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齐国幾内区墓葬研究综述

东周齐国幾内区墓葬研究综述

吴立国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石家庄  050011齐文化博物院  山东淄博   255400

摘要：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李济、吴金鼎到临淄齐故城作实地田野考察，40年代日本学者关野雄调查齐故城并撰写《齐故城临淄调查》，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临淄齐故城的考古工作，临淄齐故城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61年国务院公布齐故城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临淄齐故城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本文系统整理了临淄东周墓葬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以期此文能为今后东周墓葬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齐故城 齐墓 东周 考古 临淄

墓葬作为古代人们对死者的安葬方式和丧葬习俗的重要体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信息，通过对东周墓葬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东周齐国的社会结构、阶级差异、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进一步推测出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特点，对全面了解古代社会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东周墓葬研究为中心，重点评述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学术界有关齐都临淄东周墓葬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和新趋势，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1东周齐国畿内区墓葬研究论文

1972年齐文涛的《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对山东各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进行介绍，其中涉及对临淄河崖头村春秋墓葬的研究。作者根据河崖头村东周殉马墓的规模、数量，并结合《左传》“崔氏侧庄公于北郭”的记载进行分析，认为春秋时代齐国国君可能葬在临淄河崖头村一带。

1977年山东博物馆发表《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公布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作者结合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及陪葬坑，推测墓葬的年代为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墓主为卿大夫一级的大贵族。此外，墓葬出土的漆器残片、错金骨器、刻花金箔、压花金箔等对齐国手工业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984年张学海发表《田齐六陵考》一文，作者根据“四王冢”的规模、形制和所处位置，认为四墓是由西向东顺次修建，自西向东依次为威王墓、宣王墓、湣王墓、襄王墓，西首墓规模最大。《从征记》《述征记》《括地志》等史籍记载“二王冢”为春秋时期齐桓公和齐景公的墓葬，作者认同“二王冢”为齐国的君主墓，但否定此二墓为春秋时期田齐国君的观点，作者根据“二王冢”和“四王冢”均为方基圆坟的墓葬形制，判断“二王冢”也应是战国时期田齐国君的墓葬，从西向东依次为侯剡墓、桓公墓。

同年张学海、罗勋章发表《齐故城五号东周墓及大型殉马坑的发掘》。自1964年冬至1976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在临淄河崖头村西先后发掘了5座大墓，在5号墓的附近发现了大型的殉马坑。1972年至1973年对5号墓进行发掘，由于盗扰严重，5号墓未发现随葬品，缺少了判断年代的直接依据。作者根据墓葬规模、墓葬中遗留陶片的形制和纹饰，结合史料的记载，推测河崖头村五号墓的墓主最可能为春秋时期齐景公的墓葬。

1985年王恩田发表《临淄国子墓和郎家墓的年代和墓主问题》，对国子墓与郎家庄墓的年代、墓主身份进行论证，作者分析了国子的称号，田常尽灭国、高之族的问题，考古报告中所举五条国子墓与郎家庄墓为春秋晚期墓葬的论据，同时根据两墓出土器物组合、形制及铭文款式字体等，认为郎家墓年代为战国早期，墓主为黔敖。国子墓年代可能晚至战国中期，墓主为国氏宗子，身份为下大夫。

1993年罗勋章发表《田齐王陵初探》，对田齐王陵墓主进行探讨。作者认为临淄河崖头一带为姜齐国君的公墓地，“四王冢”和“二王冢”为战国时期的墓葬，田侯剡、泯王地、齐王建没有葬于田齐王陵区，作者推测泯王葬于莒地，齐王建葬于辉县，太公田和葬于安平以东的田氏封邑——安平邑，桓公午葬于青州东高镇点将台，襄王葬于南辛庄。作者根据辉县固围村魏王墓、平山县中山王墓以及赵王陵的考古资料，认为“四王冢”和“二王冢”只葬有一位国君，分别为齐威王和齐宣王。

1994年靳桂云发表《东周齐国贵族埋葬制度研究》，对东周齐国贵族的埋葬制度特点及社会背景进行研究。作者认为东周齐国贵族墓地多选择在都城临淄附近，墓葬结构具有高大的封土堆、宽阔的墓室、简单的棺椁、墓壁有装饰等特点。随葬品主要放置在椁室和器物库内，二层台上也会放置一部分。青铜礼器的组合有鼎、豆、壶、提梁壶或鼎、豆、盖豆、敦、舟、盘、匜，列鼎有时为偶数且大小基本一致。仿铜陶礼器的组合有鼎、豆、壶、簋、簠食奁、盘、匜、三足碗等，乐舞俑和动物俑多随葬在陪葬墓内或二层台上。多数齐国贵族墓葬内有陪葬人、殉人和殉牲。文章的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认为东周齐国埋藏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盛行厚葬，并对厚葬之风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

1995年张明东的《试论齐国的墓葬特色》，对齐墓的墓葬形制、棺椁制度、随葬制度进行研究，文中涉及临淄两醇、郎家庄一号墓、大夫观村战国墓等多处临淄齐墓，作者认为东周时期齐墓仍流行族坟葬的葬制，盛行木制棺椁，采用直肢葬，流行腰坑，大型齐墓常见石构椁室、殉车马。随葬器物主要是青铜器和陶器，周代用鼎制度遭到破坏，常见僭越现象，殉狗习俗一直盛行不衰，春秋战国之时仍见殉人现象。

2000年魏成敏发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淄河店二号战国墓》，报道了淄河店二号战国墓的考古发掘资料，墓葬为甲字形大墓，有一条南向的的墓道，发掘前墓室上部尚存有封土，葬具为一椁两棺，椁室后部有长方形殉葬坑，有殉人12名。随葬器物包括礼器、兵器、俑、车、车马器五大类。墓室北侧有殉马坑，包含69匹殉马，葬式为头北面东。因为未发现缺少确切纪年的资料，作者根据器物的形制将墓葬年代的年代定为战国早期。另外，根据墓内出土的有铭铜戈，判断墓主为“国楚”，身份为卿大夫。墓室内发现的20余辆独辀车，对古代车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12年吴伟华的博士论文《东周时期海岱地区青铜器研究》，对商周时期海岱地区的青铜器年代、组合特征、形制及纹饰特征等进行了专门研究。文章认为春秋时期的齐国青铜器在形制和纹饰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春秋早期至春秋中期之初，小型墓则存在较强的地域性，齐国中型墓出土青铜器随葬组合形式与中原地区较为接近，其中，地方式器物又可分为基于中原地区器物的改造式器物和齐国原创式器物。春秋中期由于齐国青铜器的资料缺乏，目前对于其随葬组合形式尚不清楚。而到了春秋晚期，齐国青铜器的随葬组合形式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这意味着在这一时期，齐国的青铜器制作与使用方式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然而，就纹饰方面而言，齐国青铜器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的纹饰形式和布局方式近似。这表明在春秋时期，齐国青铜器的纹饰受到了中原地区同类器的影响。进入战国时期，齐国青铜器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在随葬组合形式上，第一期延续春秋晚期之特征，与中原地区的最大的区别仍然是水器不发达；第二期随葬组合形式的完备性及丰富性均超过第一期，这表明在这一时期，齐国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变得更加精细和丰富；第三期随葬组合的变化在于，食器器类减少，而酒器类增加。在形制方面，多数战国齐国青铜器属于地方式，只有个别器物属于中原式。这说明在战国时期，齐国的青铜器制作更加注重地域特色。在纹饰方面，战国齐国青铜器呈现出素朴的风格，个别器物的纹饰甚至未见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这表明齐国青铜器的纹饰在战国时期呈现出一定的创新和独特性。作者认为战国齐国青铜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这一阶段的发展与齐国的国势变化紧密相连。随着齐国势力的扩张和国力的增强，齐国的青铜器制作和使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

2013年毕经纬的博士论文《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对海岱地区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探讨了海岱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分期、文化因素、族别、国别、性别、器用制度、制器思想等方面的问题，揭示了海岱青铜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以及其与中原青铜文化的关系和影响。文中对齐国青铜器的概况、器类与组合、形制、纹饰、铭文等进行了归纳总结。

2014年郝导华的硕士论文《齐墓演化过程及墓葬制度初步研究》对齐墓的发现与研究、分类与分期、齐墓阶段性特征、等级差别及演化过程以及墓葬封土、人殉、车马殉葬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同年，张国文的硕士论文《两周齐国贵族墓葬葬制与葬俗研究》，对两周墓葬葬制及葬俗以及葬制及葬俗的渊源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齐国贵族墓葬葬制与葬俗受到了商文化、周文化、东夷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

2015年崔盼的硕士论文《东周齐墓研究》，以随葬器物为标准对东周齐墓进行了分类，对墓中随葬的青铜器和陶器进行了类型学划分，参照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将东周齐墓分为六期十二段，并对东周齐墓的外来文化因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2019年张继会的硕士论文《东周临淄齐墓等级变化的考古学观察》，以随葬品种类差别对临淄东周齐墓进行分类，按照随葬器物的演变规律，将临淄东周齐墓分为六期，并依据不同历史时期文化面貌的变化，将齐文化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2020年徐倩倩发表《东周齐国的棺椁和墓室装饰研究》，对东周齐墓的棺椁装饰、墓室装饰进行研究，其中涉及临淄的东周墓葬主要包括河崖头、两醇，郎家庄、相家等多处墓葬。作者认为“最迟在春秋晚期，齐国特色的棺椁装饰方式已经形成，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且有很大发展。 春秋时期齐国的墓室装饰主要是对二层台和墓壁进行装饰，战国时期齐国一些墓葬中还可能存在棺内装饰的现象。”

2020年杨镇的硕士论文《东周时期齐国水晶玛瑙制品初论》对东周齐国水晶玛瑙进行了专门研究。文章主要根据临淄郎家庄、东夏庄、两醇、齐鲁石化乙烯厂等墓地考古发现的水晶、玛瑙制品进行了分类和断代研究，并对这些制品的用途、使用者身份和性别以及齐国水晶玛瑙资源开发利用背景进行了分析。

2005—2023年王会田等先后发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赵家徐姚战国墓》《山东淄博市临淄徐家村战国西汉墓的发掘》《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国家村战国墓》《山东淄博市临淄城区一号战国墓的发掘》《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发现一座战国墓葬》《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国家村战国及汉代墓葬》《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孙家徐姚战国墓地》《山东临淄范家村墓地2012年发掘简报》《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范家墓地战国墓》《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尧王战国墓的发掘》《淄博市临淄区永流墓地M4～M7发掘简报》《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褚家墓地两座战国墓葬的发掘》《淄博市临淄区永流墓地M401发掘报告》《山东临淄市徐姚墓地战国墓M8发掘简报》《山东淄博临淄西关南村一号战国墓发掘简报》等一批发掘简报，对齐国东周墓葬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2东周齐国幾内区墓葬研究专著

2001年印群著《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对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周墓葬的墓地制度、墓向与葬式、墓葬结构、棺椁制度、随葬礼乐器及车马制度进行研究，其中涉及齐故城墓地的研究，作者认为春秋时代姜齐贵族葬于齐故城东北，战国时代田齐贵族葬于齐故城东南。同时，东周临淄贵族墓葬为石构椁室，椁室四周有多处人殉。

2004年张光明著《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以临淄齐墓为中心，对齐墓的分期、特征、殉人、殉马进行研究。作者将齐墓分为三期六段，分别为：西周初期、晚期，春秋前期、晚期，战国前期、晚期。作者认为齐墓厚葬和杀殉葬俗盛行是齐墓流行殉马葬俗的直接原因，人殉和殉马是东周齐国贵族葬制的主要特点之一。

2007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临淄齐墓（第一集）》，全书包括上编和下编。上编包括“晏婴冢”“三士冢”、四王冢及其陪葬墓、二王冢及其陪葬墓、南辛庄墓及其陪葬墓、点将台墓、田和冢及其陪葬墓、淄河店墓地的勘查情况，下编为东下庄墓地、单家庄墓地、相家庄墓地、淄河店墓地的考古发掘资料，并且对齐墓布局、形制、版筑技术、墓室装饰、墓主身份等进行研究。这些考古勘查、发掘资料及研究成果对齐墓研究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2012年王青著《海岱地区周代墓葬与文化分区研究》，以墓葬出土陶器为断代依据，认为临淄后李M35、M92、M93时代为西周初期，临淄东古M1019时代为西周晚期，临淄东古M1002时代为西周早期偏晚，临淄两醇M3174时代为春秋早期前后，临淄郎家庄M1、临淄两醇M1016和M3197、临淄东古M1009和M1032时代应为战国中期，临淄后李M9时代为战国晚期。

2013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临淄齐故城》，介绍了临淄齐故城的概况及对城址的普探成果，全面公布了1964至1984年对城垣、宫殿建筑遗址、生活居址、冶炼作坊及墓葬的考古发掘资料，在此基础上对临淄河崖头墓地及其性质进行了探究。

2017年淄博市临淄区文物管理局著《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介绍了考古发现的临淄战国、汉代墓地20余处，公布了17处战国墓葬、25处汉代墓葬的考古发掘资料，综述了不同等级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特点，将筛选的684面铜镜，依据铜镜的镜体、主题纹饰及铭文的不同，划分为17类，且对每类铜镜的特点作出说明。

201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著《临淄齐墓》（第二集）对临淄两醇（孙家庄）墓地321座墓葬和1座殉马坑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两处墓地的墓葬均为中、小型墓，根据墓葬出土陶器的特征、器型的变化器物组合的演变规律，将随葬陶器的墓葬分为七期，作者认为：“墓地布局、器物组合和棺椁形制自春秋晚期开始明显变化，尤其到战国时期，陶礼器的普遍使用以及石椁墓的流行是一种礼制上的僭越。”

2019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临淄区文物局著《临淄齐墓》（第三集）收录了12座战国时期“甲”字形大、中型墓葬和2座车马坑资料，这些考古成果及考古资料对临淄东周墓葬制度、车马制度等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上述学术著作和论文的研究可知，齐国墓地制度主要分为公墓和邦墓两种。齐国公墓的形制多为甲字形或中字形的大型土坑墓，带有一条或两条墓道，墓室用石块构筑，内置木质棺椁，周围设有陪葬坑或器物坑，放置殉人或随葬品，墓外还有殉马坑或车马坑。齐国邦墓的形制多为竖穴土坑墓，无墓道，墓底多设有二层台，有的带有壁龛，墓内置单棺或双棺，有的设有腰坑，放置殉狗或随葬品，墓外无殉马坑或车马坑。临淄东周齐墓的丧葬礼俗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殉葬制度，即在墓主的墓葬中，同时埋葬其他的人或动物；二是随葬品的选择，即根据墓主的身份、地位、性别、喜好等，选择不同的随葬品。

3结束语

新中国成立至今，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不仅取得了丰富的考古资料，还对临淄东周齐墓的墓地制度、墓葬形制、棺椁制度、丧葬礼俗等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些墓葬资料及研究成果将对东周墓葬考古和研究提供有效的参考， 总的来说，通过这些学术著作和论文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东周齐国墓葬的特点和意义，对于推动东周齐国墓葬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学海：《田齐六陵考》，《文物》1984年第9期。

[2]王恩田：《临淄国子墓和郎家墓的年代和墓主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3]罗勋章：《田齐王陵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

[4]靳桂云：《东周齐国贵族埋葬制度研究》，《管子学刊》1994年第3期。

[5]张明东：《试论齐国的墓葬特色》，《管子学刊》1995年2期。

[6]印群：《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