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与出路——读《全球现代性的危机》有感

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与出路——读《全球现代性的危机》有感

任沙沙

聊城大学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越加密切，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出现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危机、权威性的超越来源的消亡等危机。各个学者为全球现代化的发展寻求出路与方法，杜赞奇在其《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中提出用亚洲独有的传统文化与独特价值为全球现代化的危机探索一条发展之路，以亚洲传统为例提出了全球现代性发展的希望。

关键词：全球化；现代性；可持续发展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到“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1]，现代性的发展已经深入到全世界，阿里夫·德里克最先提出“全球现代性”这一概念，指现代性在新的时代背景——全球化中的发展境况。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日益加深，全球现代性的发展，当今世界出现了许多现代性危机。

一、危机与解决之道

杜赞奇在《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中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竞争型的国家发展，引发了全球现代性危机，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影响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发展中国家正相继向前发展，进入全球现代化的日程，但是如果跟随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走竞争型民族国家发展模式，追逐与其相仿的生产、消费水平与模式，地球将无法承载此般重负，环境也必遭破坏。杜赞奇认为亚洲等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权威性的超越来源的消亡、环境可持续性的危机，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2]这些特征也是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障碍与挑战。杜赞奇认为亚洲传统中的传统文化，道德感还有宗教资源，这些亚洲社会中独有的特征为现代性危机提供了一条发展之路，也是推动亚洲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杜赞奇教授的这本书中，“流转历史”和“对话式超越”这两个基本概念贯穿本书始终，他也将亚洲文化传统用这两个概念表达出来。杜赞奇教授在书中援用大量例子揭示宗教和超越观念在亚洲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之间的流转”，揭示了亚洲传统宗教意义中的“超越”观念的流转能够给现代性危机提供解决思路与办法，宗教思想之间的流转能够互相联系起来，能够再发展，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开阔性的思维与方法。在该书中，虽然杜赞奇教授对全球现代性持否定态度，但是他表示不能完全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在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中，现代性是必然存在的，对于现代性的危机，要寻求一种可持续性的现代性及其理论基础，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杜赞奇提出亚洲国家拥有独特的可持续现代性资源，可以从亚洲传统中寻求现代性发展的希望与未来。

西方国家的现代性并非是普遍模式的现代性，现代性并不局限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国、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崛起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都可以探索出一条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现代性危机实际上也是西方民族国家竞争模式造成的危机，对自然无限征服和掠夺的资本主义忽视了多样性的宗教价值观念及其历史流转的存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已经导致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认为亚洲等国家的发展要有明确的目标，防止亚洲落入民族主义的陷阱，克服不受约束的消费主义，引导亚洲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全球现代性的危机》评述

杜赞奇的《全球现代性的危机》，内容丰富多样，规模宏大，涉及到了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并且提出大量的新的概念。将全球性危机聚焦到可持续发展上，提出了新的关注点，而且提出了超越等新的解决方式，以亚洲传统为切入点，提供了解决现代性发展的新办法。创造性的提出的“流转的历史”，“对话式超越”等概念，在概念上进行了创新，提供了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新办法。

但是在这本书中，杜赞奇并未提供解决全球环境的方法，实际也无法有明确解决可持续发展的办法。他认为现代性的危机主要还在于现代性本身，现代性的两个标志，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是造成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竞争性的民族国家发展都给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以欧美资本主义等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来看，全球现代性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在民族利益面前，各个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全球的利益。杜赞奇在亚洲传统文化与宗教中去寻找希望，例如在亚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的宗教和政治传统，同时也不断发展自身的宗教和政治传统来完成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亚洲传统的超越性是对话式的、包容式的、非生命的、平和的，而不像亚伯拉罕宗教那么极端、排他、拟人、激烈。但是亚洲各国的人才，在领导建立民族国家的同时，受到欧美国家的影响，模仿“忏悔共同体”，注重单一文化与宗教发展，忽视了这里一直存在的借用和互相影响，走上西欧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发展现代化之路，最终还是走向了危机之路。杜赞奇多次举例强调亚洲传统宗教发展的例子，不断反思过去的历史，是因为过去中潜在着未来发展之路，潜在着未来的可能性，正是过去传统的宗教观里蕴藏着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杜赞奇教授在传统宗教理念中另辟蹊径，为全球性发展提供一条新路，但是传统观念与现代性发展相悖，而且传统观念的东西过于缥缈，我们能否真正在传统的宗教观、道德观里寻求到解决之路。杜赞奇从亚洲传统出发，对亚洲的政治、宗教历史和复杂的宗教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他的许多工作，书中所举的例子都集中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但是在“全球现代性”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印度虽然具有代表性，但不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亚洲，而亚洲也不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非西方国家。因此，亚洲传统文化与宗教思想并不能为“全球现代性”的发展提供解决办法，但是杜赞奇提出的“流转的历史”与“对话式超越”为其提供了解决思路。而且杜赞奇将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全球现代性发展的主要问题，并且在书中提出大量环保概念与例子解决环保问题，生态问题，但是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不仅仅是生态环境上的问题，在书中，杜赞奇教授有所提及民族国家的竞争型发展模式造成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竞争模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导致了气候变化和地球环境破坏的全球危机，最后也将全球现代性的危机落于生态环境问题上。

三、小结

杜赞奇教授提出资本主义和竞争型的民族国家发展模式造成了环境破坏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全球现代性发展的主要问题，他提出用亚洲传统中的宗教、道德观等超越性思想为全球现代性发展寻求新的出路与希望，他提出的“流转的历史”与“对话式超越”为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解决现代性危机提供的中国方案，也是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必由之路。

[1]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2]张连伟：《历史社会学视域下的亚洲传统与未来——读杜赞奇《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与可持续的未来》》，
《全球史评论》,2018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