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舜水与明末清初文物制度东传

朱舜水与明末清初文物制度东传

方 ,卉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350117）

摘 要：明末清初中国文物制度东传日本，对日本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以朱舜水产生的影响最大最全面。朱舜水是明末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侨居日本二十多年，向日本介绍了许多中国的制度，比如涉及迁葬、奉神主的宗庙典礼，学校制度，科举制度，明朝的衣制、农学等。朱舜水所介绍的这些制度，不仅对水户藩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为后世创下了不少制度。

关键词：朱舜水；宗庙典礼；学校科举；朱子学；德川光国

明末清初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在中国发生了明清鼎革，在日本德川幕府地位逐渐巩固，由武力的征服逐渐转向文教的治理。[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我所说的明末清初学者所处的时期，是指公园时期世纪，即明万历三十年以后到清康熙四十年左右（1602-1701）这百年中。”]中国文化向日本的输出在这一时间段里远不如隋唐时代兴盛，但仍有不小的影响。明朝灭亡后许多不愿意“剃发而事外虏”的中国人纷纷避难外逃，其中不乏当时知名的学者如陈元赟、戴曼公、朱舜水等，这些人在日本受到礼遇甚至开门讲学、辅佐实权人物，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影响，其中又以朱舜水产生的影响最大、最全面。朱舜水在日期间，向日本介绍了许多中国的制度，对当时及后世的日本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从中日两国的朱舜水研究状况来看，日本的成果更多更深。由于朱舜水对日本产生的巨大影响，日本的朱舜水研究一直以来都比较兴盛，尤其战后有快速发展的趋势，特别是1986年，日本九州历史资料馆分馆柳川古文书馆将“安东家史料目录”公开，此后，朱舜水在日本的信札等新的史料都陆续有所发现，引发了新的朱舜水研究热潮。不仅有综合性的研究，还有针对思想、事迹等各个具体方面的研究，而且有突出成就的大家比较多，比如石原道博一人就撰写了35篇（本）以上的论著。此外黑板胜美、高须芳次郎、松本纯郎都是日本发表过建设性成果的朱舜水研究大家。

中国方面，民国建立以后颇兴起了一阵“朱舜水热”，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中收录的《朱舜水先生年谱》现在仍是朱舜水研究的重要资料。比较深入的研究则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80年代逐步由综合性的研究转向专题研究，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朱谦之整理的《朱舜水集》。90年代至今则是研究成果涌现的新发展阶段，出现了很多切入点比较小的成果，其中论述朱舜水向日本介绍的中国制度的有：竺小恩《朱舜水与明朝服饰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赵子富《朱之瑜与中国学校制度在日本的传播》、徐兴庆《跨国界的文化传释·试论朱舜水对科举制的评价》等等。切入点的缩小反映了朱舜水研究的深入，证明了朱舜水的影响正在被国内的学者所认同。

相比台湾来说，大陆的朱舜水研究内容比较单一，由于朱舜水在国内时期拒不出仕，也不著书立说和开门讲学，目前研究朱舜水的资料大多是他在日本时期所写的信札、议论，以及他的日本朋友、门生的文章，因此大陆的朱舜水研究比较滞后可能是第一手史料缺乏造成。但随着《西游手录》一类的史料逐渐向学术界公开，大陆的朱舜水研究也正在慢慢发展。本文即以朱舜水在日时期介绍的中国制度为例，一窥明末清初中国文物制度的东传及其产生的影响。

祭祀制度东传

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鲁屿，因为印章误刻为“楚屿”，亦字楚屿 [1]，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末学者、教育家。朱舜水身处明末清初的大变革之中，思想体系自成一体，被梁启超誉为我国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界“两畸儒”之首。朱舜水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明王朝日薄西山之时，政治黑暗、内忧外患。如此家运国情，都对朱舜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痛恨空谈义理的道学，认为无益于家国天下，而十分重视实学实用，其本人不仅精通儒家学问，对于农耕建筑、饮食服饰也无不精通。

朱舜水十分熟悉儒家的典礼制度、规章典范、学校和科举模式等，东渡日本之后，他应德川光国之请，或以书信传达，或亲为指导，向日本介绍了许多中国的制度，并在水户藩大力兴办文教，直到去世。其渊博的学识、务实的学风，在典礼、学校、衣制、碑文、乃至农业等许多方面都对水户藩乃至整个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舜水在十分重视宗庙典礼，他到水户之后多次遇到关于宗庙典礼的询问，比如德川光国之母并不是嫡夫人，并且其父并没有嫡夫人，德川光国曾就此询问朱舜水关于其母迁葬的礼仪，朱舜水对曰：“有正嫡小君，则太夫人压于正嫡，从来未有小君，则太夫人乃正嫡也。况母以子贵乎？自合以嫡夫人之礼行。”又比如同年夏，德川光国又问及太夫人、夫人升配及祔享改葬的礼仪，令朱舜水为图以献，朱舜水当面为德川光国指画，并且为了表示自己的严谨，详细考证了古礼，分条罗列，设了六问六答，详细剖析自己的理由。[2]

寒食墓祭以及祭祀土神的礼仪也是朱舜水着重介绍的对象。朱舜水在《墓祭议》中上考唐、五代的墓祭，详细辩驳了不正确的墓祭方式。关于祭祀土神的问题，朱舜水则作五等之图，以供德川光国斟酌拿捏，并详细介绍了墓前受胙的礼节。除此之外，朱舜水还做《奉神主宜庙宜寝议》考察了古代的庙、寝、祭祀仪式；做《坟莹事宜》介绍了古人和今人是怎么建造坟和围墙的，文章详细到要用什么石头，建设哪一个阶段的时候要用什么技巧。[3]可见朱舜水确实不是只有理论知识，他对于中国的礼仪制度的熟悉程度是可以从实践上去证明的，并且他也不遗余力地把这些制度介绍到日本。

朱舜水介绍中国的典礼制度时有理有据。他先摆明自己的态度比如指出某一些制度对君子来说是很重要的，然后考古论今，批驳不正确的典礼制度，最后得出结论，给出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大多数都被德川光国采纳，比如初四日遣人问朱舜水寒食墓祭礼仪，廿五日朱舜水所读的来自德川光国的书札中就表示将在来月朔日举行墓祭，可见德川光国确实非常重视来自朱舜水的建议。

教育制度东传

德川光国邀请朱舜水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要在水户藩兴庠序之教，朱舜水对此大为赞赏，其在水户藩对于明朝学校的介绍和教学实践活动对水户藩文教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宽文五年，朱舜水应邀来到江户，是年即奉德川光国之命作《学宫图说》，详细介地绍了中国的学校建筑制度。朱舜水基本上采取的是明朝地方学校的制度，配备了文庙、启圣祠、明伦堂、尊经阁、学舍、进贤楼、廊庑、射圃、门楼、墙垣等，属于中国传统的庙学合一的格局。德川光国命工匠依照这张图以木头制作成三十比一的模型，制造之时，由于工匠不能通晓殿堂结构之法，朱舜水亲自指导。此学宫模型现存水户彰考馆，东京的汤岛圣堂也是根据此模型而建造的。

同时朱舜水又做《学校议》一文详细介绍明朝的学校制度。他把明朝的学校分成了六等：第一是阙里，第二是南北两京，第三是省会学校，第四是余外府州，第五简陋州县，第六荒僻下邑。朱舜水结合日本的国情，认为日本应该以“二之下，四之中”作为建立学校的蓝本。[4]延宝元年，德川光国欲建学宫，朱舜水亲为指导，建成之后朱舜水折衷礼典、定仪注，每天率领府下士子在其中讲学，观者都感叹礼仪之美、规矩之周密，连社会风气也日益变好。朱舜水建议把圣庙和学校建在一起，也为后世创下了制度。

此外朱舜水还向日本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比如《答源光國问十一条》中前五条都是在论述科举制度。后续三条还介绍了中举之后的事项、科举品第等等。[5]《答安东守约问八条》则详细介绍了读书作文之法、大明科举取士之法，包括规则、内容、录取、考官等等。[6]

并且最难能可贵的是朱舜水在向日本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时既介绍其优点，也尖锐地指出弊端，真诚地希望把优秀的制度介绍到日本。他定居日本之后撰写的《中原阳九略述》尖锐地指出明朝后期的科举制度甚至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中国有逆虏之难，遗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自取之也。”其根本原因就是明朝后期科举取士过于重视文辞，却不要求读书要有读书之义，导致在教育下一代时也只注重文辞华丽，写出的文章喧闹嘈杂甚至互相剽窃，却没有理念内涵。这里所谓读书之义，即读书最终的目的是使士大夫忠君爱国，匡扶社稷。读书之义失去之后，由此种科举而来的官员也不知要忠君爱国，国家“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由此造成了明朝后期政治的昏暗，以致世道日坏，百姓怨声载道。[7]因此在教育和选才的过程中必须讲求“读书之义”,读书最终要有利于国家政治、风土民俗。

朱舜水还痛恨八股取士和道学，认为后期以八股为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禄，只不过是借科举谋官职罢了，非真学问。科举已经如此，讲说四书五经的道学家则“非新奇不足以骇俗，非割裂不足以投时。”[8]派别虽多，但是圣贤精一之旨未阐，而玄黄水火之战日烦，无益于当世。

衣制东传

朱舜水一生都穿着明朝的服饰，留居日本之后也不曾改变，并且还应学生和德川光国之请，多次向日本介绍明朝的服装制度。

朱舜水曾作《深衣制》详细介绍明朝的服装。文中表示：明朝的服装有衣而无裳，头戴七星巾，系绦纳履，不是吉服，不是常服，也不是儒服，与古时不同。但是现在日本的衣服制度已经有了自己的制度，不奉官方的命令，不可以轻易自行改变。而且穿深衣必束大带，系带有绦，垂与裳齐，头要戴缁布，上幅帽巾，鞋子要配合衣服的颜色，一物不完备就不能算是古制。如果要完全学习这种服装，可以说是十分繁琐。从而，朱舜水得出结论，想要恢复古制，如果不是奉“秉钧当轴之旨”就容易陷于生今反古的境地，更改衣制之事须慎重考虑。[9]

朱舜水在介绍中国的制度时也充分表现了他重实用的精神。他以自己为例生动地向人说明衣服要合体这一浅显的道理。朱舜水老年因为日渐消瘦，往日的衣服穿起来矌荡无纪，甚至有脱落的危险，他在《答野节书二十八首》中说：“仆在敝乡，袴要六尺三寸……今者日渐羸瘦，腰肢削弱，所服裤腰五尺二寸……今觅得窄布为之，要仅四尺五寸，似为适可，但紵布稀粗不堪耳……要之长短，当量贵体肥瘠而为之，若小大违宜，服之终不得其当，勿咎袴之制不善也。”[10]

朱舜水还有意引导日本人士穿戴明代服饰。他亲手制作野服、道服、披风、头巾等明朝服饰，并将它们赠送给朋友和学生。如赠送给大村纯长“包玉巾一项，蓝细道服一件”[11]，赠送给野节 “披风道服”[12]等，受到朱舜水的影响，许多他的许多日本朋友、学生也对明朝服饰产生了极大兴趣。

朱舜水虽然不遗余力地向日本介绍中国的制度，但是并不是一成不变，只会生搬硬套，不论是学校制度还是衣服制度，朱舜水都考虑到了日本当时的国情，并且建议日本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制度。朱舜水也没有站在天朝上国的角度对日本的礼仪制度不屑一顾，相反，他虽然认为日本的文教确实有欠缺，但是也是山川秀美之地，有自己的礼仪文化，因此在向日本介绍中国的制度时，既循循善诱又因地制宜，可谓用心良苦。

朱舜水对日本产生的巨大影响之实物佐证及原因探析

目前日本仍有许多受朱舜水影响的遗迹，它们的存在以事实证明了朱舜水所传制度在日本影响之深远。

首先是小石川邸后乐园，简称后乐园。该园原先是一个日本式庭院，宽文十年，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请朱舜水当设计师，在院中建造了许多中国式样的山水景观。其“后乐园”之名也是朱舜水取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句子命名的。后乐园融合了中日庭院的趣味，既有日式的风格也有中国江南园林的雅趣，是朱舜水在江户时期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他曾表示“就吾游览之所至，斯园殆甲于天下矣”。[13] 该园至今仍是东京著名园林之一。

其次是汤岛圣堂。目前的汤岛圣堂是1797年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斋按照朱舜水当年为德川光国设计制作的孔庙模型加以扩建而来。[ 详见《学校制度东传》一节]完成之后命名为“昌平坂学问所”，直属幕府管辖，就此成为幕府的最高学府。明治维新之后，汤岛圣堂仍然继续发挥作用，先后成为文部省办公场所、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教育博物馆等。1922年汤岛圣堂被指定为国家级历史遗迹。朱舜水带往日本的孔子像也被精心保存在汤岛圣堂中，只有每年春季孔子祭和元旦期间的特别公开讲座时才会在大成殿进行展出。

除此之外，还有舜水祠堂、驹込屋敷、舜水墓等遗迹。这些遗迹的保存，是明末清初中国文物制度东传日本的力证，也是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它们历经风霜，走过战火也走过复兴，见证了百年以来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中日融合的优美姿态站在历史的风尘中，或许它们可以为今天的中日交流提供一些借鉴。

朱舜水在日本传播的中国的文化制度是全方面的，上文所述只是其中几个方面，另外还有碑文、农业等等。朱舜水在日本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有多方面原因。

首先，德川初期日本渴望发展的状态给了东渡的中国人机遇。经过战国时期的武力争夺和1615年消灭劲敌丰臣氏政权，德川家康巩固了德川幕府的地位，并且通过颁布武家诸法度等措施建立了日本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武家统治。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德川初期文教政策的缺乏也渐渐显露出来。经历了长时期的战争，当时的德川社会并不是一个文教兴盛的社会，相反几乎是一个接近于文盲的社会。将近300个藩的武士们几乎是在以口头命令的形式在进行施政，文书只在重要的决定和有关土地的记录上才发挥作用，法令的内容也极其简单。[14]并且遣唐使不再来华之后中日之间更多的是靠贸易联系，然而德川幕府自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起开始转向闭关锁国，连贸易也日渐减少。但与此相反的是，当时的日本上到将军下到武士都对中国文物无比热爱，在闭关锁国的大背景下，他们只能通过长崎这一唯一的对外口岸来获取中国的文物和书籍。朱舜水渊博的学问知识、对于各种典章制度、工艺技术的熟悉，以及带去的中国书籍、文物，正是当时日本社会所需要的，因此朱舜水被奉为座上宾。此外，德川幕府初期对清朝有所疑虑甚至保持敌视，把南明继续看做是中国的正统政府，因而对于东渡的遗民特别是有突出成就的优秀人才抱以同情和宽容的态度。虽然朱舜水说日本“四十年来未留一唐人”，实际上在明清之际东渡日本的明遗民人数并不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小高峰。

其次，当时日本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改变，思想界的震荡使朱舜水可以充分施展拳脚。日本的朱子学是在镰仓时代由中国传入的，特别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朱子学是在日本禅宗建立的过程中因为受到中国禅儒一致影响，伴随禅宗而进入日本的儒学的一支，经过儒佛合流，又与日本神道相结合，逐渐日本化。在朱子学兴盛之际，与之对抗的有古学派、阳明学、折中学派和考证学派等。但是这些学派都是儒学学派，由于德川初期日本思想界儒学学派争鸣的状况，本文中会出现“朱子学”和“儒学”两个名词同时使用的情况，并不是概念上的混淆，而是此两者在德川时代确实同时存在。]但是战国以来，以武力争夺天下的大名们并不是很亲近儒学和儒教思想。直到德川幕府巩固之后，由于文治的需求，儒学日益受到重视，但是由于传统儒学的衰弱，加上公武之间的斗争，幕府统治者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在藤原惺窝的倡导下下，儒学在日本开始再次建立，并且以往那种明经之道的家学传统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目的在于指导现实生活的求真务实的新兴的朱子学。儒学再次建立的需求，使各个学派的儒学者可以放心大胆地阐发自己的新观念，他们或依附于幕府，或在各个藩里施展拳脚，一时京师、梅西、海南、大阪、水户各个学派彼此争鸣、吸收、发展，后又有古学派、阳明学先后崛起。其中，朱舜水所在的水户藩就在朱舜水的影响下形成了水户学。[ 水户学是指以德川光国修《大日本史》为中心，继承舜水学而形成的朱子学派，是德川时代众多朱子学派之一。]朱舜水在水户讲学之后，以其讲求实用的精神逐渐形成了一种舜水学，为江户时代的日本学术吹入一股新风。[ 浙江省社科院钱明认为海内外均有关于朱舜水的博硕士论文，而且朱舜水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关系史等方面有重要的地位，同时舜水学还是浙东史学和浙西理学的交汇点，日本水户学和省庵学的起点。因此可以有“舜水学”这一名称。]

第三，朱舜水之所以能在日本有一番作为，很大的原因要归于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留居日本之后朱舜水曾多次表示，自己不是为了传播圣教而到日本，而是为了避难，因此一开始只想在长崎谋一块地，使自己能够生活罢了。但德川光国当时正在水户藩兴庠序之教，听说朱舜水学问过人，是一位大儒，便派遣臣子小宅生顺前去长崎与朱舜水晤谈，两人深为朱舜水的学识所折服，诚邀朱舜水往水户藩执教。朱舜水被德川光国好贤嗜学所感动，乃应其聘，从此往返于江户和水户两地讲学。德川光国礼聘朱舜水到江户后，尊其为国师，亲执弟子礼，对朱舜水言听计从。他十分敬重朱舜水，甚至不敢直呼其名，朱舜水因此取“舜水”为号。德川光国曾请朱舜水在城楼之上的钟上书铭，又为其筑“高枕亭”，并请朱舜水“志其亭”。也曾欲为朱舜水筑别莊，只因朱舜水力辞只好作罢。为朱舜水做寿之时，佳肴礼物重叠，和汉年老德高者共祝。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德川光国是德川家康嫡孙，他所处的水户藩是幕府将军御三家之一，在幕府的地位举足轻重，在德川光国的影响下，日本的学者、达官显贵也或执弟子之礼，或听其讲学，纷纷向朱舜水求教。[ 御三家指将军家血缘最近的直系亲属尾张、纪伊、水户三家。 必要时候御三家男子可以直接成为幕府将军。]朱舜水的思想即舜水学，借助担任幕府实权人物德川光国的政治顾问这一个特殊的平台，在水户藩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建设中得到实践和检验。进一步影响到了全日本。

关于朱舜水对日本产生的影响，应该辩证地看待。除了上文所述在文物制度方面的正面影响之外，朱舜水对与水户学也影响深远。德川光国起初修《大日本史》时一度停滞，朱舜水到达水户之后德川光国即以朱舜水为指导编撰《大日本史》的主要人物。后来以《大日本史》为中心形成的日本水户学继承了朱舜水史观，也就是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大义名分”和“尊王贱霸”思想。以水户藩御三家的地位和德川光国的嫡孙身份以及水户学本身思想体系的庞大，水户学很快成为影响全日本的主流学派之一。甚至对一百多年后的明治维新也产生了影响。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大日本史》尊王思想的影响下大政奉还，促进了维新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梁启超曾这样评价说：“德川庆喜归政，废藩置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最强有力的导师。”[15]可以说，朱舜水通过影响德川光国和《大日本史》，对当时和后世的日本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朱舜水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圣人，并不能跳出时代和阶级的藩篱。他在不遗余力地向日本介绍中国的优秀制度的同时依然不能抛弃明朝的一些腐朽制度，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其对科举的态度。一方面，他是宋明理学的反对者，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和宋明理学完全划清界限；一方面，他批判八股文章，另一方面又向日本介绍了很多明末科举的陋习。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看到了更适合现代国家生存的西方制度，于是很多固守陈规的中国传统制度被抛弃，并不是说这些制度一无是处，而是它们不再适合现代化的世界。

小结

朱舜水能够在日本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是客观的历史环境为他提供了机遇，日本急需学习的社会状态、正在发生变革的意识形态，为儒学者向政治生活渗透提供了契机。此外朱舜水个人渊博的学识、务实的风格则令他成为众多东渡明移民中最出类拔萃者，折服了日本的学者，使他成功输出了大量的中国优秀文物制度。朱舜水不仅东传了许多儒家典礼制度、规章典范、学校和科举模式等，还在水户藩大力兴办文教，大多数建议都被德川光国采纳，利于当时甚至泽被后世。

参考文献：

[1] 彰考馆编．朱舜水记事纂录[M]．东京:吉川弘文馆,大正三年：1，11，7,7，13，7.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13] 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453-459,460-461,461-463,345-348,373-374,1-4,173-174,461,225,72,207,430.

[14] 王玉强.近世日本朱子学的确立[D].吉林:吉林大学,2009:110.

[1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94.

作者简介：方卉（1995--），女，浙江金华人，汉族，福建师范大学2021级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