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选录）解读

《诗经》（选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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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4

摘要：《诗经》选录中绝大部分都是讽刺抒愤诗，其讽刺劝谏的对象涵盖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究其原因，周朝礼乐盛行，统治者重视民生，社会氛围相对和缓轻松，百姓思想得以充分表达；另一方面，古人推崇“诗言志”传统，认为诗歌要表达诗人内心的真实情感和志向，与政治讽刺内容结合形成了“怨”这一诗歌社会功能。

关键词：《诗经》；诗言志；怨

一、《诗经》中的讽刺诗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三个部分。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在选录的十一例中，有九例都是讽刺抒愤诗，或是底层人民对上层阶级的讽刺，或是百姓对统治者的讽刺不满，或是臣子对统治者的劝谏，只有个例是对君王的歌颂赞扬，但仔细研读的话，也能看出这些歌颂中的讽刺意味。

二、讽刺诗出现的原因

从现实角度出发，周朝礼乐制度盛行，《诗经》也因此带有一定的礼乐性质。且周人经由商也意识到了残暴无度、失去民心是国家衰败灭亡的重要因素，为了实现政权的长久，“永葆天命”，他们在原有统治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敬德保民”这一观念，表现出统治者对民生民力民权的重视，于是社会氛围相对轻松和谐，没有对百姓的思想进行压迫和禁锢，由此出现了一系列百姓、士大夫所写的讽刺诗。而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稳固民心的需要，一大批政治赞颂诗也随之涌现出来，主要是为了显上德明，歌功颂德。《大雅》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专集，它里面绝大部分是各种颂美作品，颂美对象包括周代先祖先公、历代功臣、当代的君王和股肱重臣。[1]

从诗学角度来看，无论是讽谏还是歌颂，它们所体现的主题都是“诗言志”。“诗言志”的比较完整的表述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说文》中甚至直接将“诗”与“志”等同起来：“诗，志也。”“诗言志”，字面意思即是“诗”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是先秦时期最为普遍和概括的诗歌本体论，朱自清先生更是将它称为中国古代诗学方面“开山的纲领”。从诗歌本体论和创作论来看，“诗言志”具有诗学意义，认为诗歌的本真构成是“志”；而从功能论来看，“诗言志”失去了普遍的诗学意义，而是变成诗歌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拥有掌握的功用的概括，即单纯指“诗歌是用来抒发怀抱的”。

“诗言志”的核心命题在于“志”，对于“志”的解释十分多样宽泛，古代学者对“志”给出几种解释：1.打算、图谋；2.心意、想法；3.意志；4.个人志向；5.道德意识。而现代最具权威性的解释则来自闻一多先生和朱自清先生，前者认为“志”有三种意义：记忆、记录、怀抱，而后者认为“志”只有“怀抱”这一层含义。“志”由远古时期与巫术、宗教活动相联系的人们的群体祝咒意向，演化为礼乐文明制度确立后与政教、人伦规范相关联的志向和怀抱[2]，可以说是“志”进入礼乐时代的定型。而“志”的意思也在不同的阐释中不断转变，到战国中期，它已被理解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原理了。《诗大序》在此基础上深化认识了“诗”之本质：“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同时也为后期“诗缘情”一说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诗歌社会功能“怨”的出现

同时，也要关注到选例中的共通性，“是以为刺”“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维以遂歌”“既作尔歌”等，都在诗尾出现，标明作者的意图，即“刺”。孔子曾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其中的“怨”指的便是诗的现实批判作用，指出批评为政者的过失不当之处。《礼记•乐记》有言：“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音乐有其社会政治功用，即通政知政，而它同时又指出“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即诗乐舞同出一源，从远古时期的巫术歌舞发展成西周礼乐制度，那么这三者的功用也必然有其相通之处，如“怨”这一社会批判功能。君王品行端正，自然无可指摘，但当君王做出有违仁道之事时，便可以自下而上给予批评。文章选取的十一例全部来自于“风”和“雅”，“风”是当地的民歌，“雅”是宫廷乐歌，也包括一些民歌和讽刺诗。这样看来，“怨”与“被怨”的对象并不止局限于臣子和君王，主仆之间、夫妻之间都存在有“怨”，这也是诗歌社会政治功用的缩小化现实表现。《诗大序》论《风》：“下以风刺上。”《诗谱序》解释“刺”为：“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刺”是自下而上的，即使百姓臣子可以上刺君王，也必须要遵守宗法伦理中的尊卑有别，因此要求“怨而不怒”“主文而谲谏”，即“怨”要符合分寸，有所节制，要配乐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委婉含蓄地规劝君王，而不能直言君王的过失，毕竟过度的“怨”即是僭越，是大不敬。在十一例选篇中，作者都是在前段大量铺垫，运用比兴，最后才道出劝谏或讽刺的目的，因此整体都表现得十分委婉。而“讽”之所以成为人们的普遍认知，是因为在古代封建阶级社会中，不公不当的事常有发生，再加之周“保民”思想和礼乐制度的影响，以及后期的衰败与礼乐崩坏，人们常常出于自己内心的不满与愤怒而写作诗歌，目的是针砭时弊或提出谏言。这种由内心之“志”而作诗的传统也影响了后人，屈原和司马迁都继承了这种“怨刺”精神而作出伟大的作品，屈原“发愤而抒情”，司马迁“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都是对先秦怨刺精神的进一步发展阐述。至于这种进一步的发展阐释是否与“诗言志”和怨刺精神有所偏离，则并不在本篇所及之中，故不予多加分析阐释。

  由此，《诗经》选录的十一例无一例外，都借由诗歌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是谏言或是劝诫或是批评或是歌颂，这种社会普遍的认识被归结为“诗言志”，其中又单独分列出“怨”这一社会批判作用，并在后世被不断继承解读。

参考文献：

[1]李平. 《诗经》政治赞颂诗研究[D].长春理工大学,2020.DOI:10.26977/d.cnki.gccgc.2019.000066.

[2]张柳明. 周代礼乐文化与《诗经·大雅》颂美诗[D].首都师范大学,2004.

[3]陈伯海.释“诗言志”——兼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J].文学遗产,2005(03):79-91+159.

[4]王小盾.论汉文化的“诗言志,歌永言”传统[J].文学评论,2009(02):19-26.

[5]古风.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6):74-81.

[6]钱志熙.先秦“诗言志”说的绵延及其不同层面的含义[J].文艺理论研究,2017,37(05):6-18.

[7]陈嫣虹.先秦“诗言志”再阐释[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3,39(10):47-50.

[8]熊忭.“诗言志”话语的意涵演变：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J].文艺研究,2022(04):20-32.

[9]夏德靠.“诗言志”观念生成及其嬗变[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22,44(01):59-70.

[10]江靖雯.“诗言志”与“诗可以怨”辨析及关系[J].汉字文化,2020(S1):98-99.DOI:10.14014/j.cnki.cn11-2597/g2.2020.s1.041.

[11]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1] 张柳明《周代礼乐文化与<诗经·大雅>颂美诗》

[2] 陈伯海《释“诗言志”——兼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