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乡村法制宣传教育研究——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例

中国共产党乡村法制宣传教育研究——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例

邓仕文

（成都文理学院文法学院，四川成都 610401)

摘要：在中国的基层法制教育实践中，陕甘宁边区（下文中称“边区”）的乡村法制教育活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作为新民主主义法律法规“从纸面走向民众”的关键阶段，边区乡村的法制教育活动培育了群众知法、守法、用法的意识，传播了民主、公正、平等的法制精神，推动了边区乡村在法制轨道上稳步开展战时工作，巩固了抗战基层民主政权。为了使乡村群众知晓边区法制，理解法制内涵，基层党员干部将边区法制内容融入宣传动员工作之中，向乡村群众开展政权机构组织法规、选举法规、民事法规、刑事法规以及土地法规的宣讲。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法制教育；

1引言

为了使乡村群众知晓边区法制，理解法制内涵，基层党员干部将边区法制内容融入宣传动员工作之中，向乡村群众开展政权机构组织法规、选举法规、民事法规、刑事法规以及土地法规的宣讲。

2 政权机构组织法规的宣传教育

边区制定政权机构组织法基于两大目的，一是为了防止政权机构权力恣意，危害边区民主与自由。二是为了规范政权机构的工作流程，提高各级机构的运行效率。为此，边区颁行涉及权力机构（各级参议会）、行政机构（各级政府）、审判机构（各级法院）以及三三制政权组织的具体法规以实现上述目的。

综合来看，上述法规主要包含以下四方面的内容：其一，政权机构的性质。边区的政权机构组织法规用以构建坚实的抗战政府，实现政治民主。其中，参议会为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各级政府为新民主主义的民众政府。此外，高等法院及其分庭为便利诉讼人民上诉而设。其二，机构组成人员。边区政权机构的组成人员由民主方式产生。其中，各级参议员、各级政府干部、高等法院院长均为选举产生。另外，法律还对机构组成人员的职权、任期、改选等事项作有规定。其三，政权机构的职权。边区的各级参议会作为权力机关，决议本区域大小事宜，订立地方性法规，监督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各级政府由同级参议会产生，执行参议会通过的决议，并受参议会监督。高等法院及其分庭审判或者调解边区及地方的民刑案件。其四，有关“三三制”的规定。即各级参议会及政府机构中，共产党员、友党人士及无党派进步人士各三分之一，以构建团结坚实的政权组织形式。

具体来说，边区采用四种宣传方式开展宣传工作。其一，选举动员中宣传。在曲子县，县选委会将什么是“三三制”，为什么要实行“三三制”的宣传材料翻印后在民众中展开讨论。随后将这些资料下发至各区乡、学校作为宣传参考，并发动每个组织、党政军民干部系统宣传。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曲子全县各乡市“已经组织了22个宣传队，人数184名，大部分都利用集市、会场、群众过事等，进行宣传。”其二，发布政权成立公告。1940年5月1日，陇东分区发布《告陇东同胞书》一文，文中详细说明了成立陇东专员公署的原由、行政区划、施政方式及行政要求等政权机构组织规定，借公告传达政权机构组织法的内涵。其三，标语口号宣传。标语口号简洁扼要，朗朗上口，有效宣传了边区政权机构组织法规。

3 选举法规的宣传教育

选举法规则为边区推行群众性普选提供法制保障。为此，边区的选举法规对选举细节做出规定，内容如下。

边区的选举法规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其一，规定选举原则。边区实行“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原则。除汉奸之外，民众不论男女、宗教信仰、文化程度以及财产多寡，普遍享有平等、直接的民主政治权利，并且各级参议员直接由选民产生，不经过中间转手，直接体现广大群众的意志。此外，为了团结各阶级抗战，在选举中还需坚持“三三制”原则，即在各级参议会和政府选举中，共产党、左派、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人员。“三三制”的规定使原来在政治上受到孤立的地主重新燃起抗战热情，也让一些进步群众加入其中，充实了抗战力量。其二，规定选民资格。1939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分别用正面描述和反面列举的方式，说明了哪些人拥有选民资格，即年满18周岁，精神正常，在边区居住的居民。哪些人被排除选民资格，即汉奸、罪犯、精神异常者。由此可知，选举法规赋予边区群众的选举权相当广泛，这正是边区选举真实性的体现。

边区选举法规的宣传与选举动员活动紧密联系。

其一，口头方式宣传。作为边区选举法规宣传的首选方式，口头方式宣传具有直接迅速的特点，主要包括游行演说、作报告以及个别谈话等。在安定县，列宁学校的学生和基层干部作为宣传主力，他们组成小队进入村子张贴标语、手持宣传彩旗、唱民主歌曲、喊民主口号，一巷、一院、一屋的宣传“由宝塔式的选举转变为直接无记名的选举及选举条例”。当时，干部资源紧张，边区便让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小先生”组成宣传队经常性的下乡演讲，宣传选举法规。学生们还利用闲暇时间，不仅回家教育自己的父母，并且出门到亲朋好友家中宣讲。在选举法规宣传过程中，清涧县老君殿小学的学生们利用教员编出的选举课程，足迹踏遍方圆十里的村落，向乡村群众深入宣讲并受到他们好评。

其二，文字方式宣传。边区报纸是宣传选举法规的有效途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作为边区主流报纸，是乡村群众经常性阅读或接触的报纸，这两份报纸都曾大量刊登有关选举及选举法规的报道。其中，《新中华报》登载的《红宜选运在开展》《动员教员帮助选民登记》，《解放日报》登载的《三三制与天下为公》《社论：乡市选举运动的胜利》等报道内含选举法规的诸多信息，起到了法制宣传作用。其三，艺术方式宣传。

4 民事法规的宣传教育

边区民事法规在抗战环境下制定，肩负着保障权益、促进团结以及激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任务，形成了男女平等、扶助贫弱以及关心抗日战士与家属的边区民法特色，包括婚姻法、继承法以及债法，它们的主要内容如下。

边区的婚姻法与继承法共同调整家事法律关系。其中，婚姻法的内容包括三方面。其一，婚姻自由是边区婚姻条例的核心。但是，当时处于特殊的抗战时期，军人的婚姻稳定对取得抗战胜利有着重要影响，抗属的离婚诉求受到合理的限制。其二，婚姻条例规定的一夫一妻，男女结婚自由、离婚自由，男女婚内财产与债务共同负责，表现出婚姻法对男女平等的法律确认。其三，注意保护妇女权益。例如，婚姻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夫妻离婚后且女方未再婚，无收入来源不能维持生活的，男方需帮扶女方，但不超过三年。《陕甘宁边区继承条例》作为边区的继承法，内容涉及继承方式、财产继承的范围、财产继承的顺位，继承遗嘱及继承权保障等多方面。

边区利用多种方式向乡村群众宣传民事法规。

其一，组织宣传展览会。1940年，边区妇联组织妇展会宣传婚姻条例，利用连环画的呈现手法揭示了“三从四德”对女子精神的钳制，其中翁姑虐媳等图画“在参观的农村妇女中引起极大反响”。其二，宣传与制裁相结合。1939年4月，边区婚姻条例公布后，华池县“通过宣传教育和法律制裁，废除了纳妾与童养媳等封建陋习……经过两年多宣传教育，本县群众普遍允许子女自由恋爱和寡妇改嫁自主。”其三，传唱宣传歌曲。在延安广泛传唱着《打倒地主高利贷》的民歌，歌中唱到“打倒地主高利贷，要夺反动（哎海）派”，对边区债法进行了生动宣传。其四，开辟报刊专栏。为了宣传婚姻法规，边区创办《中国妇女》月刊与副刊。其中，该书月刊设置“婚姻家庭”专栏探讨婚姻问题，副刊则发表一些调查资料，内容详实而清楚，“对宣传婚姻条例，反对封建习俗很有作用”。

5 刑事法规的宣传教育

边区的刑事法规不仅要履行刑法本身遏制犯罪的功能，还需承担维护抗战秩序、保卫政权的革命任务。正是由于刑事法规具有强制力，边区将直接或间接危及抗战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实施精准打击，既惩治已发犯罪，又震慑潜在犯罪分子。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有关国事犯罪的法规重点打击汉奸、盗匪。其中，汉奸条例详细规定了十八种行为成立汉奸罪，这些行为既包括汉奸行为，又包括其他破坏抗战的行为，如妨碍交通、紊乱金融以及捏造谣言等。同样，盗匪条例列举了十二种行为成立盗匪罪，也包含除盗匪行为之外的其他重罪，如借机强奸妇女等。可见，有关国事犯罪的法规涵射面广，更有利于打击边区社会的犯罪活动。其二，有关经济犯罪的法规。1939年后，国民党加强对边区的经济制裁，边区为此出台涉及经济犯罪的法规，一方面打击仇货、伪币，另一方面禁止边区粮食出境。具体来说就是，禁止敌国商品在边区直接或间接买售，禁止敌国货币在边区直接或间接使用，违反法令者，轻则处徒刑，重则处死刑。

刑事法规的宣传方式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发动党员干部向群众宣传。边区政府颁布禁烟、禁匪、锄奸反特等刑事法规后，华池县、乡、村的各级干部被组织起来，他们“走乡串户，向群众宣传法规、条例精神，教育群众学法守法、依法办事。”其二，组织宣传小组。1944年，边区制定与公布《防奸公约》之后，华池县在其辖区的乡村地区广泛建立了3-5人的治安小组，这个治安小组除负责乡村社会秩序的日常维护之外，还承担着锄奸反特相关法规的宣传任务，他们“每逢集日上街宣传，使防奸防特成为全县人民的自觉行动。”其中，国民党特务杨哲卿就是被华池群众发现后依法处决的。其三，刑事审判中宣传。在边区，重大刑事案件会召集群众性公审大会进行审判，广大乡村群众能够从中直接了解边区刑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6 土地法规的宣传教育

边区的土地法规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涉及土地权属的法规对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土地继承、土地买卖等作有详细规定。其中，地权条例第四条规定已分配土地的区域，土地归分得人所有，未分配土地的区域，土地归原主所有，对厘清边区土地权属有重大意义。其二，涉及土地登记的法规对地权登记、地权凭证、取得凭证所需税费、登记者信息申报、登记土地所有权变化等进行规定。其中，试行办法第二条强调边区境内所有拥有土地或房屋的个人，均需依照土地登记法规的要求进行申报及登记，领取所有权证。

土地法规的宣传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树立模范典型宣传。边区在宣传减租减息法规的过程中，中共西北局发布指示，要求

“应抓紧已彻底进行减租地区的典型例子，向……农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其二，通过群众组织宣传。农救会贴近乡村群众，了解乡村群众，是边区传递土地法规的重要渠道。边区“在减租减息之前，（农救会）主要的是协助政府实行减租减息的法令。”此外，陇东分区还在行政村中设立农会小组，宣传三七减租。其三，通过歌曲、戏剧形式宣传。这一时期，边区创作了一批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来宣传土地法规。陕北民歌《咱村来了土改工作队》《打倒地主高利贷》，秧歌剧《减租》具有代表性。其中，秧歌剧《减租》唱到“你这啥话！你租子一定要减，这是政府的法令！”“为减租子，明减暗不减，违反政府法令。”等唱段直接对边区的土地法规起到了宣传作用。其四，通过司法审判宣传。边区司法审判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法制宣传的生动教科书。抗战时期，边区各级司法机关审理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土地案件，代表案件包括韩福厚与韩银厚案、李刘氏与丁攀升案等等，这些典型案例的判决增强了乡村群众边区土地法规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