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中的数字应用：逻辑理路与价值趋向

特大城市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中的数字应用：逻辑理路与价值趋向

廉晓逸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省西安市 710000

摘要：风险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数字赋能城市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已是大势所趋。本文首先对特大城市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的概念做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分别展开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基于大数据的特大城市风险识别与预警机制、应急与监测机制和减缓与交流机制中现实运行逻辑和发展价值取向的研究，旨在探寻特大城市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中数字应用的逻辑理路与价值趋向。

关键词：特大城市；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数字应用

一、特大城市与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

（一）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随着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学术界开始关注所谓“风险”。“风险”一词其实并不陌生，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开始了与自然风险的斗争，不论前现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与风险的较量始终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主旋律。正如贝克所言：“在现代化进程中，……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风险不再仅限于自然领域，各种人为的复杂并生型的风险不断打破人类的认知底线。进入20世纪末，国外对风险的研究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国内学术界开始逐步展开有关风险的讨论。但在研究初期，学者们对于风险的认知更多地集中在自然领域，如干旱洪涝、火灾爆炸等，直到2003年非典疫情席卷而来，对人民健康安全带来了极大威胁的同时，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公共卫生安全这一新兴风险领域的广泛讨论，风险治理的研究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公共安全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话题。国外关于公共安全的研究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异,其关注点各不相同,但整体上都是从城市防灾与防卫两个视角入手。[[1]]21世纪初，各种复杂风险相继而来，美国“911事件”、“卡特里娜”飓风以及中国SARS病毒传播等，将风险研究推向了新高潮。目前，有关公共安全风险的研究在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领域暂无定论，呈现出理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之态。曹惠民指出，广义上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泛指城市这个以人为中心的生态系统所遭遇的现实和潜在的威胁、破坏或伤害的统称。狭义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是指在城市这个公共场域内，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所遭受的威胁、破坏或伤害。[[2]]刘博认为，公共安全风险不仅包含传统安全风险要素，同时结合新型公共物品、新生社会群体、新兴网络事件构成了城市安全风险的基本特征。[[3]]陈文蓁指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是作用于城市范围，对城市的人员生命财产、经济活动、运行和发展等造成重大损失的可能性或者潜在威胁，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失控必将演变为各类突发性风险事件，危及城市公共安全。[[4]]对于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学术界目前还没有概念定论。但多数是将其作为公共安全风险的一种类型加以研究。所谓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是一种人为造成的、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外缘突发性事件，是复合风险的缩影，其带来的负效应，具有突发并生的跨空间特性，会严重威胁到安全格局。

（二）特大城市的风险放大效应

截至2018年末，我国城市数量达到672个，其中城市市辖区总人口在400万以上的城市数达到20个，包括5个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和10余个人口在500~1000万的特大城市。[[5]]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人口流动的持续单向性，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极大的风险隐患。特大城市在面临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具有人口密集、扩散快、范围广、防控难、次生性大的特性，使得风险治理的难度大大提升。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数字应用成为各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过程中引入数字技术，增强信息化管理乃是大势所趋。国外大数据风险治理始于2013年，国内则是于2014年开始关注这一领域。数字应用对于应对特大城市风险治理的放大效应具有显著作用。

二、基于大数据的特大城市风险识别与预警机制——公共卫生安全领域

（一）现实运行逻辑

重大危机的爆发总是经过了萌芽阶段的酝酿发酵，风险初期的识别与预警能力决定了危机的控制程度。公共卫生安全风险领域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领域风险频生，从2003年SARS病毒，到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再到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人类社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公共卫生风险，严重威胁到了人们的生命安全，提高风险识别检测能力，增强预警系统对于有效应对这一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爆发，在短暂的反映过后，政府迅速行动起来，力挽狂澜抑制疫情的迅速蔓延。而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仅仅用传统的治理手段很难有效应对复杂的变化，大数据的应用应运而生。疫情形势下，甄别风险人员，定位风险区域，对于有效识别潜在风险，增强预警机制尤为重要。国家层面，国务院上线“互联网+督查”平台，通过网络技术，提高疫情防控监察效率。该平台设有“疫情防控”专栏在线应用模板，以疫情动态、个人申报、群众监督、在线咨询、门诊药店、同行程查询、辟谣平台、口罩预约、疫情地图等9个模块为基本服务内容。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迅速响应，广东、浙江、上海等特大城市纷纷通过互联网平台搭建线上服务窗口。如浙江推出的首个面向新冠疫情服务专栏的移动数字政务平台——“浙里办”，湖北数字技术应用平台——“鄂汇办”，广东数字政府服务升级的便民窗口——“粤省事”等。此外，各类社会治理主体自发响应政府号召，加入到疫情防控的阵营，运营商和地图平台帮助各地卫生部门实时追踪潜在疫情患者移动轨迹，如百度地图紧急上线“新冠病例曾活动场所”专题地图和“武汉迁出目的地地图”，为全国范围疫情筛查提供靶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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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价值趋向

由此观之，大数据在特大城市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中的应用已是时之势之，如何更好的推进大数据与政府服务效率是当前需要继续探究的议题。而通过对风险识别与预警中现实逻辑的梳理，可以看出，在这一环节，“互联网+政府”在有效结合的同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数据风险识别与预警更多的集中在疫情爆发之后，这种预警属于应急管理过程中的风险再生性预警。在疫情饱饭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大数据并没有很好的回应各级政府，将生活常态化场域中的风险因子识别、监测，并及时反馈，使得预警系统及早发挥作用。风险识别预警关口前置、重心前移是大数据与政府结合的未来发展方向。

三、基于大数据的特大城市风险应急与监测机制——公共卫生安全领域

（一）现实运行逻辑

危机应急管理一直以来备受人们关注，也是风险治理环节中研究最多的部分。特大城市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中的应急与交流机制同应急管理存在一定程度的耦合。作为风险治理中重要环节，应急与交流机制对于风险的控制尤为重要。这一环节加强政府运行机制的数字应用，能够极大的提高抑制风险蔓延的效率。近来最大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领域的风险就是2020年新冠肺炎的爆发与传播，这一过程中的风险应对极大的显示了数字智慧。在疫情暴发之初，浙江省就通过大数据分析出全省涉湖北旅居经历的人员信息超过30万人，疫情有蔓延风险，是国内第一个率先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省级地方政府。[[7]]通过大数据信息平台，政府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疫情扩散程度，分析蔓延趋势，从而最快的响应突发事件，最大程度降低影响。此外，健康码的普及是大数据技术应用的最好例子，通过健康码，将人的行动数据上传到云端，通过大数据分析确定其近期的出行轨迹，第一时间明确疫情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迅速隔离相关人员。同时，各类有关信息同步上传至网络，减少恐慌的同时将真实数据公之于众，便于人们自觉错开出行高峰，明确中高风险地区，减少出行。

（二）发展价值趋向

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使得人类只能被迫防御，错过了主动出击的时机。这反映出了当前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不足，风险应急与交流机制不够完善。大数据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数据收集与整合，及时获取相关信息，掌握风险治理对象——“风险”的特征及发展趋势，使得治理主体对于风险有整体把控和深入了解，让风险治理的研究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贴合实际，有效应对。在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趋势下，数字应用于风险治理中是提高治理效能，最大限度效度应对风险挑战，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四、基于大数据的特大城市风险减缓与交流机制——公共卫生安全领域

（一）现实运行逻辑

在对突然爆发的事件应急处理过后，风险相对减缓，如何稳定社会秩序，将风险的影响降到最低是这一环节所关注的重点。相较于事前预警与事中应急，事后采取的举措直接关系到风险过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稳定与公众信任程度。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类报道层出不穷，在传递最新消息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群众恐慌，众所周知的“抢感冒药”风波等都是群众缺乏安全感的表现，社会充斥着对疫情的恐慌焦虑。值此，央视视频全线直播武汉雷神山、火神山两所小汤山模式医院的建设过程，观看人次共计多达千万，直播的互动性让民众在线参与抗疫的振奋行动，增强战疫信心。各大广播电视台相继推出直播新闻栏目，通过疫情官方解读，引导群众客观理想的看待疫情，做好防护。抖音、快手等平台推出的《成都战“疫”故事》《四川首例新冠肺炎治愈者出院》等短视频获千万点击量，纾解社会焦虑的情绪，展现了成都抗疫正能量。[[8]]同时，风险后的防范也是防治危机卷土重来的关键环节。通过引入大数据监测，对复杂信息进行筛选从而掌握风险控制程度，从而防范化解危机的再次爆发。

（二）发展价值趋向

危机爆发最后阶段的防范成效，直接决定了危机再次爆发的可能性。通过风险最后关头的源头抑制，有效减缓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恢复社会秩序与经济平稳运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危机防控最后阶段的总目标。同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体制机制运行的基础，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不良后果极大程度上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在此过程中政府应该让群众知晓一系列举措背后的深意，与社会公众互通有无，一致对外，防止群众因对政府举措的不了解与不理解而产生信任危机。这不仅会影响到政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危机，而且不利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因此，危机过后的信任修复与风险因子的监测控制是危机爆发最后阶段的必然趋势，而大数据监测技术的引入大大方便了这一需求，提高了风险监测的效率，与社会公众的信任修复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1] 董晓峰,王莉,游志远,高峰.城市公共安全研究综述[J].城市问题,2007(11):71-75.

[[2]][2] 曹惠民.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生成机理及其因应策略研究——基于HY6.29重大事故的案例研究[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9(03):64-71.DOI:10.16072/j.cnki.1243d.2019.03.010.

[[3]][3] 刘博.特大型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新动向及其应对[J].理论月刊,2018(05):102-106.DOI:10.14180/j.cnki.1004-0544.2018.05.017.

[[4]][4] 陈文蓁.杭州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杭州学刊,2016(04):62-68.

[[5]][5] 吴莹,葛道顺.特大城市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与基层治理应对——基于新冠肺炎疫情下北京、上海、武汉的社区防疫经验[J].学习与实践,2020(09):75-84.DOI:10.19624/j.cnki.cn42-1005/c.2020.09.009.

[[6]][6] 王彬,刘磊鑫.新冠疫情防控下的数字治理实践[J].青海科技,2020,27(02):15-17.

[[7]][7] 徐自强,孙涵越.数字协同何以可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危机治理逻辑——以浙江省为例[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0(06):23-32.

[[8]][8] 唐立.大数据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公共安全治理构建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21(05):11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