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场所营造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改造提升策略研究——以佛山新城为例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3-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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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场所营造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改造提升策略研究——以佛山新城为例

陈敏怡

广州市天作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广东广州 510623

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作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在城市规划和发展中往往以集中布局的形式出现。但目前部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存在功能单一、利用率不足等问题,导致社会资源浪费。如何激发公服设施集聚区活力,提升公服设施集聚效益,避免公共空间低效利用成为城市发展的挑战。本文基于场所营造的相关理念,以佛山新城的公共服务集聚区为例,分析其在场所营造视角下现存问题,并从产业置入、空间设计和活动承载三个维度,提出相应的改造提升策略。

关键词: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场所营造;城市规划;改造提升

  1. 场所营造理论
    1. 所营造的定义

1976年,加拿大地理学家E·拉尔夫(Edward Relph)首次将场所特性整合为物质环境(physical setting)、活动(activities and event)和意义(meaning)三要素(图1),并提出场所营造便是强调其三要素的相互联动、形成有机整体的手段。尽管“场所营造”缺乏精确的定义,但诸多国家、机构及学者对“场所营造”进行解读(表1)均强调空间对人的积极影响、人对空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以及人与空间的联系和互动。因而可将“场所营造”定义为:以使用者的需求和精神感受为核心,通过物理环境和承载活动的规划设计,建造一个有吸引力、强滞留性、有归属感、促进积极社会交往的空间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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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场所特性的三要素[[1]]

表1 场所营造的定义

国家/机构

对场所营造的定义

英国威尔士

是空间开发规划和设计的一种整体方法,旨在创造高质量发展的公共空间,以促进人们的繁荣、健康、幸福。

英国苏格兰

是一个包括设计、开发、更新改造城乡建设环境的过程,创造一个可持续的、自然的、连通的、低碳的场所。

公共空间项目机构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以下简称PPS)

是一个协作过程,旨在加强人们与共享场所之间的联系,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共享价值。同时强调场所的使用模式,关注一个地方可持续发展的物理、文化和社会认同。

Herman Miller工业设计公司

创造一个愉悦的、舒适的、受欢迎的和富有意义的环境的行为。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

本质上是透过环境的改变和事件的发酵,寻回地方的精神,构建和培育人与环境、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让生活的空间变成产生情感和依恋的地方。

1.2.场所营造的影响要素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物质环境的品质、使用者流线(交通)和活动事件丰富度,是影响场所认同感、归属感的主要因素。英国城市设计学家J·彭特(John Punter)在场所特性三要素的基础上提出影响拓展具体的影响因素(图2);孙凌虹提出城市公共空间场所营造的影响因素包括可达性、可识别性和空间尺度,构成要素包括物质要素、地域特色和人的活动[[2]];蔡徐迪认为城市场所营造需满足人们日常社交活动[[3]];梁宏飞等学者提出“10+”空间转型法,即场所营造需要为每个场所设计承载至少10种活动[[4]];薛芃提出活动的制造亦有助于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性、体现公共文化的价值[[5]];在PPS提出的场所营造评价标准中(图3),亦主要是围绕物质环境、人与空间的互动以及空间承载的活动进行量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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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响形成场所感的要素[[6]]                3 公共空间场所营造的评价标准[[7]]

  1. 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与场所营造

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以下简称“公服设施集聚区”)是以打造城区公共服务中心为目标、以公众为服务对象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体育馆、剧院等多样化公共服务设施集中分布区域[[8]],旨在为居民集中提供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作为面向社会供给服务的物质载体,公服设施集聚区在空间尺度上彰显城市影响力、公共形象[[9]],是城市消费的热点区和城市活力的关键单元,因而其整体的氛围塑造就显得尤为重要。

场所营造在公服设施集聚区层面可看做公共空间的氛围塑造,其内涵可概括为混合使用、步行环境、公共活动三大方面:以公共空间为核心,以混合使用为基础,以步行环境为主体[[10]],以公共活动为依托,塑造有吸引力有归属感的公服设施集聚区。创造出富有场所感的公共空间,使其在城市景观中更突出、在人居环境中更有意义[[11]],从而为其所在区域汇聚人气,间接提升服务设施利用率和创造更多经济价值。

  1. 佛山新城公服设施集聚区空间特点及问题识别

佛山新城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腹地、佛山市顺德区北部,是佛山市实行“强中心”战略的现代岭南特色中心城区。佛山新城中部集中布置有青少年文化宫、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世纪莲体育中心、滨河公园、粤剧文化交流中心等多个大型公服设施,周边亦有佛山公园、市民广场等公共开敞空间,是佛山新城的公服设施集聚区,亦是佛山重点打造的城市级公共服务中心,旨在引导中心城区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集聚提质。但与其发展定位和目标不匹配的是,区域现状的整体知名度不高、活力不佳,各种公服设施和公共空间的使用率都较低,存在着街道功能单一、步行空间连续性不强等问题。

现状

图4 佛山新城公服设施集聚区现状

3.1.功能单一,承载活动较少

现状佛山新城公服设施集聚区内以文化功能为主,服务功能范围过窄;与餐饮、娱乐、购物等配套商业功能的融合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单一的功能亦导致空间承载活动较少,使用时段的局限,造成设施的使用度和公共空间使用率都较低,影响公共服务空间的活力。

3.2.地块间缺乏连接,步行环境品质较差

公服设施集聚区的空间布局以线状空间为主,建筑沿路开口,围合感、场所感较弱,较难形成鲜明的场所感受;区域现状仅有三处跨街连廊,各功能板块被道路分割,缺乏联系互动,慢行系统不完善,无法组织畅快的游览体验;区域内步行系统以沿街人行道为主,景观要素单一,空间品质有待提升。

  1. 佛山新城公服设施集聚区改造提升策略

为提高公服设施和公共空间利用率、提升整体知名度和活力,改善区域现存问题和不足,打造更高品质的公服设施集聚区,在场所营造的语境下,本文以提升公服设施集聚区的多样性、连续性和社交性为核心,提出以下几点改造策略。

4.1.打造功能业态多样的现代时尚公服设施综合体

1)功能多样性

公服设施除了承办体育赛事、文艺演出和提供基础性群众服务外,可挖潜设施建筑的闲置空间或灰空间,将部分地下空间进行功能优化置换,改造为零售、会展、培训和文化体验等功能空间,增加能够承载休息、会面等功能的社交场所,实现多功能并置,赋予公共服务设施更多内涵。

2)业态多样性

基于现代时尚公共服务设施综合体的概念,围绕公服建筑内外引入时尚业态,重点考虑符合现代城市居民消费需求的一站式、多选择、沉浸式、体现现代时尚气质的业态,如设计工作坊、街头涂鸦工作营、创意休闲商业等,打造网红打卡消费地,提升年轻人对公服设施集聚区的心理认同度[[12]],形成人气集聚效果,激发公服设施集聚区整体活力。

4.2.营造连续的步行环境和元素丰富的步行界面

1)步行空间连续性

场所营造的前提是公共空间的可达性,而步行空间是在人的尺度下影响场所感的直接要素。全域构建完整的立体步行交通体系,在现有公共建筑和公园等开敞空间之间增加跨街连廊,串联各地块功能,一方面解决现状各大公共建筑群体无法流畅连通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将闲置低效的绿地、广场等资源串联成为有机整体;此外,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连通轨道交通站点,对客流进行引入和分流,为各个功能地块提供较强的人流支撑。

2)步行界面连续性

丰富和统一街道元素,沿线布置融合岭南特色、主题鲜明统一的艺术装置,通过休憩设施、口袋公园和特色标识体系建设等手段,增加街道的辨识度;设置有空间界线感的道路铺装,如在公共性、作为通道的空间铺设砖质铺地,半公共性的空间铺设木质铺地,相对私密的空间设置树木、景观小品等进行围合,以及在公共性与私密性的过渡空间设置绿化和水景等;提升公服建筑沿街面的开放性,适当设置零售店、咖啡厅等同时对内外开放的滞留空间,与街道步行环境活力连续;建筑沿街面亦可设置玻璃幕墙,引导行人视线进入建筑内部并与建筑内部进行视线交流,形成视线连续,让行人感受到他人及建筑场所的存在从而提升归属感[[13]]

4.3.策划多元化、全龄段的社交活动

社交性是场所营造的关键,亦是公服设施集聚区作为城市社交接口的重要特性。公服单位在运营过程中可与当地学校、社区及团体建立长期合作互动机制,定期举办音乐会、读书会、影视交流等活动,强化各类文化设施的公共社交功能;体育设施单位可自创赛事IP,与社区、学校、民间机构协会合作举办联赛等体育活动,促进全民健身的同时亦增加体育设施的利用率;积极开展和推广公益活动布置,在引入新潮体验的同时融入传统的民俗民生活动,如老少皆宜的象棋竞技、盲人友好的听书会等,适应不同年龄层次人口的活动需求,促进公共服务设施建筑的参与性和公平性。

  1. 结语

佛山新城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存在功能单一、利用低效等问题,亟需对其进行改造升级。2022年国家《“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提出要为公共服务提档升级拓展空间。作为城市重要功能空间和活力关键单元,在场所营造语境下,借助功能业态置入、步行环境改造和社交活动组织等策略,提升公服设施集聚区的多样性、连通性和社交性,赋予其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营造更高品质、更有活力的城市公共服务空间。

参考文献:


[[1]] Edward Relph.Place and Placelessness[M].London:Pion,1976:45.

[[2]] 孙凌虹.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场所营造研究[D].西北大学,2012.

[[3]] 蔡徐迪.城市设计中场所感营造的策略简述[J].智能城市,2016,2(05):247.DOI:10.19301/j.cnki.zncs.2016.05.211.

[[4]] 梁宏飞,罗璨,陈志敏,艾勇军.纽约城市公共空间复兴与场所营造研究[J].城市规划,2022,46(05):93-102.

[[5]] 薛芃. 事件驱动的城市公共空间复兴策略初探[D].清华大学,2014.

[[6]] John Punter.Participation in the design of urban space[J].Landscape Design,1991,200,24-27.

[[7]]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What Is Placemaking?”.2007,https://www.pps.org/article/what-is-placemaking.

[[8]] 湛东升,张文忠,张娟锋,李佳洺,谌丽,党云晓.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识别分析[J].地理研究,2020,39(03):554-569.

[[9]] 梁思思.城市更新语境下的场所营造新路径思考[J].人类居住,2021(03):49-55.

[[10]] 朱美.基于场所营造的文化建筑综合体公共空间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4.

[[11]] 程世丹. 当代城市场所营造理论与方法研究[D].重庆大学,2007.

[[12]] 张晓伟,罗小龙,刘豫萍等.公共服务设施在产城融合中的作用——以杭州市大江东新城为例[J].城市问题,2016,No.248(03):36-41.DOI:10.13239/j.bjsshkxy.cswt.160305.

[[13]] 李熙盛. 基于场所营造的法国城市空间设计研究[D].湖南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