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报》研究综述

《渝报》研究综述

唐茜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近几十年来，对于《渝报》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具有很大的价值，其主要体现在《渝报》创刊情况分析，创办者宋育仁的维新思想，《渝报》对巴蜀地区城市发展的影响，《渝报》与新闻、传播、文学的联系及其他方面等内容。总体来看，该研究领域正向着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多元化发展，但也存在视角单一，研究数据挖掘不足，研究内容局限等不足。

关键词：《渝报》  近代报刊  宋育仁

《渝报》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渝报》报刊、方志、论著等方面，依据这些资料，近几十年来，专家学者进行的研究，主要涉及《渝报》创刊情况分析，创办者宋育仁的维新思想，《渝报》对巴蜀城市发展的影响，《渝报》与新闻、传播、文学的联系等，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本文将对《渝报》近几十年来的有关论著文章，按主题分类进行整理，以期能梳理出《渝报》的研究状况和不足之处，从而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渝报》研究综述

《渝报》是四川第一家近代报刊，因此学者对于《渝报》的研究十分广泛，主要集中于期刊发表及硕博士毕业论文。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渝报》创刊情况分析，创办者宋育仁的维新思想，《渝报》对巴蜀城市发展的影响，《渝报》与新闻、传播、文学的联系等。

（一）《渝报》的创刊情况分析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为宣传维新思想，同时又有了梁启超作为榜样，宋育仁回乡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报刊《渝报》。《渝报》定为旬刊，每月出3期，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各地士绅的捐赠与销售收入，主要栏目包括谕旨恭录、奏折录要、译文摘要、维新人士的变法主张和理论论述、公法总论、中外近闻、渝城物价表七部分内容。《渝报》总共发行16期，发行量达2000余份，后因1898年宋育仁出任成都尊敬书院山长而终止，其发行时间不足一年，但《渝报》在四川对维新思想的传播以及对川人的影响意义重大，不仅仅是开风气、启明智，更使身处内陆的四川人耳目一新，从此投入到滚滚的时代洪流之中，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学界对于《渝报》基本情况的介绍主要有，罗毅、钟盛、李飞在《<渝报>与宋育仁的维新事业中》一文中介绍了《渝报》创办的背景、地点、刊数、内容及经费来源。[1]周勇的《论<渝报>》介绍了《渝报》的创办经过、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它的局限性。[2]何承朴在《四川近代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中详细阐述了《渝报》出版的时代背景，并且认为《渝报》是四川的古代报刊向近代报刊过渡的雏形，还指出了其对皇权、孔教认识的局限性及对外国传教士的偏颇和所宣传的封建迷信思想。[3]在《浅析四川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中，谭婧怡分析了该报在近代的作用和影响，指出报纸是独一无二的城市日记，对于城市身份的塑造有着巨大的作用。万花英所著的《辛亥革命前的重庆进步报刊》认为《渝报》是重庆近代报刊之肇始，是重庆及四川近代史上出现的第一家报刊，“为广见闻，开风气而设”。[5]徐文永在《晚清重庆报业发展述评》中指出，《渝报》的创立是开西南近代报业之先河，虽然在组织结构、发行样式、报刊形式以及新闻写作、版面设计、编辑制作上还显得有些粗陋，但是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报纸的形式与内容，对重庆的近代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6]徐登明的《四川期刊发展史略》一文整合了从维新运动到1905年四川出现刊物的主要特点，并指出《渝报》是四川期刊史上的第一家刊物。[7]

部分学者关注到《渝报》与当时四川经济、工商业、教育、民生、社会思潮等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之关系，研究面较为广泛和深入。如：肖艳华的《近代重庆商业文化对大众传媒的影响》介绍了近代重庆大众传媒业发展概况，并认为《渝报》是领风气之先，提出振兴商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8]朱至刚在《戊戌时期的四川士林与本省维新报刊—以宋育仁为切入点的考察》一文中以戊戌时期的蜀士为背景，指出四川必须办报的原因，并对《渝报》的发起人、捐资人和发行人的分析，指出“个人之报”所获的广泛支持，川籍人士和在川官绅对《渝报》的普遍响应。[9]王丹的硕士论文《开埠与<渝报>：一种城市与报刊互动的视角》中对《渝报》的创办动因、人员、栏目设置及基本倾向进行了介绍。[10]孙天然在《共同体视角下的<渝报>再研究》一文中指出《渝报》是在宋育仁的主观办报意向及维新报刊的示范作用这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下创办的。[11]张耀谋的《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介绍了《渝报》诞生的背景、栏目设置，梳理了重庆近代思想文化发生转变的源头。[12]王堡在《<广益丛报>刊载小说研究》一文中认为作为川渝地区第一家近代报刊的《渝报》，对包括重庆在内的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社会民俗、民风、风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3]

以上可知，对于《渝报》创刊情况的介绍主要集中在创办的背景、报刊的形式以及作为四川第一家近代报刊的影响等方面，因此，拓展领域十分必要。总的来说，史学研究是一个由深入浅的的过程，有关与《渝报》自身情况的分析已经逐步深入研究，需要进一步发掘史料，才能形成客观、科学的评价。

（二）创办者宋育仁的维新思想

宋育仁作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14]，其创办的《渝报》是四川维新派进行维新思想宣传的主要舆论阵地，因此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主要涉及宋育仁的变法理论及《渝报》所宣传的维新思想。

针对地方维新报刊对思想解放的影响，颜春龙、罗苗苗在《近代维新报刊<渝报>对重庆地方思想解放的影响研究》一文中，从生存形式、传播手段、社会活动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期望能够管窥地方维新报刊能否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15]罗毅、钟盛、李飞在《<渝报>与宋育仁的维新事业中》认为《渝报》是宋育仁维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目的是在鼓吹维新变法思想。[1]周勇的《论<渝报>》指出，《渝报》的局限性集中体现在宋育仁的变法理论上，认为宋育仁的变法理论是中国改良思想发展序列中的一个中介，在中国思想史上，不但存在着一种必然的阶级性、时代性的限制，而且在当时的一些先进的思潮中，这种限制也是十分明显的。[2]在《四川近代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中，何承朴提出《渝报》有着一个极其鲜明的特色，则是为四川变法大造舆论，鼓吹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3]王仙子的《<渝报>与西南地区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展开—兼论“复古即维新”问题》一文认为《渝报》与宋育仁的维新事业密不可分，为清末士大夫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打破君王统控严格控制资讯的传统，开辟了一条道路，并且提出在西学东渐，华夏文化遭遇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复古即维新”的运想，其本质是儒家思想的自我转变。[16]

曾绍敏的《解析宋育仁的“复古改制”思想》提出宋育仁在《渝报》第一册上发表的《复古即维新论》是“复古改制”思想的一篇好导论，指出变法的目的在于修政，而他所宣扬的”复古改制“思想，这说明他的政见中包含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但也有许多封建的观念，所以，他在与封建势力的对抗中，表现出了更多的妥协和弱势。[17]彭邦明所著的《宋育仁与民国<重修四川通志稿>》，该文认为作为四川近代史上著名学者的宋育仁，其经学研究的相关著作世之所详，其所创办的《渝报》开四川近代报刊之先，兴办的近代企业对于四川的工商业、经济史影响甚大。[18]张耀谋的《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介绍了宋育仁的《时务论》对于近代重庆以及整个四川近代的思想文化的拓荒意义，开拓了重庆近代思想文化空间。[12]彭华在《宋育仁与近代蜀学略论》中认为，宋育仁所创办的《渝报》以经学为基、以国学为本，并且刊载的《复古即维新》一文其指归即通经致用、复古改制，“天下竟言维新，不必言维新也，复古而已”，“今日救时之务，必先复古学校之制”。[19]邓又萍之文《宋育仁：重庆工商业先驱四川报界鼻祖》对宋育仁兴办《渝报》进行了详细阐述，首次将“开风气””载入办报章程，着重报道了国际、国内的政经情况，揭露了中国的险恶局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良的建议与计划，宣扬了四川的民族资本主义，因此它也就成了四川维新运动的一个主要宣传手段。[20]尹易寒的硕士论文《宋育仁“复古即维新”政治哲学研究》认为，宋育仁等近代有识之士极力主张办报之，其主要目的在于破除封建教育的牢笼以开民智，以此来促进维新思想的传播，从而为实行中国的改良创造舆论基础。[21]

以上是创办者宋育仁在《渝报》中维新思想的研究状况，通过梳理看到在研究维新思想方面取得了颇丰的成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史学家更深入的研究探讨。

（三）《渝报》对巴蜀城市发展的影响

《渝报》的创办不仅是在巴蜀地区宣传维新思想，而且更是参与了重庆早期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学者在这一领域将城市与报刊、城市共同体、城市文化等方面进行研究。

王丹在《开埠与<渝报>：一种城市与报刊互动的视角》一文中探讨了《渝报》与近代重庆发展的互动以及对近代重庆城市的想象，从宏观上对《渝报》与重庆的近代化进程进行分析，并且认为近代重庆城市发展状况对《渝报》产生了制约。[10]《共同体视角下的<渝报>再研究》的孙天然认为从共同体视角来看，其一《渝报》的筹备与经营过程中，宋育仁等人的城市内共同体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二推动了城市见共同体与沪渝两地信息走廊的构建，其三从国家共同体角度分析《渝报》向读者呈现的国家想象空间，其四分析《渝报》中与外国有关的报道、译文的分析和解读，向读者呈现的世界图景。[11]徐文永在《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中，

指出《渝报》的创设开始了重庆近代报业的历程，为重庆各阶层的士绅平民提供了广阔的眼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社会政治参与积极性，并加快了巴渝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22]蔡尚伟的博士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认为《渝报》在重庆应运而生，不仅是重庆由“乡村化城市”向近代化城市转化的开端，也说明重庆在中国内地的近代化潮流中成为一马当先、独占鳌头的中心城市的条件成熟，并且给重庆和成都带来了现代文明的信息，传播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念，开启了成渝两地的现代化之门。[23]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渝报》对成渝地区城市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并且加快了成渝地区现代化及城市化进程，但《渝报》对于巴蜀地区城市发展的研究尚处于基础阶段，需要史学研究者更加深入的研究及探索。

（四）《渝报》与新闻、传播、文学的联系

《渝报》作为重庆最早的报刊，其新闻传播价值不言而喻，为深入宣传维新变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所刊载的外国译文及中国文章也具有很大的文学价值，但学者仅仅是从新闻传播学和文学方面进行研究，并未深入。

邱艳洁在《时代、报人和报纸的勾连—以<渝报>为例》一文从《渝报》入手，探讨时代、报人和报纸之间的联系，认为《渝报》是以报人社会资本为基础的，而报人认识到报纸是世界观念的产物，这是报人与时代大背景的勾连。[24]刘威、向舒的《清末民初重庆报纸传媒钩沉》中指出了清末民初重庆报纸媒体的主要特征，认为清末民初的重庆以报纸为主体宣传舆论思想，报纸数量不多但内容丰富，这一时期的报刊寿命普遍较低但产生的影响深远，并总结了清末民初报刊的局限性及启示，为我们了解百年前的重庆与其他地区乃至西方文化交流、民众的思想启蒙和有志之士向封建势力做斗争等打开了视野。[25]《重庆抗战文学中传播外国文化的主要报刊》的李志明指出《渝报》是重庆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宋育仁等从多方面论证中学与西学是平等发展的两种制度，二者大体相似，殊途同归，并且认为自《渝报》以后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都是服务于时代政治主题的宗旨下。[26]

蔡斐在《晚清<渝报>：观察媒介现代性开始的一个样本》中，对于《渝报》作为一种“政治性出版”的报刊初步具备的四点现代媒介文化特征，其一强烈的政治使命感成为宋育仁在重庆首创报纸的根本动力，其二注意公共舆论的引导赋予了《渝报》某些公共性理想的色彩，其三《渝报》在管理经营商初步显示处现代媒介的组织构架和运营方式，其四创办《通俗有益报》是宋育仁等《渝报》同人向更高阶媒介形态的积极探索。[27]郝明工所著的《20世纪初叶重庆以报业为主的社会传播文化》，该文认为《渝报》的出现表明重庆是继京、沪两地之后闻风办报的少数城市之一，证明大众传播媒介在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高度显示出在文化信息交流中空间传播的优越性,并且提出了《渝报》实际上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而是介乎报纸与期刊之间的具有一定新闻性的刊物的新观点。[28]《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报刊与图书馆事业发展关系探究》一文，指出《渝报》等四川近代报刊的创办是四川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标志，使四川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同时推动了四川社会转型的发展。[29]杨上元的《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认为作为临桂词派的宋育仁主持创办的《渝报》，开重庆之风气，宣传西学，“有关实用，可以考据得失”，临桂词派投身于解放思想的洪流，受维新变法的影响颇深，词社成员众多，词事活动丰富。[30]

通过以上对《渝报》相关问题的梳理，笔者认为，由于对《渝报》的研究局限于《渝报》本身及其创办者宋育仁，其他方面也仅仅涉及《渝报》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并未深入研究《渝报》在其他方面的作用，包括《渝报》所刊登的“渝城物价表”一栏，学界对这一部分的研究并未触及，因此，我们的研究还需继续深入。

（五）其他问题

上述之外，学界还从其他方面进行探究，著有相关论文。如《清末民国时期四川期刊中的数学论文研究（1897-1949）》，从《渝报》开始研究四川期刊上发表的数学论文，其中在《渝报》上共发表《中西度量权衡表》3篇。[31]

综上可知，有关《渝报》相关问题的研究涉及范围较窄，研究视角较单一，仅从《渝报》本身、创办者宋育仁、城市发展及新闻传播方向开展，还需要学者向多元视角方向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问题与不足

通过笔者对《渝报》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学界在《渝报》方面的研究多以硕、博毕业论文为主，研究论文也较多，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问题与不足却仍然突出。

（一）视角单调

分析视角单调。学界对于《渝报》的研究方大多从思想史、新闻传播学方向分析，其实，角度的选取可以多元化。如《渝报》中的“渝城物价表”可以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四川省政府对《渝报》创办的举措可以从政治学角度分析；《渝报》的创办者及其出资者大多是知识分子群体，可以从教育学角度分析等等。总之，不局限于从某种视角进行的分析

，而是多角度进行审视，得出的结论将更加合理。

（二）资料挖掘不足

《渝报》虽然仅有16期，但其包括谕旨恭录、奏折录要、译文摘要、维新人士的变法主张和理论论述、公法总论、中外近闻、渝城物价表七个部分的内容，这些材料为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研究素材。但目前对于《渝报》“贫乏”的研究却与浩瀚的资料不成正比，学者还需要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挖掘，向着《渝报》这一研究领域更深更细方面进军。

（三）研究内容局限

研究状况不平衡。学界对于《渝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育仁的思想及新闻传播方面，但《渝报》所宣传的维新思想对与当下的四川知识分子的影响涉及较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分析和梳理之后，《渝报》所没有触及到的内容仍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

缺乏实际的连贯性。对历史的研究，强调的是“以史为鉴”，然而，《渝报》在学术上的研究，却缺乏与现实的密切关联，缺乏对后世的启发，使其不能充分发挥出历史的参考价值。因此，在《渝报》研究中，仍需更新认识与思考方式，拓宽史料搜集的领域，并在研究内容与方法上实现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在《渝报》研究领域获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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