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与传染病（新型冠状肺炎）的历史渊源

中医药与传染病（新型冠状肺炎）的历史渊源

淡海丽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中医药和传染病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追溯，通过古医药书籍对传染病诊疗的深入对比，发现他们的共性与区别，对于最新的传染病（新型冠状肺炎）能有借鉴和启迪的作用。

    传染病，是由某种特殊病原体（如病毒、细菌等）引起，具有传染性的一类疾病。而古代的传染病则称之为瘟疫，对人类后代影响巨大的有：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等。

    瘟疫的最早记载从先秦开始，《周礼·天官·冢宰》“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瘠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1]。历史上，对于瘟疫大多数的情况都是按照伤寒处理，参照张仲景的《伤寒论》进行医治，直到清代的吴有性评判性的对瘟疫和伤寒做出区别对待的理论。他在书中的观念认为伤寒大多数情况是发生在冬季，而瘟疫四季皆有可能发生，并且提出了两者皆是外气所至的急病。因为张仲景的《伤寒论》在历史中有所缺失，故而通过此书对于瘟疫的有些判断有失偏颇。

    吴有性，字又可，是明末清初姑苏（今江苏吴县）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传染病大流行的时候，据有人统计，明代276年间发生了传染病大流行64次，而清代266年间发生了74次，可见传染病流行之频繁。他通过自己的诊疗经验，并对当时流行的传染病进行研究，最后进行了分析、总结，终于在崇祯15年（公元1642年）写成了《瘟疫论》一书[2]。

《瘟疫论》中明确指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吴氏为之命名为“戾气”，也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并且提出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非典”和“新冠”的发病机制和传染途径似乎证实这一论述。在《医学心语》论疫中，“疫之症，来路两条，有在天者，有在人者。指出瘟疫的特殊病源和传播途径，为现代的传染病学说提供了坚实理论依据。                               

中医药历来重视对疾病的“预防为主”原则，主张未病先防，对传染病的防疫措有以下几点：1.对外感瘟疫病人，应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提高疗效。2.早期隔离病人。3.对有疫病密切接触者，或病源携带者的发现、监测和管理。《治疫全书》“毋近病床塌、毋凭死者棺触臭恶，毋食病家食菜，毋拾死者衣物”，提出防疫隔离的具体要求。 4.对动物传染源认识和措施。  5.切断传播途径的措施。 6.对易感人群的防疫措施，重视个人防护，预防疾病。7.预防接种的创始与应用。我国早已采取措施与天花作斗争，明《寓意草》（1643年）记“种痘医案数例”的“人工种痘”法，《张氏医通》(1695年）载“种痘说”：有“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水苗法”四法；《种痘新书》（1741年）已记“种痘八九千人” 。结合现代传染病的防治措施，两者几乎的一致性，从口罩的防护、手消毒，再到检测结果的确定，隔离防治的区别性，用药的精准性以及疫苗的应用等等；未来更可以在疗程的确定上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

     吴瑭，字鞠通，约公元1758-1836年，清·淮阴人。游京师，检校《四库全书》，获明·吴又可之《瘟疫论》，深受启发，后又得苏吴叶桂先生之学，且逢其时瘟疫流行(1783年京师大疫），在广泛之医学实践中，大展所学，而活人无算，撰成一部《温病条辨》，创立温热病三焦辩证，他说：“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吴氏对温热病的治疗原则，概括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温病条辨》不仅是三焦辩证纲领的具体运用，将温热病论治理法方药有机的结合于一起，并将清热法，养阴法贯穿于三焦辩证之始终。

        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肺炎，其临床主要表现为持续或反复咳嗽、喘憋、呼吸困难、缺氧，或伴随发热，属中医学的“肺炎咳嗽”“哮病”范畴。主要病机为痰浊瘀肺、气道阻塞，肺失宣降，古典医籍中就有了类似肺炎喘嗽发病及症状的描述，《内经》中所述“肺风”“肺痹”上气”等病，实际与肺炎喘嗽类似。中医学对鼻部疾病与肺脏的关系也早有认识，《灵枢·五阅五使》云： “鼻者，肺之官也。”《灵枢·脉度》又云：“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内经》说“天气通于鼻”，认为肺气贯通于整个肺系，上达鼻窍，肺鼻协调，共同完成肺气之“宣”与“降”。                                                             ‘同一气道，同一炎症’,这一理念在临床上的应用，对于鼻、咽、肺不同临床表现时期，不同制剂的运用，在中医药的治疗上有比较显著的疗效。中药在抗炎、抗变态反应、抗病毒、抗细菌、改善细支气管黏膜水肿、改善肺实空、消除肺部啰音等方面显示出满意的疗效和优势。中医药抗病毒疗效确切，对肺部损伤修复尤其具有优势。但以汤剂为主的药物剂型相对落后；现有的静脉制剂，由于中药成分复杂，有效成分难以达到更高纯度，临床如果辦证不准确，配伍不慎重，容易出现不良反应，使得很多西医医院拒绝使用中药静脉制剂，这也是妨碍临床形成中西医结合标准化治疗方案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针对新型冠状肺炎多为中医药的临床疗效观察，未能采用大样本的规范化疗效研究。对于中医药、中医疗法的作用机制、剂型、有关生化指标的观察，治疗方法的改进等仍需更高层次的研究和总结，所以进一步研究中医药疗法的疗效和优势，对弥补西医学治疗的不足，因此，如何形成更有效的、完整的、系统的中西医结合诊疗路径，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临床疗效方面，西药在急性发作期，迅速控制病情发展，尤其是重症、变症的急救有着明显优势。中医药具有缓效、稳效、持久的特点，在改善症状、减少或停止使用激素、促进损伤气道修复、减少复发，尤其是早期抗病毒治疗，防止出现气道损害具有特有的优势和疗效。中医药疗法的疗效和优势，弥补于西医学治疗本病的不足。因此，如何形成更有效的、完整的、系统的中西医结合诊疗路径，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其中，中医药的现代化剂型的研究，以及中医疗法的规范化推广，中医外治法的作用机制、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以及预肪作用的现代研究有待进一步探素其中，中医药的现代化剂型的研究，以及中医疗法的规范化推广，中医外治法的作用机制、作用机制的研究以及预防作用的现代研究有待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邓云特《中国救荒史》

[2]赵军 专栏 论文精选 《瘟疫论》--第一部传染病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