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聊斋志异·侠女》的故事演变

浅析《聊斋志异·侠女》的故事演变

张智文[1]

(天津天狮学院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1700)

内容摘要：自魏晋以来，女侠的形象就屡屡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曲歌辞》有魏黄初间左延年所作《秦女休行》，晋干宝《搜神记》有李寄斩蛇，唐李白仿左延年作《秦女休行》，进一步增加了女休的侠义色彩。唐传奇中更是塑造了红拂女、聂隐娘、谢小娥等女侠形象。蒲松龄在《侠女》中除了继承传统的“女侠复仇”模式，在人物塑造和情节上又有新的变化。侠女与清之前的女侠相比，性格和行为上更注重人情化、世俗化；在情节设置上，将复仇与报恩相连，扩展了除狐妖的内容，故事性增强，也更加曲折生动。所有这些变化的根源，一方面是时代的剧变影响了文人的整体创作观念；一方面是蒲松龄本人独特个性和经历的体现。

关键词：女侠；聊斋志异；蒲松龄

《聊斋志异》历来被视为奇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聊斋志异》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1]]。蒲松龄在他的作品中，用如花的妙笔，塑造了一个个典型生动的人物形象。据有关学者统计，在《聊斋志异》400余篇中，记录女性的作品占到了一半。除了狐精鬼魅外，书中还记录了一些神秘的奇女子，其中《侠女》里的少女，更是以独特的言行，在一众女子中显的卓尔不凡。

一、《侠女》本事缘起及演变

据朱一玄先生在《<聊斋志异>资料汇编》中的梳理，《侠女》故事与七篇文章有关，唐代四篇，宋代一篇，清代两篇。清代其中一篇《阙名笔记（节录）》应作于《聊斋志异》之后，文中所记的吕女刺杀雍正皇帝一事，在内容和情节上或许受《侠女》影响，因蒲松龄在1715年已经逝世，而雍正皇帝则于1722年登基。

唐代的四篇小说分别为：李雄的《国史补·长安客妾》、崔蠡的              《义激》、皇甫氏的《原化记·崔慎思》和薛用弱的《集异记·贾人妻》。现将《长安客妾》原文节录如下：

贞元中，长安客有买妾者，居之数年，忽尔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至，告其夫日日“我有父冤，故至于此，今报矣！”请归，泣涕而诀，出门如风。俄顷却至，断所生二子喉而去。[[2]]

  《长安客妾》一文虽短小粗疏，但主要情节“客与妾成婚——女子夜里失踪——提仇人首归——杀子后离去”，已具备了女侠复仇的基本模式，唐代其余三篇，篇幅较大，细节增多，而主要情节均与《长安客妾》相似。

此情节到宋代有了变化，《文叔遇侠》中，前三节“成婚-失踪-报仇”均与唐相似，唯在情节上无杀子一节，取代为告诫文叔使其得以终年。清初王士禛《剑侠录》中所载，情节变化较大，唯有“提仇人首归”一节与前代相似。

二、《侠女》一文的新变

《侠女》在主体情节上与唐传奇类似，叙述了金陵顾生与母二人居住，他看上邻居少女求婚未果，后与一少年狎戏。少女念在顾生至孝，多次过家相助并以身相许，期间，又替顾生除掉化为少年的白狐妖。其后，顾生再次求婚，又未许，少女却为顾生生子，并嘱咐他勿与人言。某日夜，女子入门，提仇人首告顾生已报父仇，留下嘱托和预言后突然消失。

《侠女》在全文上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人物鲜明，与唐宋的同类型作品相比体现出了不少新的变化，具体表现在：

1. 人物形象的描写更加具体生动。唐宋传奇的着眼点在女侠的事迹，而对外貌的描写较为粗略。《长安客妾》和《文叔遇侠》中未写容貌；《义激》中“视其貌，常人也”；《原化记·崔慎思》则“窥之亦有容色”；《集异记·贾人妻》则直接称呼为美妇人。其中《崔》《贾》《文》三篇女子还是已婚的少妇。《侠女》中的女子不知名姓，“年约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2]。不仅如此，在文内还多次从他人之口中评价女子的美貌，如顾生说她“艳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与顾生相狎的少年也评论女子“艳丽如此，神情一何可畏”。这样一来，从多方面向我们生动展示了一个冷艳的少女形象，立体和丰满。
2. 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多变。第一是少女始终未曾答应与顾生建立起真正的婚姻关系；二是留子报恩而不杀子。清代前的传奇小说中，男女关系较为简单，或为妻，或为妾。在《侠女》里，两人的关系则要复杂的多，不似夫妻，然介于情人和知己间。顾生第一次托母求婚，“女默然，意殊不乐”；第二次，女子斩杀白狐后，顾生又求与婚娶，女曰““枕席焉，提汲焉，非妇伊何也？业夫妇矣，何必复言嫁娶乎？”，再一次明确的拒绝。女子虽然委身顾生，但在自己的婚姻态度上都流露出与当时社会大相径庭的决然，表现出高度的自主意识，通过后文我们知道她拒绝的原因是有家仇在身，但这仍然不能完全解释她为何只愿与顾生生子，而不愿结婚的事实。“她有自己独立的精神和自主的意识，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女性精神’”[[3]]，正是这一大胆而超越了当时社会的独特思想，才让她在聊斋众女显得如此卓然不群。
3. 唐代传奇中并未写生子的原因，女侠只暂时寄托于男子家中，关系比较疏远，且无一例外在复仇后手刃亲子。虽然唐人对这种行为的解释是“杀其子者，绝其念也”，但在唐之后的人们看来未免有些酷烈。宋代男女间的关系较为亲密，复仇后已经没有了杀子的情节。《侠女》中更加将生子与报恩相连，让女子的行为有了更合理的解释，但同时女侠也明确说“能为君生之，不能为君育之”，主动重新定位了男女之间的关系，这即使在聊斋的诸多作品中也并不多见。正如唐彦临认为的“在侠女的自叙中，我们可以看到侠女对顾生的青睐只是为了报答顾家的接济之恩，......是恩情而非爱情。”[[4]]
4. 文章整体充满神秘玄幻的气息。唐代的小说中，女子虽手刃仇人，行为奇异，但尚未摆脱普通人的身份。到了宋代，女子的身份悄然起了变化，《文叔遇侠》妇女曰“子以视我为何等人，吾在仙鬼之间者”说明了自己不同凡人的身份。《侠女》中虽未明说，但文中有两处也隐示了她的不凡。第一是杀白狐的过程“女以匕首望空抛掷，戛然有声，灿若长虹，俄一物堕地作响。生急烛之，则一白狐，身首异处矣”，女子掷出的匕首 恰似剑仙手中之剑，颇为神异。第二，她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在走前嘱咐顾生““所生儿，善视之。”并预言“君福薄无寿，此子可光门闾。”事情的发展果如其所言，三年后顾生卒，而其子十七岁中进士，奉养祖母以终。若是普通人，如何预知几年甚至十几年后的事情。然而作者在文中始终没有没有提她的身份，连具体的姓名都没有，这让她更笼罩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引人无限遐想。

三、《侠女》一文的新变原因探析

1. 时代的剧变引起作家观念创作上的变化。女侠复仇后杀子已不被认可，这在唐之后的小说中就有所体现。唐代的女侠重义气，对爱情却不甚看重，她们豪放任侠的行为与男性无异，性别的区分不明显。明清之际，理学居于主流，随着其在社会地位的高涨，儒家的伦理道德影响力也更深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使得蒲松龄笔下的女侠在性格和行为上出现看似矛盾的新变化，一方面作为女子，她照顾母亲，为顾生生子，遵循着社会礼教的规范，体现形象的世俗化和人情化；另一方面，她生子却又不婚，明确表示不会养育孩子，又表现对礼教的抗争。看似矛盾的行为，是时代背景的曲折反映。
2. 蒲松龄自身个性和经历的影响。《聊斋志异》士人们大都年少成名，却生活困顿，功名之路颇为不顺，这与蒲松龄的经历极为相似。他们心中都希望能够得到如侠女这般美貌的女子的肯定，并进一步得其帮助，既能免除家庭的后顾之忧，同时也能实现功名，从而达到人生的圆满。然而，这种情况在生活中无法实现，只有赋予侠女神秘的身份，不受社会传统道德的束缚，她们惊世骇俗的行为才能为人所接受。作者自己心中也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希望一个奇女子，不问来历和出身，无私的帮助落魄的书生。正如赵伯陶先生所言，顾生和侠女之间的故事是“文人千古侠客梦的展演，具有摇人心旌的人情美。”[[5]]

总结

蒲松龄的《侠女》继承了传统故事中“女侠复仇”的情节，同时在具体创作中又有了新变。这种变化表现在人物形象的立体和丰满，以及故事情节的曲折和创新。这种变化既有时代的影响，也打下了蒲氏自己个性的深刻烙印，使得其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

参考文献

[1] 张智文,（1981-），男，河北邯郸人，文学硕士，天津天狮学院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2] 本文所引《聊斋志异》原文均出自蒲松龄著，任笃行辑校《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修订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 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3]] 徐志豪 吉玉萍.所谓伊人：《聊斋志异·侠女》中高扬的女性主义意识兼蒲松龄的女性观［J］.蒲松龄研究，2018，（4）.

[[4]] 唐彦临.《聊斋志异·侠女》的解构主义阅读.［J］.蒲松龄研究，2006，（2）.

[[5]] 赵伯陶,聊斋志异详注新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