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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以工业化+城镇化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城乡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文按照“发展阶段-外部形势-国内状况-方法政策”的分析框架首先深刻解读我国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不同城乡关系背后的深层原因,从国家发展全局的视角分析乡村在各个阶段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乡村产业发展的特征。然后从城乡供求关系出发,以乡村特色资源为基础,阐述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产业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城乡关系;乡村振兴;绿色转型;农文旅融合
0引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七十年的不懈奋斗,我国的综合国力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内生产总值从建国初的一穷二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镇化水平也从建国初10.6%增长至2020年63.89%,城镇人口数量在全国人口中占据绝对比重,城镇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
但在繁荣发展的背后,也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矛盾,那就是城乡差距的扩大。建国以来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总体遵循了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乡村的发展思路。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乡村一直处于被动跟随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脚步,也一直被动的为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作出改造,面对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乡村发展却显得异常缓慢甚至大部分乡村因为发展要素的单向流动而日渐衰败,乡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在新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发展形势,找到乡村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正确地位以及如何通过产业振兴来助推乡村振兴成为当下急需讨论的核心议题。
1 城乡关系的演变及乡村发展的特征:
在七十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我国的城乡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对此,已有许多学者做了深入探讨研究,贺雪峰以取消农业税为界,将我国城乡关系分为过去的剥削型城乡关系和现在的保护型城乡关系,重点阐述了两个不同阶段乡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角色。郑国、叶裕民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将城乡关系分为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和城乡融合三个阶段,主要论述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主导要素,并由此带来不同的城乡关系。薛亚玲重点从国家政策调整的角度将我国的城乡关系分为城乡兼顾、城乡对立、城乡协调、城乡失衡、城乡调整、城乡融合等发展阶段。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城乡关系作出了深入解读,但多以某项重大决策或某些公共政策为依据划分,尚缺少从城乡关系形成的深层原因来研究。
在我们沿着西方式现代化路径以“工业化+城镇化”追求现代化的时候,不应仅仅只看到现代化发展的正向成就,更应该看到现代化发展背后的成本。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呈现出的不同城乡关系就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成本与成果的综合表现。本文意图从国家现代化发展全局视角提出城乡关系的阶段划分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不同阶段中乡村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及乡村发展的特征。
古语有云“时移则势异,势异则情变,情变而法不同”,充分论述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外部形势,不同的现实情况,必然采取不同的方法,道出了发展当中时-势-情-法四着之间的紧密联系。本次研究从国家发展全局视角根据现代化发展不同特征将我国城乡关系分为城乡分割——城乡互动——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四个阶段,并按照发展阶段-外部形势-国内状况-方法政策的分析框架全面分析不同阶段的城乡关系内在逻辑,以期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思路。
1.1 城乡分割阶段(1949-1978年)
新中国建立伊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初步完成工业化,国家综合实力强大。而我国仍是传统的农业国且百废待兴,为了将我国迅速从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国,国家确立了工业优先的发展方针,“一五”时期借助苏联的援助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我国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随着1958年中苏关系决裂,我国迎来了现代化发展的严重危机,一方面缺少发展的资金、技术,另一方面缺少优秀的管理、技术人才,工业化发展的良好势头戛然而止。为了维持城市工业的继续运转,1958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到10月底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此外叠加统购统销降低工农业两大部门的交易成本,通过城乡剪刀差来实现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至此城乡二元结构正式形成。至1978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仅有1.7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17.92%,30年间城镇化水平比建国初仅增加了7.32%。
在这一阶段,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起步阶段,工业的发展需要庞大的原始积累,而我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殖民战争从外部获取原始积累、转嫁成本,只能向内从乡村提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因此农村此时的国家现代化发展全局中的地位是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并承担城市发展危机成本。同期乡村产业以集体化的农业生产为主,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产业发展缓慢。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使得城乡差距开始扩大,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57:1。
1.2 城乡互动阶段(1979-2002年)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缓和,为了调整国内偏重的工业结构,我国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了大量轻工业技术。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经过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建立沿海经济特区三个阶段对外开放,逐步建立起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国民经济也逐步转向外向型经济。与此同时农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动下,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效推动了中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乡镇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农业,进入乡镇企业和县及县以下的城镇,使乡村经济得以借助自主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综合发展。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农村消费额一度占到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0%以上,中国也在80年代出现了“内需拉动型的黄金增长”。
图1:1979-2002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
90年代初,国际上苏联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再一次对我国实行封锁,国内城市也爆发了产业资本扩展造成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面对国内外危机局面,我国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推行了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造成乡镇企业大批倒闭,农村居民收入大幅下滑,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迫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工作。1992年取消粮票以后,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规模开始逐年剧增。至2002年末,我国工业生产总值较1978年增加了约31倍,城镇化率达到了39.09%。
图2:1979-2002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和城镇化率
本阶段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在外贸为主的发展背景下,低成本是我国吸引外资,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参与全球化的唯一优势,乡村在国家现代化发展全局中仍处于支援工业、支援城市的阶段,通过农村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继续支援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加快了“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快速发展。而乡村仍以一般种植业、养殖业为主,城乡居民收入经过80年代短暂缩小以后又继续扩大,2002年达到了3:1。
1.3 城乡统筹阶段(2003-2016年)
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也加快了融入全球化的步伐,此时国家发展重点仍然是工业和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国民经济外向型特征非常明显,2006年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4.24%,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与此同时我国巨大的城乡差距已经影响到了国家总体的健康发展,“三农”问题成为中央工作的焦点,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此后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大力提升乡村基础设施水平。2006年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2013年提出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再加上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乡村迎来了快速发展期,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迅速普及,乡村面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阶段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家开始有了反哺农村、反哺农业的条件,乡村在国家财政支持下基础建设、人居环境有了巨大改变,城乡进入了统筹发展阶段。但此时乡村产业发展仍然缓慢,农业在机械化、规模化发展推动下,产量虽然有了巨大提高,但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也造成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和粮食安全问题,同时受限于紧张的人口资源关系和农民个体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有限,通过农业提升收入愈发困难。农民不得不走上外出务工的道路,每年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超过2亿人。
图3:1978-2016年我国历年对外贸易依存度
图4:1978-2016年我国历年粮食产量和化肥使用量对比
1.4 城乡融合阶段(2017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国际迎来了百年未有大变局,国内经过近四十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我国工业生产总值早已成为世界第一,城镇化水平也达到了60%以上,城镇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但同时,环境污染、资源低效粗放利用、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异常突出。2017年,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本阶段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发展的后期,统筹人与自然关系、减小区域差距、降低城乡差距,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面对的新挑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等新要求、新理念、新思想陆续提出,乡村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逐步清晰,乡村的生态安全屏障、粮食安全保障以及国家现代化发展压舱石的作用成为共识。新阶段,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如何实现乡村产业的振兴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
2 新阶段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
在工业化时代,乡村一直处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边缘位置,我们孤立的把乡村作为工业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乡村的其他价值并未得到正确认识。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从发展趋势看,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成为时代发展主题;从市民诉求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市民需求有了新变化,良好的自然环境、绿色无公害的食品以及精神文化需求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
适应城市消费者需求新变化,活化利用乡村的各类资源,进行创新性开发利用,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重要基础。总体而言,乡村产业发展的资源包括三大类,分别为生态资源、农业资源和文化资源。
2.1生态资源
与城市水泥森林、柏油沙漠相比,我国大部分乡村仍以自然景观为主,虽然在过去工业化时代乡村发展缓慢,但也使得乡村自然环境免受过度开发而造成破坏,山峦、河流、湖泊、森林、草原、荒漠、戈壁、丘陵、滩涂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丰富多彩,尤其是偏远山区的乡村,山水资源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在生态文明新时代,人们对亲近自然、亲近山水的需求愈发高涨,乡村的优质生态资源越发炙手可热。
2.2农业资源
我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悠久的农耕文化历史。但在国民经济薄弱、人民生活不富裕的阶段,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农业产出问题。新时代,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农业的文化价值、观光价值、休闲价值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农耕文化参观、田园观光、水果采摘、亲子娱乐等越来越受到人们欢迎,农业的多种功能使得新阶段的农业成为乡村发展的珍贵资源。
2.3文化资源
在我国古代几千年的发展史中,乡村一直都是发展的中心,目前许多乡村仍留存有大量历史文化遗迹和代代相传流传下来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不佐证乡村在我国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等。例如陕西省韩城市党家村,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村中仍保留着完好的街巷、牌坊、桥梁、寨堡,墙面的装饰、楹联匾额无不体现历史上党家村人的聪敏才智和高尚的审美情趣。乡村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农耕文明的载体,乡村丰富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探古寻今,了解历史、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3 乡村产业发展的策略:
以乡村特色资源为基础,从城乡新的供求关系看,乡村产品可分为可移动和不可移动两种,即各种可移动的农产品和不可移动的各种生态、文化服务产品。针对产品特性,新时代乡村产业发展也可以分为两条路径,一是乡村农产品上,即传统的乡村各种农产品和加工品通过运输进入城市消费市场;二是城市市民下,即城市市民下乡进入乡村消费不可移动的服务产品。针对产品特性及产业发展路径,分别提出以下几种产业发展策略。
3.1转型绿色生产,提高产品质量
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发展,人们对食品的关注焦点已经从温饱到营养再到现在的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人们关注的核心,对绿色食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呼应市场需求新变化,转变过去通过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单一追求数量增长、规模增加的农业生产模式,重构新的绿色生产方式势在必行,以绿色安全为标准,通过施用有机肥、绿肥,采取生物防治等措施,为市民提供放心安全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推进产业生态化发展是乡村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3.2产品深度加工,提升产品价值
大多数乡村目前仍以出售初级农产品为主,农产品的加工比较薄弱,产业化程度低,产业链条短,产品价值有限,严重影响了乡村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提高。新阶段必须重视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发挥本地特色农产品的地理品牌优势,拓展产品加工途径,提高产品价值,发展配套产业,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3.3农文旅融合发展,丰富产品体验
生态文明新时代,城市市民对自然的生态环境、新鲜的空气、慢节奏的生活空间需求越来越大,乡村为这一诉求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乡村丰富的生态资源、文化资源和农业资源所具有的观光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逐渐得到重新认识。新阶段,挖掘利用乡村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服务业新业态成为可能,例如通过对农业资源的多功能拓展,发展农业观光、田园教育、采摘体验等;通过对生态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发展休闲观光、康养度假等;通过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发展文化展览、历史教育等;通过对多种资源的整合开发,发展乡村民宿、民俗演艺等。
4 结论
新阶段,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乡村在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得到正确认识,乡村的多元化价值也逐渐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对接市民新需求,对乡村多种资源创新性开发利用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带来可能,也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条件。但目前乡村资源主体分散、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不充分、产业用地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仍制约着乡村产业的发展。未来,仍需对制约乡村产业发展的堵点深入研究,为乡村振兴发展排堵舒畅。
参考文献:
[1]贺雪峰。城乡关系变动与乡村振兴阶段[J]。贵州社会科学,2021,380(8):133-138.
[2]薛亚玲。国家政策调整与城乡关系演进[J]。社会治理,2020,262(199):94-103
[3]温铁军。八次危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11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