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日本

梁漱溟与日本

徐青[1]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杭州310018

摘要：国内外学术界在探讨中国问题时必然会提及新儒学家、思想家、政治实践家梁漱溟。有关梁漱溟的研究也可谓汗牛充栋，仅知网上就刊载了二千多篇相关论文，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cinii上也刊载有七十多篇论文，加上已经出版的著作那就更多了，可见梁漱溟的研究在中日两国都是一门“显学”。众所周知，梁漱溟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抵抗日本侵略者奔走呼号，在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在游击区后方抗敌8个月之久。但是，梁漱溟在其著作中曾多次引用的日本的文献资料，对日本学者的观点评价，以及1936年梁漱溟访日的研究却甚少有人涉及。研究梁漱溟对战前日本社会的探索，与日本的相互作用，其足迹依然能给后人以重要的启迪，对研究近现代中日文化交流而言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梁漱溟；日本社会；中日文化交流

引言

20世纪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1893-1988年）先生，生于北京，其父母亲祖上分别是桂林和云南大理的北来者，梁漱溟自称自己家庭中一切习俗风尚联系着中国西南方与北京这一大都会。一面若有拘守，一面又通达无固陋。长兄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通习日语，早早身故。梁漱溟虽非留日学生，但梁漱溟阅读、学习的资料大都来自于当时的日本。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的梁漱溟于1936年又造访了日本，在日期间，不仅到处参观，还与日本知识分子进行了座谈，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文革期间，虽然梁漱溟没有机会再次访问日本，但是对有关日本书籍的阅读没有停止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当美国学者艾恺在采访梁漱溟的时问，“百读不厌。解放以来您看过的是什么样的书啊？”。梁漱溟提到了《河上肇自传》，说道：“自传中文有两厚本，我很喜欢看，我并且把他的有些经验、他的话，抄下来，抄在我的本子上。”[2]《自传》不仅是梁漱溟最喜欢的书籍，也深爱是河上肇其人。称其为“在人生实践上一追求真理的勇士”。[3]

一、梁漱溟书目中的日本

梁漱溟在《我的自学小史》[4]中曾言，自己的大半生，恰好是生活在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时期。甲午之战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最大的关节，而所有种种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也都是由此而起。梁漱溟生于甲午大战的前一年1893年。恰好是近代中国和日本都处在以东亚热切效仿西方却因不得要领而苦闷不已之时。在日本吸收西方文明的热潮告一段落时，在中国的大地上却掀起了一股“东西文化”论战。从1915年的“二十一条”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民族觉醒、发生变革为止。

纵所周知，从现代学制标准而言梁漱溟只是高中毕业，但能登上北京大学的讲台，这当然得归功于他“自学”刻苦的精神，同时在他的自学成才过程中杂志、报刊、书籍对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梁漱溟道，“无论在人生问题上还是在中国问题上，我在当时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国内地的人所可能有的最好自学资料。都是从日本或者上海传递进来。如，梁启超主编的月刊杂志《新小说》、出版于日本东京的期刊《国风报》，以及上海出版的《民主报》（日报）可以察知梁漱溟的青年时代，学习的很多资料来源于日本，即使是国人创办的报刊由于清政府的压制而无法在国内发行只能在日本发行后再传递进来。甚至于许多专门书籍或重要典籍的阅读也是从杂志报刊引起兴趣和注意。例如，西医书籍也都是由日文翻译过来，其中包括药物学、内科学、病理学、诊断学等十数种著作。章士钊在日本出版的《甲寅》杂志也是梁漱溟喜欢的读物之一。这些书籍既为梁漱溟提示了新的人生观，也影响梁漱溟对人生问题以及中国问题的思考。

其中，对梁漱溟影响较大的是21岁的时候，大约在1912年尾1913年初，梁漱溟偶然读到日本著名思想家、记者、政治家中江兆民的学生幸德秋水[5]的著作《社会主义之神髓》，梁漱溟感触到“财产私有”是社会的一大问题。这一年的冬天，梁漱溟撰成《社会主义粹言》，内容分十节，一万二三千字左右，自己写于腊纸，油印数十本赠与友人。据梁漱溟所言，《社会主义之真髓》在当时已嫌陈旧，内容亦无深刻理论，对“资本家”“劳动者”之类的词不太感兴趣，但对“反对财产私有”的话题却印入了心里，并不断地思索该问题，终至引自己到“反对财产私有”的路上。并发现这是引起人群之间生存竞争的根源。[6] 这与之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运动不无关联。

二、梁漱溟访问日本

1936年，4月19日至5月19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的梁漱溟等五人造访日本，秉持着两大动机。“一、我在国内干乡建工作已有六七年，近来听说日本有它的农村问题，所以有农村经济更生的计划，这与我们的工作很相似，破壳做我们的参考，所以来此到各处去参观访问。二、更有重要的动机，是想了解整个的日本——日本社会内部的问题。这几年来，中日关系更恶化、更纠纷、更紧张，前途殊难预料，所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中略）此次为时虽短，但比单在书报上看，也许亲切一点，多知道一点。

”[7]

此次访日除去来回路程所花费的时间外，梁漱溟在日本住了三周，先是到长崎，然后是神户，再是东京。在东京住了十天后折返大阪、京都和神户，最后在福冈耽搁三天，在门司上船回国。5月13日至15日到达福冈县14日晚在九州帝大学学生集会所讲演“我在日本参观后的感想”，辞意警惕，颇可供今日参加乡村工作挽救民族者之参考，由记者录之。[8]

梁漱溟把日本比喻为一条鱼，如从中间将剖开，鱼骨的那边是山阴，这边是山阳。这次访日梁漱溟只去了山阳，山阴最苦的东北六县未能赴行，因此所看的都是日本较好的地区。在参观了村公所、合作社和村中小学后梁漱溟感慨“教育”与“组织”的重要性。“学校礼堂不只宽阔讲究，因每人都受过六年义务教育，几乎人人都能看报、写字。包括，粗工，下女，车掌们，报酬虽然有限，但人人都能写信，而且字都写得很好。”[9] 当时的日本已经实行六年义务教育，还在准备再往上提高。同时梁漱溟也很佩服日本人的谦恭礼貌，因为这些完全是从小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此外，也提到“农人都加入合作社和自治组织，青年有青年团，女子有女子青年团，退役军人有在乡军人会等。感觉日本社会到处都有组织，仿佛是将社会成功了一个严密得网，几乎盛水不漏。”梁漱溟认为，“日本与中国几十年来，同受西洋影响，可是往两个不同的路上跑，证实了日本之有进步，是为了它有它的社会机构；中国没有进步也是为了它有它的社会机构”。[10]

此外，梁漱溟一行对日本观光业的昌盛也甚感惊讶奇怪，“到处磕头碰脑都是游览的人。在我想，这与交通发达一定互为因果关系。我们在日本看见火车站或旅馆到处都写着引人游览的广告图画，什么藤萝遍开咧，什么温泉开放咧，什么牡丹盛放咧，……。在交通机关也给你预备得很周到，处处给你以种种方便，所以游览的人特别多。……从各方面都可以说明日本人的好游览！这也实在是他的长处。中国人也很应该去效法他。中国许多人有钱就去抽烟喝酒打牌，不去游览，我想如果中国人把用在无聊的消遣上的钱转用到游览上，一定可以给中国人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心理上可以活泼兴发，在生理上能使身体健康，从这里更增进社会文化，这实在是最有益的事。”[11] 这与日本从明治时代就开始的铁道建设运营是相关联的，交通的方便，带动了旅行业，旅行业的发达，也带活了日本的经济。

梁漱溟又道，“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六十年来大局完全安定，社会得以一天天往前进步。--只要安定，就可往好里去。进步，进步，几十年来还能不这样么？他们的村长，很多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你一问他大都是干了二三十年村长了。年年干--一天干一点，这就不得了。社会秩序稳定，大家有轨道可循，仿佛小草小木无阻无碍地往上长，自然可以结成果实，长成大树。中国社会组织构造老是在变，老是在破坏，局面老是不安定，所以就不能有所进步。仿佛一个是向上走，一个是向下走。自然就现在日本所已长成的国家来看，很不合乎理想，你批评他也可以，但无论如何他是‘长’了。我们‘没有长’”。梁漱溟犀利地指出，“我们的乡村问题就与日本的乡村问题不是一回事。人家的农村虽然有问题，但在其大机构中能谋救济，我们则不能有。但日本农村也正是因为有人来救济它，所以就挡住了农村的抬头。”[12]

除去教育、组织和乡村经济以外，梁漱溟对日本的便利的交通，人人信仰的佛教，好清洁和卫生，勤勉的性格以及中日战争等问题也都有涉及论述。

三、梁漱溟与日本学界的交流

这次的日本行，也使梁漱溟有机会面对面地与日本知识界名人著作家长谷川如是闲、日本评论社编辑伏室高信、京都帝大农学部教授侨本传左卫门和九州帝大农学部教授小出满二等面对面交流。席间大家谈到，“谈到日本农村虽有问题，资本主义与农业，都市与农村，虽有矛盾的地方，但仍有办法”。梁漱溟认为，这一类话，并不是粉饰的话，乃是他们的社会机构，还容他们在此问题内想办法。他们过去的成功与进步，都是靠这个社会机构，所以他们想还可以走一走。[13]

又道，“从今日往前说，日本是走好运，中国是走恶运。从今天往后说，则将要相反，日本要往恶运走，中国往好运走，此理由很简单。日本社会现在到有问题，并且要到不容易有办法的程度。我们的恶运已使社会机构全部崩溃，所以现在的问题即成怎样去建设新的，旁的枝节问题都没有。这好比日本现在有房子住，中国没有房子住，故中国单叫盖些房子住，而日本则要等破坏后，才能再建新的。申言之，中国要往理性机构的路上走，比旁的国家都近”。[14]

梁漱溟最后总结道，“日本农村经济更生的工作，遂与我们有相同而可参考之点，但从全盘说，从前途说，是很不相同的。所以我的感想是：是我更明白中国一天能往好出去，那就非解决中国之社会机构问题不可。解决的一条路恰好与普通的、与他国的想法都不同。我认为只有一条新鲜的特别的路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机构问题，因为只有这个问题一解决，才可解决其它的一切。我们可以以社会的统一，来促进政治的不统一。换言之，人家是由上而下，我则主由下而上，此所以新鲜特别，大家或有不信和疑虑，姑如此说以为参考也

”。[15]

梁漱溟访日的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在中日战争期间，梁漱溟在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共商抗日大计，从1939年春初到秋天，在游击区后方抗敌8个月之久。在日记中写道，“适在‘九一八’第八周年之前夕结束此行，虽身离前线而义不容稍怠于抗敌”。[16]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到，日本记者、评论家长谷川如是闲[17]曾说过的一句妙语：近代的英国人，以国家为“必要之恶”；中国人自二千年之古昔，却早把国家当作“不必要之恶”了。明确指出中国不是一国家而实为一大文化社会这与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基本一致。[18] 又道，北新书局出版鲁迅译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有“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一段，与“西洋文化是从身转到心的，而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之论不无关系，值得参考。[19]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厨川的思想不仅与梁漱溟的思想不谋而合，而且使梁漱溟受到了触动和启示。

梁漱溟也阅读日本近代文学家厨川白村[20]的著作，感叹道：“余其见厨川白村之《东西之自然诗观》，既喜其与愚说有合，乃昨复得最近《东方杂志》中国美术专号，有署“婴行”[21]者所为《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一文，其所申论中西画法之异，则又与厨川白村说相合。盖西洋人无在不持其“有对”之态度，中国人无在不以超“有对”入“无对”为求，又可于艺术证之也”[22]。

梁漱溟先生终其一生对思考和阅读从未殆懈过，即便是在精神上经济上极其困苦的文革时期也没有间断。翻阅“梁漱溟日记”[23]，不难发现文革时期梁漱溟阅读的书目中也不乏《日本史》《日本近代现代简明史》《日本现代史》《日本近代思想史》等与日本历史相关联的书籍。梁漱溟还特别推崇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在《勉仁斋读书录》中撰有“读《河上肇自传》”一文[24]，认为河上肇的信仰和行为是建筑于人生实践之上，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勇士，而且对阐明东方的学术问题也会有帮助。

结语：

迄今，除去《中国文化要义》以外，梁漱溟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已经翻译成日语。1940年10月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是第一个日文译本，由池田篤纪翻译，大亚细亚建设社出版。1980年4月出版的《一个读书人的节操：桂林梁巨川先生徇世遗言录》由景嘉校录，池田篤纪翻译，亚细亚问题研究会出版。1987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也由池田篤纪翻译，亚细亚问题研究会出版。较新的是2000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长谷部茂译，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出版。这些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有的已经绝版，有的与原文有出入。只有了解了过去的中国，才能更好地了解当下的中国。因此，有必要重新组织翻译梁漱溟的相关著作和全集，重新认识梁漱溟的思想，能够成为一扇窗口，让世界更全面地了解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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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简介：徐青（1971-），女，上海市人，名古屋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副教授，硕导，日本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国际文化关系论等。项目来源：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文化要义》【15116193-A】。

[2]梁漱溟、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第264-265页。

[3]1967年3月12日（日）···借《河上肇自传》两册。13日（一）阅《自传》；14日（二）、15日（三）阅《自传》；16日（四）晚饭后阅《自传》颇好。17日（五）、18日（六）、19日（日）阅《河上自传》甚久；20日（一）阅《河上自传》、21日（二）阅《河上自传》，将完。22日（三）早五时起作《河上自传》摘记。进食后续阅书。23日（四）早四时半起，作《河上自传》摘记。回家午饭，饭后小睡。做《河上自传》摘记。第二年的3月23日，还朱谦之《河上自传》两册。梁漱溟整整借了一年（梁漱溟日记（下）[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34-473页）。1973年11月8日（四）梁漱溟的日记显示：“早起维博来，以其取来《河上肇自传》二册付我······阅《河上自传》······同业13日的日记又提到：早起翻阅了《河上肇自传》，11月24日（六）早起写读书录。27日，28日两天也有记载阅读《河上自传》的记录。27日写道，早二时半起写读书录。30日也同样记载有写读书录一段。12月1日（六）写有早起写河上自传读书录完。第二天12月2日（日）还维博四巨册包括《河上肇自传》。（梁漱溟：《梁漱溟日记》（下）[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61页）。从借阅《河上自传》到归还《自传》前后近一个月，但是，这次的借阅，梁漱溟写下了一篇读后感《读《河上肇自传》（《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801-812页）。

[4]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659-698。

[5]中江兆民的学生，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者，死于狱中。

[6]由张溥泉（继）先生翻译，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在上海出版。参考：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689。

[7]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我在日本参观后的感想>.[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817.

[8]同上，817

[9]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五卷）.<东游观感记略>[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826-827.

[10]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我在日本参观后的感想>.[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8.

[11]同上，834-835.

[12]同上，830.

[13]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五卷）.<东游观感记略>[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821.

[14]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五卷）.<东游观感记略>[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822.

[15]同上，824.

[16]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勉仁斋读书录>[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417. 

[17]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著有《现代国家批判》《现代社会批判》等。

[1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4。

[19]同上，253。

[20]厨川白村，1880-1923，英文学者，文艺评论家，京都出生，京都大学教授，著有《近代文学十讲》《走出象牙塔》《近代的恋爱观》等。

[21]“婴行”是恩师李叔同为丰子恺取的法名。

[22]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七卷).<读《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650-651.

[23]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八卷）<日记>[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953.

[24]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勉仁斋读书录>[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