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域下中国佛教的嬗变

现代性视域下中国佛教的嬗变

杜瑞裕,李广博 

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050024

摘要

现代性的潮流，对于社会生活、文化结构和认知方式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已经内化于当代国际学术的各个领域，任何宗教都需要在此语境下考察宗教中的“现代性”要素，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谋求宗教自身的立足。本文所考虑的是当现代性作为学术话语体系中反复探讨的题目，已然深入到学术体系的毛细血管这一背景下，中国在佛教学术领域的研究针对“现代性”有着何种回应与转变，并从学术研究方法的学习与引进以及佛教思想内部的革新这两个角度回顾上世纪中国佛教的现代性转型。中国佛教在上世纪的革新与嬗变既有被动接受又有主动回应，既在当时的中国因适应现代性而得以立足，又主动反思现代性的危机，试图挖掘中国佛教思想中的丰富内容以解决现代性的危机。

关键词：佛教 现代性 佛教批判

一、现代性及其宗教观

“现代性”（modernity）发端于16、17世纪乃至更早的欧洲，于19（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后）、20世纪在西欧发展至高度成熟的阶段，在物质层面上大体表现为一种政治中的民族国家和自由民主政治、经济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和技术领域的机器化工业生产，在精神层面可以表述为包括“理性”、“自由”、“进步”等在内的启蒙理性的精神品质。将其理解为从前现代到现代的历史进程；由神圣到世俗化的社会生活；由停滞向历史进步与前进的期望，甚或被理解为一种创新的时间观念等等，在此语境下考察宗教中的“现代性”要素以及现代性下的宗教观也成为宗教学领域研究的一个必要的课题。本文所考虑的是当现代性作为学术话语体系中反复探讨的题目，已然深入到学术体系的毛细血管这一背景下，中国在佛教学术领域的研究有何针对“现代性”的回应与转变。

早在西欧社会继承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资产以及法国革命遗留下来的“自由”、“进步”、“平等”等精神遗产之前，康德已举起理性的大刀，严厉地审视形而上学与神学并将其置于理性批判的阴影之下；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运动也抛弃了象征着神圣的宗教与神学，理性与主体性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前进的起点，传统的宗教与神学被斥为“非理性的”或者干脆就是“迷信”。而后在一系列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中强调了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在法律上钳制了宗教的权利范围，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上的宗教生活分离开来，宗教生活成为了个人的私事。在现代性的叙事下，神圣的宗教生活只有褪去神圣的外衣才勉强占据一席之地。

二、现代性影响下的中国佛教

正是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东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社会亟需看到传统的与西欧现代性的差异，传统的知识阶层及其学术活动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受到了西方学术方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方式的转型及新的学术方法的形成。以日本佛教的现代性革新为例，日本的佛教学者不仅将西方学术的话语体系内化于自身的佛教研究，而且积极与西方的宗教学界开展学术对话与交流，将日本的佛教研究传播至西方学界。具体的研究路径表现为：引入现代西方学术方法对佛教进行研究，这由以铃木大拙、池田大作等人为代表，池田大作所做的宗教对话将佛教的对话“放在更广大的社会视野中来思考的”，如池田大作与卡雷基伯德对话形成了《文明·西与东》，其与汤因比的对话形成了《展望21世纪》等著作。而作为中国传承已久的社会文化形态，佛教也亟需在不断回应与革新自身的过程中，完善成为一个更具现代性特征的宗教形态。

中国的佛教学术者对现代性冲击的回应与革新是全面而又深刻的，从学术研究方法到佛教思想内部本身的革新乃至于佛教制度实践等都做出了被动的反应。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1.学术研究方法的学习与引进。

清末以降，随着出国交流的频繁和西方文化影响的深入，大批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及其思想著作被翻译、引进国内，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中国一些佛学研究者，尤其是这些人所运用的西方学术方法更是受到国人的重视。相对于传统佛教研究，现代佛教研究则肇始于近代西方的佛学研究活动，近代所谓的“佛教学”实质上是一种诞生于欧洲的学问，其主要特点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用客观的科学方法来探究佛教的教理、历史、艺术等相关学问。而传统的与现代的佛教研究方法的不同，是说过去的佛教学问是以阐明各宗祖师的宗义为目的，各宗各派立场不一，而近代佛教学则采取西方传来的学术观念，摆脱宗派性的制约，自由地采取批评立场，以历史学、文献学或宗教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由此可见，近代西方佛学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现代学术规范，它是建立在比较语言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基础之上，以对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以及中亚等语言文字的兴趣为起点[1]，以掌握原典文献为首务,继而参考现存译本或考古资料，从而进行校勘、翻译、注释与解题等研究工作，之后随着学科的细化才开始涉及哲学诠释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方法。于是传统的佛学研究便引入了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伦理学、考古学、语义学、民俗学、比较宗教学等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受韦伯等西方学者的影响，许多学者开始思考佛教何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社会发生作用，如谭嗣同要建立的佛教、太虚要建立的人间佛教或者杨度等人要建立的新佛教等，皆要论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佛教何以在现代社会中保有可靠性和合理性。

此外，对于佛教典籍大藏经的编纂与保存方面，中国传统的方法为“大藏经传统”，即一整套目录、编号、刻板、印刷、装订、流通的模式，到了近现代，大藏经的编纂开启向西方基督教圣典学习的进程。吴疆在《法宝重光：佛教大藏经在现代东亚的演进》一书的前言中提到“文本现代性"的概念：“所谓文本现代性是指,对以往的文本传统在现代环境条件下的一系列再创造,通过目录、编号、注解、评判等文本操作对藏经文本重新组织，以及采用诸如印刷、数字化等现代技术手段在宗教及其他团体内对藏经文本进行传播。”该定义是针对现代条件下藏经文本制作及传播方式产生的改变所做出的完整概括。藏经现代转型现象背后引发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即何谓“现代性”，以及何谓“传统性”的命题。

2.佛教思想内部的革新

从佛教思想内部出发，有意识地发挥宗教对于一个社会良性的功能作用，在佛教思想内部做新的诠释，以期向内摧毁儒家宗法制度，向外与西学抗衡，乃至主动回击做出对现代性的回应，这表现为中国金陵刻经处、支那内学院和汉藏教理院一系的佛教大德所开展的佛教批判运动。

如太虚提出“人生佛教”的主张——改变传统佛教的神鬼信仰，使佛教成为能被现代人所接受的人生的、生活的佛教。太虚计划根据西方的学术分类将佛学与西方各类学科进行会通研究,如佛学与经济学、政治学、数学、物理学等各种科学关系之研究，以及佛学与世界各宗教之比较。有学者指出：“太虚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他的象征意义：为现代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以及中国佛教徒面对西方的一种极端回应方式。”一方面，太虚主张用西方的科学知识来研究佛教，清除佛教的迷信成分，以适应现代理性的“祛魅”要求；另一方面，太虚又希望佛教徒能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佛教有利于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和促进社会的发展。按照太虚的理想，“人生佛教”的目的就是要使佛学与现实人生结合起来，最终使佛学与社会各个领域融通起来，以使佛教得以生存和发展，此外便是对人间所重视的现世利益须有所响应，佛教在太虚看来更应该成为一种能够让现代性下的中国人继续践行宗教行为的佛教，在现代性冲击下保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太虚之后，赵朴初居士与星云法师等人都继承并更新了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致力于推进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实践。赵朴初领导的中国佛教界致力于人间佛教的建设，倡导大乘菩萨道普度众生的理念，积极倡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一致发展，谋求佛教的现实发展空间。

二十世纪初的另一个佛教思想内部的革新是作为一场关于“性寂”与“性觉”的大的争论而出现的，同样为了佛教反思自身的现状立足于迅速变迁的中国社会。支那内学院的吕澂的思想批判活动，具体是他关于“性寂”与“性觉”的辨析。吕澂受实证思潮影响，运用现代学术的考证方法，依据译文、时间和文献考证判断《起信论》、《楞严经》等有伪经之嫌，其又以“性寂”为佛说的正传，否定了“性觉”的正当性，试图重新挖掘并强调唯识学及其重要意义，批判了《起信论》、《楞严经》以及禅宗、净土宗等宗派及其思想。当然，吕澂并非表面上简单地抛弃那些学说而倡导唯识学，其意指在于更为深刻的实践意义，具体则是强调“转依”的实践意义。他认为“转依”的概念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用来代替小乘佛教的“解脱”概念，“转依”即强调在认识层面通过转变错误认识为正确认识而正确指导实践。吕澂的这种强调实践意义的思考指向可以视为佛教内部有意识地对现代性的回应，发挥宗教在社会文化与社会实践层面的积极意义。他在社会现实层面批判了与其争论的熊十力的观点，认为“性觉”之说的“本觉”主张“经过了有意的变通迁就，采取调和的说法，肯定现实的一切（包括社会制度在内）之合理，既无所抵触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自然就通行无阻。”台湾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将这两者的争论概括为：一方强调认识论和实践论，另一方则完全倡导从本体论而反身向内。可见，吕澂眼中的佛教不仅仅有着理论层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实践层面的推动作用。

此外，熊十力的佛教诠释在一定程度上被牟宗三承接，牟宗三从儒家学说道德形而上学的立场会通佛、道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引进西方现代思潮时，也认识到科学及工具理性对人的宰制而导致德性的沦丧、因民族政治而造成的心灵庸俗化等现代性危机，牟宗三就希望通过“内圣外王”的模式，既开出民主与科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挽救现代性的危机。

现代性的潮流，对于社会生活、文化结构和认知方式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已经内化于当代国际学术的各个领域，中国的佛教在面临现代性浪潮的冲击下，下意识地或被动地采取西方传来的学术观念，摆脱宗派性的制约，主动引进西方现代性的学术话语体系与学术方法；在佛教思想内部做新的诠释，将佛学与西方各类学科进行会通研究，用西方的科学知识来研究佛教，清除佛教的迷信成分，以适应现代理性的“祛魅”要求，甚至主动回应现代性的问题，主动解决科学及工具理性对人的宰制而导致德性的沦丧、因民族政治而造成的心灵庸俗化等现代性危机。由此，既要看到现代性将宗教“祛魅”、世俗化的科学理性的一面，同时又能看到现代性下的危机，思索如何挽救现代性危机的途径与方法，才能使自身立足于社会并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唐忠毛.中国佛教现代性的基本向度[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51(06):138-143.

[2]宋立道.现代性与当代佛教间的紧张[J].佛学研究,2012(00):324-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