事的传统建构的”[12]，穆夏姆通过口头叙述的方式向乔传递印第安的文化，而“一种文化的口头历史是影响和启示新一代印第安青少年的重要来源”[13]。通过对“圆屋”历史的了解，乔想起了圆屋所在的山上刮起的神圣的风，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圆屋对他的呼唤。

在穆夏姆讲述的关于圆屋历史的故事中，乔也在纳纳普什舍身救母的行为中受到感触，这更坚定了乔为母复仇的决心。

“汗屋仪式”在也书中多次出现，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它是一种灵性活动，可以起到净化心灵、安抚创伤的作用。对于“汗屋仪式”的态度，乔从最初的好奇，不理解，想用“圣火”烤热狗到后面意识到自己是真真正正的齐佩瓦人，乔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思考和定位使他对自己的族裔身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促进了乔的成长。

3.3在寻求平衡中塑造自我

尽管乔在最后顺利的杀掉了林登，除掉了穿梭在保留地，给人们造成伤害的“温迪哥”并逃脱了联邦法律的制裁，但是他并没有欣喜和轻松的感觉，反而十分痛苦。于是他安慰自己，本能地为自己辩护，但他每晚都受噩梦的折磨。他心里很清楚，他的所作所为虽然符合齐佩瓦的传统，但与现代的法律发生了冲突，这正是他痛苦的来源。

在故事的结尾，乔与好友在前往海伦娜市的路上发生了意外，在这场意外中卡皮去世了。在事故现场他看到自己的幽灵用刻薄的眼神轻蔑地看着自己，并对自己说放开卡皮。林登的妹妹琳达告诉乔，她曾在汗屋仪式中得知自己的身边一直萦绕着一直幽灵，她欣然接受了它。这时，乔的幽灵也出现了，它表达了自己对乔行为的失望。这时他醒悟了，“对印第安民族来说，在与白人主流既冲突又交融的矛盾共存中，重构包容异质的杂糅文化身份已经不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是回归印第安祖先文化传统的必需”[14]。此刻，乔明白了以暴制暴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这除了会把他们密封到更狭小的空间里，扼杀他们的生命力之外，还会拉远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距离，使得寻求真正的正义、改变印第安族群现状的道路越走越窄。乔在反思中抓到了两个文化身份之间的平衡点，实现了真正的成长。

4研究结论

本文从成长主题入手，发现在《圆屋》中，作为印第安青少年，小主人公乔在追寻自己族裔身份并最终获得成长的过程中面临了诸多作为族裔少年独有的成长困境——文化冲突、种族歧视和法律不公，并通过在家族文化中发现自我、在社群仪式中认识自我和在寻求平衡中塑造自我三个阶段实现了真正的成长。厄德里克通过叙述乔的成长困惑、其母亲的受害经历、乔的为母复仇和实现真正的成长，表达了她的创作意图和文化反思，提醒世人以暴制暴只能造成更多的伤害，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只有找到两个文化身份之间的平衡点才是可行的解决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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