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探析

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探析

刘庆云,耿媛

中共吐鲁番市委员会党校，新疆吐鲁番838000

摘要：作为杰出的共产党员和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有深刻的理解和感悟，在求学成长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民族精神，并且融汇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精神的思想，形成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在一个世纪以来不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提供精神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认真学习和探究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不断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于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生产生活、实践探索的精神文化凝结，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特质。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不仅继承和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体系，同时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毛泽东在求学成长及参与革命、建设的进程中既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民族精神又融汇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精神的思想，形成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通过探讨理论的形成背景与深刻内涵，进而挖掘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对奋进新时代新征程的指导意义，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精神体系研究。

关键词：毛泽东；民族精神；思想建设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存续的灵魂根基和精神支柱，映射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磨难困苦，是本民族独有的精神特质。毛泽东在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中出生成长，经过艰难探索，最终带领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寻得了一条前景宽广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过程中，毛泽东本身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折射出璀璨的光芒，成为一个世纪以来引领中国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最终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的形成原因

按照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来理解，民族精神毫无疑问是属于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具有决定作用，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毛泽东民族精神并不是“飞来峰”，正如毛泽东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共和国的伟大领袖也是需要漫长的历程的，其民族精神的形成同他本人生长的环境、接受的教育等条件密切相关。

（一）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

毛泽东少时恰逢中国面临外敌侵侮、时局动荡的民族危机之中，而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都极力探寻解决道路，最终归于失败。尽管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建立起中华民国，民主共和思想由此得到广泛传播，但客观上却未能改变中国继续被西方列强侵略瓜分的悲惨命运，没有改变中国大地一片混沌衰败的窘迫境地。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迷茫，毛泽东作为一个质朴青年，怀揣着满腔爱国报国的赤诚之心，踏上求学求知、积极求索的漫漫征程。在其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七绝·改诗赠父亲》，其中言明自己“学不成名誓不还”的伟大志向，并且还流露出“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气魄与胆识。

（二）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形成的思想源泉

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深深扎根于传统中华民族精神。毛泽东作为一位杰出的开国领袖，从小就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化培育，对传统中华民族精神的领悟、继承和发扬更为突出。年轻时的毛泽东在求学过程中，常常选择去闹市读书，认为这样可以在闹市这种嘈杂的环境中锻炼自身的专注，这是对“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实践检验，当然也为日后在处理党政大事时保持“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战略定力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很喜欢在冬天用冷冽的井水洗澡，这不仅使他强筋健骨，也磨练了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24岁时，毛泽东写下了一篇《心之力》，曾被湖南一师杨昌济先生打出了105分的满分，在文中，他论述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危亡之势，深刻论述了中国已经到了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唯有举全民之力反击方可抵御外敌、强国富民，并且呼吁有志之士奋起而行，“以应天下为己任，拯救黎民于水火”，文中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远大志向，更是处处体现出他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敢于担当的气魄胆识、追求真理的求知精神和铲除奸佞的浩然正气，这些都是对传统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更在得遇马克思主义的浸润之后得到了更为坚实的践行和更加广泛的弘扬。

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精神思想的吸收和实践。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觉醒并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革命精神，选择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发动群众以拯救民族危机。马克思认为民族精神是取得民族解放斗争胜利的根本条件，指出“当只有伟大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的时候，当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必然要被牺牲掉、利己主义应当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时候，居然再一次宣布了这种权利（1793年‘人权宣言’）。”[[1]]在民族发展问题上，马克思认为民族独立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前提，也是维护、保障民族权益的根本保障。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精神的思想为毛泽东民族精神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供给，也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团结带领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的基本内涵

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是毛泽东在领导党和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传统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沉淀和彰显，同时熔铸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精神的思想，是对传统中华民族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适应当时的民族和国家需要，因此才能在时代条件下得到广泛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爱国主义、独立自主、务实精神等丰富内涵，为民族独立、国家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

（一）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精神是数千年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深刻融入在每个华夏子孙血脉中的鲜活底色。尽管数千年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各个民族曾经有过战争冲突，但是无论何时民族融合都是冲突的最终结果，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是在漫长的民族交流、交往进程中熔铸而成。毛泽东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对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解和传承可谓颇有心得，他曾写道“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2]]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我们祖辈们世代生活的这片厚土的赤诚热爱。毛泽东还认为我们的中华民族存续了数千年，在面对这份厚重的历史之时我们仍旧是小学生，需要保持谦虚的态度，并且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更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发展的沉甸甸的承诺。

毛泽东对爱国主义精神的继承并非局限于传统民族精神本身，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赋予了爱国主义精神更深刻的内涵。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毛泽东迅速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精神的思想融入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当中，使之成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可以集聚最广大中国同胞形成爱国统一战线的强大精神力量。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4]]传统文化中的“爱国”具有阶级性，要求被统治者忠君爱国，而在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后，毛泽东将爱国原有的含义突破了固有的阶级属性，使之成为广泛联系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确立起人民的主体地位。同时，毛泽东对于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发展并不局限于主体范围，而是在结合对时代条件的深入思考中，突破爱国主义固有的国家和民族界限，主张同各国的无产阶级相联合，使中华民族追求自由解放的斗争融入世界各被剥削被压迫民族追求自由独立和解放的历史洪流之中，使之相互映衬、互为依仗，由此也为之后在抗日战争中取得反法西斯阵营国家的支持奠定了基础。

（二）独立自主精神

独立自主精神是毛泽东民族精神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在波谲云诡的世界变局中牢牢把舵定向、保证中国这艘航船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独立自主精神来源于传统中华民族精神中的自立精神，中国自古便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女娲补天、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等传说和寓言，说明中华民族在面临困境时不是寄希望于天神降世普渡众生，而是自信自立寻求解决办法，这本质上是对自身主体地位的充分认知和自我价值的圆满实现。马克思也十分重视要坚持独立自主精神，指出“对于不希望把自己当作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来说，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重要。”[[5]]毛泽东对此深以为然，在抗日战争中，无论时局多么艰难，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屈从受辱，而是主张抗战到底，面对党内外“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虑，毛泽东写下了《论持久战》来充分阐述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给处于迷茫中的党员干部一剂强心针，坚定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胜信念。

在革命进程中，我们党从向苏联学习到独立自主的走出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我国曾与苏联达成《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建国初期苏联对我国也有不少帮扶举措。而当我国提出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时，苏联则提出要以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和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作为交换，事涉主权、概不议价，被坚定拒绝后，苏联停止了对中方的核项目援助，并撤回了全部在华指导的专家。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施压，毛泽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独立自主，在以钱学森、郭永怀、邓稼先为代表的一众科学家的艰苦付出之下，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大力配合之下，终于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一系列重大国防科技成果，使中国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

（三）务实精神

中国古代历来注重求真务实的求知态度和经世致用的学理追求，指的是学者应该关注现实，做学问也应当以务实管用为要，强调治学要先博后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不器”就是强调君子要上下求索寻得“大道”而非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途，而历朝历代的君子所求的“大道”，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

毛泽东受到传统民族精神中务实精神的深刻影响，对经世致用的入世作风十分推崇，这在发展工人运动和推动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多有体现。在党的建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集中于工人运动，并且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自然是有其必要性的，相较于广大农民思想上的愚昧和保守，政治上的愚昧和盲从，工人阶级显然更具有思想觉悟，同时对自身遭遇的剥削压迫也具有更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不充分，工人阶级的力量并不足以对抗“三座大山”的反动压迫，于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将目光投向了农民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性思考。毛泽东意识到了隐藏在中国农民群众之中的磅礴伟力，他不仅没有因为农民阶级的固有弱点而轻视农民，反而注意到了农民阶级无可替代的优点，如中国农民阶级庞大的人口数量、生性质朴的善良品德、以及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可贵品质等。因此从中共二大开始，毛泽东就在呼吁重视农民运动，随后又积极投身农民运动，1925年他趁在湖南养病期间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向他们了解日常生活的开支、收入、人口等情况，并形成了《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又踏遍湖南5县，写出了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了井冈山时期，即便条件艰苦、战斗频繁，毛泽东也坚持自己做调查，写出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丰富的实地调研资料为毛泽东了解农民阶级的生活状况提供了详实的基础材料，也为之后更好地领导党进行土地改革争取民心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我们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绝佳的舆论环境、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对传统务实精神中的实事求是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6]]正是基于对实事求是的不懈追求，毛泽东一生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在党的建设过程中曾有数次“整风运动”，目的之一就在于纠正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等不实态度，也正是基于对实事求是的毕生追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始终在面临大风大浪的考验时做出正确抉择，将中国革命不断引向胜利。

三、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在百余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是引领中国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走向独立自主、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依然具有强大有力的精神感召，将会继续指引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向更高阶段。

（一）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为凝聚党员干部向上之力提供思想指导

当前正处于“两个大局”交会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党肩负着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种群众奋勇向前，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重任，容不得丝毫懈怠和迟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在伟大的历史重任面前，我们必须勇于直面“四大考验”，防范化解“四种危险”，善于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民族精神，坚持爱国主义、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发扬务实作风，坚决与党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把党建设成为政治上清醒坚定、思想上积极昂扬、组织上团结有力、纪律上风清气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确保我们党永葆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最可靠的主心骨。

（二）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指引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追求和梦想，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在当今中国民族复兴战略全局加速演进的进程中，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这一目标。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是对传统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扬，经过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精神的思想的浸润之后，更加符合当代中华儿女在追求民族复兴之路上的精神需要。以爱国主义精神为例，毛泽东在传承和弘扬传统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将其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使各族群众都能从中感受到国家和民族的强力感召，鼓励中华儿女将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发展兴衰紧密结合，激励全体中国人民充分发扬艰苦朴素、自信自立、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鼓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而不懈努力。

（三）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借鉴

尽管毛泽东并未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但其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吸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精神的思想，认为各民族之间应当基于平等关系相互交往、交流，并且突破了固有的阶级观念，使得爱国统一战线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团结各族群众，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关系交往中，毛泽东民族精神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践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地支持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争取自由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而其中首要的就是始终坚持各国平等对话协商，各民族才能交往交流，共同破解时代难题，从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毛泽东民族精神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毛泽东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5]王高亮.论毛泽东民族精神思想对大学生的启迪[J].前沿,2012(10):31-32.

[6]石仲泉.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实践本源和文化资源[J].中共党史研究,2023(2).

[7]王胜杰.毛泽东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5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