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生态批评解读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3-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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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生态批评解读

刘新智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是一篇探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短篇小说。老库尔把冻土原看作把他生育和养大的自然母亲,把冻土原上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看作自己的伙伴、朋友和对手。可伴随现代工业文明的推进,冻土原终消失在社会演化的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走向毁灭,在深切地表达了作者对生态恶化的无奈、痛惜中也孕育着对未来生态和谐的向往和光亮。

关键词:生态批评 冻土原 猎人

最后一个猎人和最后一头公熊》是一篇具有深刻生态意义的作品,全文以老猎人老库尔的视角,展示了冻土原从繁茂到毁灭的生态变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对我们今天具有深刻的惊醒和教育意识。

一、对冻土原的歌颂和热爱

生态批评是把生态整体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从而超越了征服自然观、欲望动力论、唯发展论、主客二元论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小说中的最后一名猎人老库尔已经把这种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无意识化为了自己的生活原则。美国欧柏林大学环境研究和政治学教授大卫·奥尔指出“童年在野外的生活对生态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这种童年时代的纽带具有神奇的效果,可以使人在生态学方面富于想像力。没有这样的经历,人们很难成为自然界忠实而有力的捍卫者。”[1]老库尔可谓是这片冻土原最忠实而又有力的捍卫者,老库尔便是在冻土原降生并被冻土原养大的。现代文明的开发使的森林被伐,冻土原日益萎缩,打猎已经很难维持生机,但是老库尔并没有像大多数猎人一样抛弃列强,而是选择独自坚守了这份孤独和凄凉,他对冻土原怀有很深的情感,在他看来,“怎么能离开呱呱落地就生存在其中的绿色临海呢?”,他就像“婴儿脱离不了母亲的怀抱一样,脱离不了山林。”[2]在老库尔心中,冻土原跟母亲的形象是合二为一的。他对冻土原的感情也就超出了大多数人仅仅把它当作谋生的手段和场所,而是真正的爱上了冻土原。冻土原承载了老库尔一生的记忆,无论是他喜欢在黎明前重温的往昔绚丽的旧梦,回忆他幼时候“躺在邦在马背上的摇篮里听到和看到的:满目的绿...树叶婆娑...鸟儿在眼前啼转、翻飞...马鹿的头伸进摇篮里来了,一脸傻相...那摇篮像是小船,不停地摇动...”。[2]库尔还是年轻时毫无争议的作为猎队的领袖,是德高望重的猎手。冻土原是他生存和记忆的见证。而这些都随着冻土原的消亡被抹杀殆尽了。

其次,在生态批评看来人和自然是平等的,冻土原不仅仅是这一片土地上人类和动物共同的母亲,而他们也属于这冻土原的一部分,在他们共同构建的冻土原生态环境中,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称作完整。老库尔本身就属于冻土原,他漫长的人生早已使得他与冻土原融为一体。他具有了冻土原的感知,所以他在冻土原上从未感到孤独,他与冻土原上的野兽飞禽,风啸雨霖为伴。当风“呜呜”的吼叫时,他仿佛可以看到风在“外面奔跑,他能清晰地辨别出风所走过地路线,就好像看到了风的身影。”[2]他甚至能根据风的气味和动静,预知天气的变化。这都是他在长期和冻土原的接触中身体感官发生的变化和经验的总结。这正如生态文学家巴勒斯认为的那样,自然万物会“使我的感官变得敏锐和协调;它们使我的眼睛在过去的75年里始终处于最佳状态,让我不会错过任何美妙的景象;它们使我的嗅觉一直这样灵敏,让我在荒野享尽芬芳。”[3]所以对于老库尔来讲,现代生活的红砖白墙,电话荧屏,都成为了无用的摆设,拘束在狭小的现代空间里,是对他感官的束缚和阉割。他所需要的是,是风、云和月,是“可以触摸到、嗅到味道的实实在在的绿色天地。”[2]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对现代生活的排斥和冻土原的难以割舍,他守护久久不愿离去的冻土原是他精神的最后一块绿地。反观年轻人,他们是从游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一代,他们对冻土原并没有那么深的执念,毁林开荒是他们成长的环境,这也被他们看作是必然。而且比起露宿林间受风霜之苦,他们更向往定居的城镇生活,电灯,电话,电视机等现代文明的产物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他们生态意识的淡薄是必然的。

二、对生命的敬重和热爱

老库尔对生命的敬重着重体现在他对冻土原动物的关怀中。首先在老库尔眼里,他是把动物当作朋友来看待的,而不仅仅是低人一等的私人附属物。常年在冻土原的游荡,使得他的队伍换了一批又一批,直到只剩他孤身一人。但是他的猎犬努伲却始终对他不离不弃。长期的陪伴不仅让他俩之间有了默契,更有了心灵上的相通。这种灵性互通的体现正是他与自然长期相融的最有力的表现。当冻土原再一次下起雪,努伲跟老库尔一样,仿佛霜打的茄子,不再如往日活蹦乱跳,兴奋抗拒,因为他俩“由于莽林的消失,在冻土原上已无猎物可追,也就是说英雄无用武之地了。”[2]他俩共同为冻土原的消亡感到失落,但同时也是在冻土原可以互相帮扶和依靠的唯一伙伴。在人与狗之间似乎已经打破了种族的壁障,他俩仿佛能够顺利交流。努伲通过肢体和眼神动作可以向老库尔传递情感,而老库尔也可以读出努伲的心声,彼此相互鼓励,支持,成为了坚守在冻土原的最后的猎手和猎狗。同时,从库尔给努伲取的名字中也可以看出他与猎狗的关系超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努伲含有我们共同努力的意思。所以他不仅仅把努伲看作是狩猎的工具,更是他的密友和伙伴,所以也喜爱以老伙伴来相称。

对生命的敬畏也是一种及其重要的精神生态,这种精神是老库尔在冻土原的处世之道。老库尔敬重冻土原上的生命,同情冻土原的悲惨遭遇。文中有许多他对冻土原状态的描写,昔日高达茂密的树林早已不见,所以冷风顺着弱小的小白桦树苗直勾勾的冲进了他的樶罗子,甚至连搭建樶罗子的树枝子也难以拾捡。残存的冻土原也日渐光秃,甚至当他在追寻棕熊时竟猛地发现,目光所及的清晨,密密麻麻的只剩下了一个个低矮的树墩。也是在这天清晨,他猛然意识到,冻土原真的死掉不存在了。其次,老库尔他有着自己的森林道德和原则,他尊重森林和猎物,有自己作为猎人的尊严,他不会偷袭动物,并且会在开枪前故意弄出声响,惊醒猎物,以示公平对抗。他把狩猎看作绅士的决斗。他寻求有价值的猎物和对手,也是对自己价值的呈现和追求。公熊在他看来是美和生命的体现:老库尔很欣赏那头公熊,把他当作实力相当的对手。他为公熊超长的生命力和雄伟气魄所震慑。“他看着跃起、再跃起的公熊,心里赞叹道:多美呦!”。“公熊高傲和不屈的行为,是他一生所崇尚的呀”。[2]他把动物和冻土原都看成了活生生的有价值有尊严,有生命的个体。所以也会当面对受伤的公熊时选择不开枪,将公熊放走,他期待着一场公平的对决,再一次对自己价值的肯定。

反观那些业余的猎人,他们仅仅把把打猎当作嘴馋和消遣的娱乐,而且他们在库尔看来是心狠手辣的,他们往往忘记自己设下的圈套,让动物在陷阱里独自哀嚎,直到力竭身亡,尸体腐烂。这种行为无疑是对动物生命残忍的践踏和谋杀。

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冻土原所发生的悲剧是人类中心主义、唯发展论所酿造的真实惨案。老库尔大部分时光在狩猎文明中度过,所以他懂得维持冻土原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冻土原是他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家园。可晚一辈的后生则处在狩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转向中。诚然我们看到现代文明工业带来的诸多便利,生活环境的改善,物质生活的提高,但是人类的贪婪程度超出了冻土原的承载能力。如林恩·怀特所指出的“没有哪种生物像人类这样将自身的栖息之地弄的如此糟糕。”在老库尔看来,现代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确立是以冻土原的牺牲为代价和前提的。“林子没有了,也就没有了马鹿、驼鹿、猞猁、狍子、松鼠和飞龙...没有了黑越橘和红越橘...”[2]“林中人也就失去了千百年赖以繁衍生息的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绿色的家园,失去了千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其实也就是失去了一切。”住进四面装上玻璃的房子,有房有点,可以跟远方的亲人打电话这些现代的生活方式都使的人与自然疏远和陌生了。并且冻土原仅仅成为了他们换取现代生活品的工具。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论。“把土地贬为一个被动的、中性的表层,供人类镌刻种种设计”。[4]在人类的设计之下,冻土原不再有一颗成年树木,大地的衣裳被人类这种强盗剥光。只剩下砍伐树木留下的树桩,像白色的墓碑,斑斑点点,延绵到天际。在老库尔看来,冻土原真的死掉了。这是人对山林的背叛和遗弃,沼泽干涸,动物绝迹。这是人类对生态恐怖的谋杀。尤其是现代机器工业社会所带来的效率和速度,大大扩张了人的贪婪索取和冻土原的毁灭速度。这种工业伟大成就所带来的眩晕迷倒了人类自身,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所有的物种都该臣服于人类。也正是如此,当脱离自然许久,头一次适路火车进入林莽时,火车司机看到沿途千年老树的残肢断根,飞禽走兽四散逃逸时不仅没有感到内疚和自责,反而在“货车司机的心中升腾起一股征服者的快意,竟独自笑了起来。”[2]

四、对共生生态的美好期待

要真正形成整体主义的生态审美观是不容易的,正如生态美学的代表人物伯林特所说,它“要求一种重大的观点转变,而且这种转变是缓慢而痛苦的。即便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它仍然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矛盾冲突得难解难分”。[5]也正如我们前文所讲,生态意识的形成与所成长的环境密不可分,当现代工业文明的福利使每个人都享受到时,他们很难去想象生态自然所带来的美好,更难以自我反省向生态审美观念发生转变。自然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动物,所以只能由公熊来担任保卫冻土原残余的最后一名斗士,它用它的血肉之躯与钢铁火车做抗衡。

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自然的融合,这是生态审美的极乐境界,也是生态批评的终极理想。当老库尔意识到冻土原的死亡,再也回不到过去的时候,他唯一能依靠共生的精神支柱落在了瘸公熊身上。此刻他才意识到他和公熊是彼此共生的,对手的死去,另一个也就真的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所以当最后见到公熊时,他们时互相回应和彼此奔赴,“他们(包括那条狗),三个紧紧地拥抱着、喊叫着、跳着,就在太阳从他们背后升起的时候,他们都消失了,像是沉入地层以下去了”。[2]这寄托了老库尔也是作者对人和自然和解的美好愿望和追求。

参考文献:

[1]转引自F. Marina Schaufler, Tuming to Earth: Stories of Ecological Conuersion, Charlttesvi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88, 2003: 56.

[2]叶楠.叶楠中短篇小说自选集[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48,49,52,54,57,58,59

[3]Finch & Elder (ed. ). The Norton Book of Nature Writing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Inc. ,1990.

[4]Val Plumwood, “Belonging, Naming, and Decolonization," in Jean Hillier and Emma Rooksby eds.Habitus: A Sense of Place,Burlington,VT: Ashgate,2002:365.

[5]Berleant,Arnold. 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 [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35.

作者简介:刘新智(1998.10-);男;汉族;山东潍坊人;硕士在读;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