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玉米、土豆与清季民国的云南社会

论玉米、土豆与清季民国的云南社会

罗夏梓平

（四川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摘要：清季民国时期，因受饥荒、战争、人口流动的影响，玉米、土豆在云南经历了从园圃蔬菜到山区零星种植再到全域推广种植的过程，从而成为云南地区广为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进而对该地区的人口稳定、农业经济结构、饮食文化、民众日常生活实践及地方产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清季民国；玉米；土豆；云南

玉米、土豆属美洲作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相继传入欧洲，并分别于16世纪中叶[1]和18世纪中后期[2]伴随欧洲商贸交易先后带入欧、亚、非交汇的中东贸易集散地，尔后传入我国。清季民国时期，玉米、土豆在云南的发展，一是处于政治的需要，二是伴随清季人口增长，[3]277产粮供给不足，大量饥馑流民自发入滇，并与当地少数民族共同垦荒自救而开始的。由此，论文梳理清季民国时期玉米、土豆在云南的文献记录，以分析两者对云南地方社会的影响。

一、玉米、土豆的文献记载

清季民国时期，随着云南战乱灾荒加剧，入滇移民激增，粮食需求增大。由此，云南开启玉米、土豆从民间到政府主导推广种植的过程。

（一）清季玉米、土豆在云南的文献记录

     清雍正年间在云南推行的“改土归流”，引发数起战乱至清季，民众伤亡逃离，人口增殖缓慢，致地多人少，土地荒芜，[4]30此外，大量内地无地流民逃荒入滇，给云南粮食供应造成巨大压力。宣统元年（1909年），总理云南筹饷善后报销总局“严禁地方除高梁外不准以谷麦杂粮造酒，稗免耗费而备饥荒”。[5]190为快速增加粮食产量，大力推广玉米、马铃薯种植。《云南省志》载：“清末随玉米、土豆等作物的传播和山区耕地的垦辟，大量汉族进入云南与少数民族共同开发山区经济，加速了人口自然增长和民族融合的过程”。[4]86相关文献梳理后有如下特点：

第一，清季玉米在云南各地方志中都有记载，种植几乎覆盖全省。玉米相较土豆传入云南的时间早。各民族之间形成自换、自选、自留的良种传播方式，种植需求较大，种植范围较广。[6]198

第二，清季土豆在云南方志中记载较少。在滇西和滇南的方志中几乎没有。另外，土豆若受高温影响易病毒侵染，偏热带气候不适宜种植。[6]199另因土豆推广之初既无栽培技术，也无适宜偏热地带品种。因此滇西南、滇南少有种植。从滇北、滇东、滇中等地已种植土豆来看，其不仅传入云南时间较晚且传播种植也较慢，反映出适于滇北冷凉山区和滇东、滇中温凉地带种植土豆植物特性的自然布局；[6]195

第三，玉米、土豆传入云南经历了从园圃蔬菜到山区零星种植再到推广种植的过程。伴随救济灾荒功能的突显，渐成主粮作物。

（二）民国玉米、土豆在云南的文献记录

民国元年至民国36年，云南因战乱、饥荒、温疫不断，树皮草根挖食殆尽，迤东及滇东北一带却哀鸿遍野，饿莩相望，[5]215致使人口几次大起大落。尤其抗战爆发，云南成为大后方，内地沦陷区100多万军民入滇，军需民食供给压力增大。[7]263-264民国27年，国民政府内部核准《云南施垦计划》， 并下发《云南开发之意见》实施。[8]17-22进一步加大玉米、土豆作物种植力度，以补给军需民食的不足。相关文献梳理后有如下特点：

第一，玉米、土豆有扩种的需求，契合“云南省政府决定开垦边区荒地，接纳外来难民”，[9]22扩大耕种面积增加粮食的政策。尤其是土豆种植已从清季试种到全境推广。玉米种植从清嘉庆17年种植面积93.15万亩到民国35年种植面积已达420万亩；[6]180据《中农月刊》统计，1931-1941年，云南玉米种植面积为409万-489万亩。[10]云南土豆主产区昭通、镇雄、宣威、东川、会泽等县在光绪年间（20世纪初）还无记载，说明当时并不普及，到民国24年种植已达174万亩。[6]195

第二，种植技术、引种育种、区域布局更科学。重视优良品种的引入，一方面培育不同气候地带栽培的高产新品种；另一方面加强病虫害的防治。这些措施与入滇的农业专家俞大绂、戴芳澜、朱弘复等有关。[6]341此外，充分利用云南海拔落差，气候垂直变化显著所形成的“立体农业”生态特点，使玉米、土豆可多季节栽培。[6]74-75不仅增加粮食产量，还使城乡居民选择利用空间更大。

第三，云南玉米、土豆食用方式多样，可根据民众不同食用需求选择不同品种加工方式。如方志中玉米的熬糖、煮酒、磨粉等。土豆加工淀粉、粉丝等副食品。

二、清季民国玉米、土豆与云南社会的联系

（一）政治联系

清季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饥荒，加之“石城汤池，无粟弗能守”，增加粮食需求成为解决民众生存困境的首要问题。“云南山多坝少，粮产不丰，人口发展，需粮日增，产不促销，遇有灾歉，即需从省外或国外输入粮食”。[5]212此外，“玉蜀黍、土豆乃旱而多产……发挥了补充稻米不足的作用”，[11]117云南政府推广高产玉米、土豆在山区种植，打开了一条增产粮食的通道，改变了云南长期粮食不足的局面，

为军需民食提供必要的粮饷和生存保障。玉米在云南各地都种植。[6]180土豆是云南冷凉山区的主粮，又是城乡民众的易储蔬菜，是其他粮食作物无法代替的。[6]194政府采取的积极措施，不仅增加了粮食产量，还使云南人口逐渐增长。从清末道光十八年的12020000人[4]31增长到民国38年的15950000人；[8]74此外，地方政府开展驻军协助农民耕种收割，[12]39-43还加强了军民和民族之间的团结，进一步提高了军事管控力，巩固了国防安全保障。

（二）经济联系

玉米 、土豆在云南的推广种植，对云南社会经济生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云南农业经济、民族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首先，促进了云南农业发展。推动云南农业向山区延伸，使大批移民走向山区，大片宜农荒山得到开垦，大量边坡瘠土得到充分利用，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完善荒地的复种，提高了粮食产量。[6]180让荒山、荒地变粮仓，将云南农业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解决了云南各族民众生活物质所需。

其次，对传统旱地作物及山区民众生活习惯的改变。玉米、土豆的传入成为云南旱地主粮作物。[6]179-194从根本上改变了云南山区民众的农业结构、劳作方式与生活习惯。这些改变是对农业经济发展、提高收益转化的经济手段。此外，玉米、土豆不仅粮、菜兼具，还是优质饲料。

最后，促进云南农业商品化，并带动各行业互动发展。随着玉米、土豆的增产增收，山区民众还能将剩余的粮食进行交易，以购买生活物资和农具。如玉米“市卖价与谷麦等，而种植之功较谷麦为易，然则天之所以养人者，固自不乏矣。[13]此外，清光绪年间建关开埠后正式开展政府间的粮油外贸业务。20世纪二十年代前，省政府通过商会招商办理，三四十年代则委托外交厅、财政厅、实业厅、农产品推销处兼办。[5]184民国时除省政府田粮机关征实、征购、代征县级公粮和划定军米采购区收购粮食外，私营粮商都在产地和农村集市收购。一些大粮商派有专人常驻粮区和大的粮食集市采购。有的还有自己的经营马帮、碾房，收购后运送加工出售。[5]36滇越铁路通车后，外商和省外粮商来滇采购杂粮出口。因民国时期云南灾荒，粮食自给不足。云南省政府只准谷米、麦子、包谷、黄豆销于省境。民国20年云南大获丰收，准许花白黄豆、土豆出口。[5]213

三、清季民国玉米、土豆在云南的价值

清季民国时期，玉米、马铃薯在云南的广泛推广种植，不仅解决了军民的生存问题，还改变了地方主食结构，丰富了饮食文化，促进了经济新增长。

（一）民众日常生活价值

清季民国时期，玉米、马铃薯在云南的推广种植，改变了地方民众传统的主食结构。[6]179-194“苞谷不限产地，功用皆同，昭民旷饕飧所赖，则黍较稻相倍蓰焉”；[13]“鼠子洋芋、白花洋芋等尤名品，附近住民恃为常食”[14]继而使玉米、土豆成为稻、麦、粱、稷之后地方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作物，这不仅为军需民食提供了安全保障，还结束了云南长期粮食自给不足的历史，成为云南农业发展历来最好时期。

此外，云南民间也流传着“包谷酒，洋芋羹，二美天下莫能争”[15]186的诗句，还有“洋芋增产丰收年，洋芋歉收心发慌”[6]194的谚语。可见，云南人民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将对玉米、土豆的情感反映到了民间文学中，折射出二者在民众生活中食用的广泛性。由此来说，清季民国时期，玉米、土豆在云南的大规模种植，不仅丰富了地方民众的主食内容，还成为地方民众的精神食粮，具有重要价值。

（二）饮食文化价值

云南山多坝少的自然环境，为适应性强的玉米、土豆提供了广阔生存空间。由于玉米、土豆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适于简便的烹制方法，适应多数人的口味，因此，清季民国时期，玉米、土豆的大规模产出对云南饮食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云南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鲜玉米棒可烤食、煮食，鲜玉米粒可炒食、磨浆可做粑粑或发酵后蒸成玉米糕；干玉米可酿酒，还可磨成细粒蒸成“包谷饭”。土豆食法也很多，可烤、可煮、可蒸、可烧、可切丝切片炒食，还可切成颗粒蒸饭而食。此外，还可加工成粉丝或淀粉储存以调节余缺。玉米、土豆在食品加工业、酿酒业、餐饮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国时期还催生了民间小吃的兴盛。[16]263在酒楼饭店、街边摊点上，以煎、炸、烧等十余种方式加工玉米、土豆。可说，二者作为舶来品已实现自身的“在地化”转变，并使其饮食文化意义实现“落地生根”。

（三）地方餐饮经济价值

清季民国时期，玉米、土豆在云南促进了不同层次餐饮经济的发展。在酒楼饭店，不仅有包谷饭、气焖包谷粑、甜脆包谷、红瓦珍珠粒等玉米名菜；[17]14还有金针洋芋丝、脆皮洋芋、酱爆洋芋、金沙洋芋等佳肴。[18]（p164）在城镇土产铺，不仅有包谷粒、包谷面、包谷酒等，还有洋芋淀粉、粉丝、粉皮等商品。在街边摊点上更是玉米、土豆展示不同小吃食法的场所。不仅有煮包谷、烤包谷、包谷粑粑等；[17]14还有烧洋芋、炸洋芋、洋芋粑粑等。

[19]2-113可说，玉米、土豆被制作成各种食品供不同人食用，并成为贫富皆宜而百吃不厌的美食。

（四）抗战粮食供给的价值

抗日战争时期，为保障远征军前线作战和入滇军民的粮食供给，[17]263-264云南各族民众在“以垦荒为救济难民之出路，已为抗战后方要政之一”[8]的政策鼓励下，广泛种植玉米、土豆等粗粮以自食所需，并将省下的小麦、稻米用于保障抗战军队和企业、机关、学校。尤其1944年5月滇西沦陷反攻作战正式打响，战时粮食供给更趋紧张。1944年仅征粮一项就达360万石，每个农民征粮0.27石。[7]264在云南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于1945年1月最终夺取滇西反攻战的全面胜利。滇西抗战的胜利，是云南各族人民长期以玉米、土豆为主食，替换抗战粮秣军需的小麦、稻米支援前线军队作战的伟大奉献。[7]264-265

（五）救荒济民的价值

在清季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为安抚逃荒移民，保障全民的粮食供给，增加粮食为第一要务，大力推广玉米、土豆种植。玉米、土豆等在极易受到天灾粮荒危害的云南，成为粮菜兼食的救荒作物。因生产投付少、周期短而高产受到广泛重视。“玉蜀黍除极寒之高地不宜种植，产量颇少外，凡寒温热各地段俱普遍种植，产量超过于稻……几成为为农家之主要粮食，亦间有用作酿酒煮糖者”。[21]玉米“嫩食多浆，熟可磨粉，为陆地主要农作物。性喜旱，）适种于高燥之处，故为山区主要食品”。[22]290因此，玉米、马铃薯的生长特性与云南的自然生态环境极为契合，自然成为救荒济民的首选作物。

另外，《植物名实图考》载：“玉蜀黍于古无征……山民恃以活命”，“阳芋，滇黔有之，疗饥救荒，贫民之储”。[23]276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从山区扩大到坝区，甚至将坝区水田因其水利灌溉不畅而改种洋芋、玉米。“（昭属）……西北一带良田均改为地，不种稻而栽包谷，鲜用秧水”。[24]可见，此时玉米、土豆是云南地区民众重要的粮食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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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四川旅游学院2023年度校级科研项目：“清末民国时期玉米、马铃薯与云南社会发展关系的历史民族学研究”（2023SCTUSK69）

作者简介：罗夏梓平，土家族，讲师，主要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