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后期广东绅商与地方团练

清中后期广东绅商与地方团练

陈芸

（中共汕头市潮南区委党校 汕头 潮南 515138）

摘要：颇有影响力的广东绅商，由于在地方社会政治地位显赫、资本雄厚，担当起组织领导团练建设的历史使命。在清中后期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广东与地方匪患盛行之下，绅商组织领导的团练打击了外国军队的士气，削弱了盗匪的力量，在抵御外侮与防范内祸，维护地方安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绅商群体的局限性以及官绅的复杂关系，广东绅商组织领导的团练有一定的弊端，最终走向衰亡。

关键词：广东；绅商；团练

作为地方精英群体，广东绅商不仅是地方的“先富阶层”，也逐渐发展成影响地方社会进步发展的中坚力量。较早与外国资本接触、长期与官府的周旋，广东的绅商见多识广，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和对政治敏锐的洞察力。在清代中后期广东时局内忧外患之际，绅商支持地方团练，在维护社会安定和群众安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关于广东团练的研究，前人已有不少论述[[1]]，但绅商与广东团练的关系仍缺乏具体的探讨。本文拟以清中后期广东绅商群体视角切入，通过探析绅商参与团练的原因、举措及绅商群体在广东地方参与政治军事决策的局限性，呈现在广东团练兴起壮大下绅商群体的形象，更好地认识清中后期地方精英与政治军事的关系。

一．绅商参与团练建设之缘起

在广东地方社会，有一群颇具影响力的中间阶层，称为“士绅”，介于官民之间，是沟通上层社会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士绅既是地主阶级，又是知识分子，社会关系庞杂，垄断大部分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又能在乡村建设、地方公共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在地方上势力不可小觑，同时当地的大绅大多与商业有联系，士绅家族中有人经商也屡见不鲜。清代广东另一重要群体——商人，在地方官府与民间亦扮演重要的角色，广东的士绅与商人关系错综复杂，形成了亦绅亦商的“绅商”。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仅留粤海关一口通商的上谕颁布后，商人跻身中游，官府甚至“招商承充”扶植商人，成为具有官商社会身份的对外贸易代理人。行商家族与地方官府之间盘根错节，在近二百年间传承厚重的家族底蕴，积累雄厚的商业资本。除了官方承认的行商以外，广东的散商也遍及各地，虽然不像十三行行商那样地位与财富显赫，却也活跃在民间百业之中。中国“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商人居末，因此从商家族最终还是会令后代子弟考取功名，而清代“始于明景泰，至清沿袭不改”[[2]]的官吏品级商品化的捐纳制度，又使科举与捐纳制度唇齿相依。商人以捐输巨款的商捐换来官职头衔，“绅”与“商”开始不分彼此，如十三行的行商中潘、伍两大家族都曾因商捐得三品顶戴。鸦片战争后十三行没落，伍氏、潘氏、梁氏仍然是亦绅亦商的大家族[[3]]。无论是士绅与商业联系紧密的由绅而商，或是商人通过捐纳换得官职的由商而绅，这种士绅与商贾的合流，使得士绅与商人演化作“绅商”，成为清代中后期广东一股不可忽视的地方势力。

清王朝驻守广东的军队有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五千人驻广州，绿营兵七万驻广东全省[[4]]，在广东设置的兵力十分有限。到嘉庆年间，广东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发展与沿海盗贼的横行令朝廷与地方官府无能为力，因此以“坚壁清野、助官守卫”[[5]]为基本内容的团练在广东应运而生。广东天地会匪起事时，民间“百姓保护自家，按牛派费，雇募乡勇，以为守御之谋。”[[6]]嘉庆十年（1805），广东多海洋盗贼出没，上谕“沿海士民举行团练以卫身家”，且使“公举绅士耆民殷实明干者报充正副团总”。可见早期广东团练多是官府允许下实行的由士绅召集组织训练勇形成的民兵组织。因士绅都是地方上有头有脸、有权有势的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或闲赋在家的中小官吏，随着士绅与商人结合的绅商逐渐形成，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和财力，往往在召集民众参与团体性的组织发挥主导作用。地方官府亦企图利用他们的力量，使团练的推行更加顺利，故在官府允许下士绅在团练中任领导者。自此之后，在官府督办、士绅领导下组建的团练成为维护地方社会安定的重要民间军事化组织。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广东外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武装入侵，内部又匪患四起，可谓是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军入广州城时，“闯至泥城、西村、肖冈诸村落，乃“大肆淫掠，奸及老妇，村民大哗”[[7]]，又“（七月）某夜，月明如昼，番舶发巨炮击江水而去”[[8]]，民众恐惧不安。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吉利兵船复驶入虎门，“意主胁取甫达入城之议”，于是“进泊十三行，尽逐沿海炮台守兵，毁炮以去”，[[9]]当时广东面临英国的坚船利炮，而地方军队则无可奈何。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攻广东，“以火炮、火箭攻省城，其陆兵则自东沙河登岸。越日，从城东北隅攀援入衙署，公廨为法英兵所分据”[[10]]，广东省城陷落，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而广东“盗甲天下”，多土匪出没，治安败坏，时称“粤东山海交错，匪类窝藏，到处皆是，兼以民情犷悍，重利轻生，劫盗重案，远甚他省”

[[11]]，盗匪之祸频发亦使人心惶惶。在地方军队无力应对之际，清末由绅商倡办的地方团练组织成为救助广东危局的良方，在抵御外侮，防范内匪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绅商参与团练建设之举措

自鸦片战争始，绅商组织团练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敌。《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军在广州三元里一带烧杀抢掠，引起民众强烈反抗，爆发了大规模人民抗英的武装斗争，其主要斗争力量是绅商组织领导的团练，诸如城北十二社学、怀清社学、和风社学等[[12]]。道光二十一年（1841），皇帝上谕：“沿海各处乡村，均宜自行团练乡勇，联络声势，上为国家杀贼，下即自卫身家”[[13]]，此举承认了团练的合法性并希望通过团练抵御外国侵略。《南海县志》记：“遂倡团练防堵之议，开局劝捐输，召募健儿至二三万，列营于濒海村落驻扎，所费不赀。”[8]开明绅商为防范外国军队袭击广东沿海，积极倡办团练，广东的团练组织也开始兴起壮大起来。道光二十九年（1849），民众反对英人入广东省城，群情激奋，绅士许祥光等令“城内外居民家出一丁或二三丁，附城村坊同之，号召不下十余万人，复合绅耆百数十入至夷房，反覆陈说”[9]1-2，由于人多势众，英人虑及众怒难犯，入广东省城之举暂时作罢。朝廷得知大赞，称“该省（广东省）兵民互相保卫，共有十万之众。是众志成城，自当勖其共仇，何可使其解体……倘能沿海各省皆能如此，足食足兵，朕无忧矣。”[[14]]团练制度在广东的抵御外国入侵的作用显著。同年，由于召集乡勇需要大量钱财，绅商捐资防御英军入侵粤东，朝廷声称：“该处商民深明大义，捐资御侮，绅士实力劻勷”，又称广东士绅、商民“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7]167广东绅商领导的团练得到道光皇帝极高的评价。

咸丰六年（1856），英法联军借“亚罗号事件”进攻广州，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十月份攻破虎门入省河，知县邱才颖召绅商“修治炮台、水栅，筑土台于黄泥潭，再筑土台于濠涌、南山，堵塞宝鸭石，设卡木鹅径，稽查东海出入”[[15]]，积极与英法联军抗争。十二月，咸丰皇帝御令：“著柏贵与士绅罗悖衍等，密传各乡团练，宣示朕意，如……仍冥顽不服，久踞城垣，惟有调集各城兵勇，联为一气，将该夷驱逐出城，使不敢轻视中国。”[[16]]清廷自知广东兵力不足以与外国势力抗衡，寄希望于绅商领导之武装力量抵抗侵略者。借助天子的权威，以罗惇衍、黄宗汉、龙元僖为代表的士绅集团很快就建立起专门的机构——广东团练总局，使义勇“积薪灌油，火烈具举，毁英人在粤洋行凡六”，又“截击洋艘，或伤其船主，或系其舟人，大府弗能禁也”[[17]]，组织多次袭击或进攻英法联军的行动，外国侵略者处于紧张戒备之态，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英法进军广东的势头。

绅商组织领导的团练不仅作为抵御外敌的最佳武器，它也在协助平定广东内部叛乱中居功至伟。两广总督祁墳奏禀道光皇帝团练在粤省情形曾言：“自办理团练以来，西北陆路一带抢劫之案亦较稀少，地方获安堵之益，实团练有成效之证。”[[18]]鸦片战争爆发后，受到中外势力双重剥削压迫的广大农民不堪重负，生活十分艰难，时常爆发起义。咸丰四年至八年（1854-1858），广东天地会红巾军响应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红巾之乱，乡人走避，省垣骤增万余家，盗贼益注视”，后起义军围攻广州，绅商伍崇曜带头捐款筹措军饷，召募壮丁镇压起义军：“先自倡捐，后向殷户董劝，旬日得银十余万，募勇数千，分屯水陆，贼遂不敢生心。”[[19]]伍崇曜率领的民间义勇协助驻扎广州清军镇压了红巾军起义，此间以“输助军饷及调和中外事宜”，清廷赐其二品顶戴花翎及布政使之衔[[20]]。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签订，原本成立的抵抗外夷侵略的广东团练总局也转向了安内工作，由于英法竭力要求清廷解散地方团练，士绅集团组织的团练总局斗争矛头发生转变，也开始瞄准镇压以红巾军起义与广东西、北江土匪叛乱为代表的人民起义。活跃在广东的团练组织在清军无力镇压红巾军时大展拳脚：“自（咸丰）四年红贼滋扰后，各乡挑选团丁，时常操演。如有贼警，调集擒拿，无事则散处归农，均由各乡局绅士管带，捐资办理。”而其效果尤为显著，据《初主乡局自勖》载：“四年红贼滋扰，大宪谕各绅召募练勇以开团局，法至良也。官颁钤记，绅筹经费……我罗格围协同兵勇与嘁大仗者十六次，解办土匪五六百名。五年正、二月，米大贵，乡居者多就食省垣，而沿路红贼为梗，独我罗格围严禁抢夺．地方赖以安靖西樵内外百里．皆由我罗格围出北海，潜赴佛山以达省，妇女如云，衣箱辐辏，未尝有纤芥失，莫不啧啧称颂我围风俗之淳，乡先生之禁约有方也。”[[21]]可见广东开团局镇压红军巾起义成绩斐然，确实达到打击红匪的作用。在西、北江匪乱之际，广东团练总局的罗惇衍当即“分拨各团，前往西北两江助剿，以含愤未伸之勇，歼灭积年巨寇，谅有成效，不至虚糜粮饷”[16]1106-1107

，广东内部匪乱在团练的镇压下声势有所减弱。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广东匪祸复兴。光绪四年（1878），刘坤一上奏：“粤东岁歉民饥，盗匪滋炽……而桀黠之徒，以劫富济贫为名，潜为勾引，肆行抢掠”，且“广东户口殷繁，民风犷悍，不逞者往往以劫夺谋生。”[[22]]可在此期间盗匪之祸为广东心腹大患。又宣统三年（1911），两广总督张鸣岐上书皇帝，称“近来盗劫之案日多，杀人据（掳）生，或焚毙全家，掳及学生子，资（恣）意勒索，由百千以至巨万，不遂所欲，即行杀毙。纠伙每至数百，劫掠动辄全村。”[[23]]盗匪横行不仅使广东社会动荡不安，也直接威胁和影响官府的统治，地方团练组织也因此反复地为朝廷所用。于是，光绪十六年，番禺颁布告示，令“嗣后各乡绅耆人等，务当遵守旧章，实力举行团练，联络声势，遇有盗警，互相救援”[[24]]因此，解决盗匪之乱，地方官府真正能有所作为的甚少，几乎全权依赖于绅商捐资倡办组织的团练。清末近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绅商开始向广东当局要求仿照湖南保卫局，建立绅商合办的巡警局，其基本的内容和方式与保甲团练非常接近，主要是维护地方社会秩序，防稽盗贼。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原有保甲总局为巡警总局，虽为新式制度，但仍难摆脱原来团练的影子。

总之，在清末广东内忧外患，清廷原驻扎广东的军队力所不及之时，地方团练作为民间军事化组织成为了当时抵御外敌和平定内乱，维护地方社会安定至关重要的一环，而绅商群体是地方团练的领导者、集资者、组织者，无疑在其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绅商参与团练建设之局限

正是由于绅商与地方团练不可分割的关系，因绅商群体本身存在局限性及清廷对绅商组织领导的团练存在的复杂心态，在他们领导组织下的团练必然也有着消极的一面。

绅商在清末地位非常特殊，既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又有一定的财力，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在他们参与团练建设中，往往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做出符合利益的决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广州，绅商领导的团练及其应敌对策无疑给联军造成严重的困扰，《天津条约》签订后声称双方停战，要求撤销团练，实则“两夷兵船陆续回香港，即潜至城中，名为尽释前嫌，而奸淫妇女，焚烧房屋，依然如故”，罗惇衍等明知会助长英法联军士气，并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很快就鸣金收兵，转向镇压广东省内的人民起义军。然事实上却是团练的领导者领会上意，“不复与该国寻仇，业已传喻各营，只当为应敌之兵，不可为进攻之兵。”[16]1106清朝当权者一向从“攘外必先安内”之策，国内的危机要比外围的侵略更为重要，绅商既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自然所思所想是在迎合清廷统治者的需要，从而维护自身的利益。

此外，地方团练建设除了需要杰出的领导者，还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团练的进行。无论是召集乡勇，还是购买武器装备都需要大量的钱财，这既决定了只有绅商才能领导如此大规模的民间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团练的弊端。在组织团练中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经费的筹措，虽然团练建设有利于抵御外敌侵略，平定广东内部战乱，对于地方社会经济稳定有重要作用，出于绅商自身发展需要会捐资扶植，但也不会一味地投入过多资金。广东团练总局兴办期间，“具奏向合省殷户筹借，俟事竣筹款给还。龙太常自交出一万两，与顺德绅富共筹出，为始事之用。此后捐者虽有人，而为数不多”，可见团练资金筹措不易。迨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告一段落，无需团练发挥作用，不少绅商不愿再出资支持团练，遂“总督黄宗汉又严饬地方官，会同绅士，极力催捐。以西北江讨贼为词，乃始收有成效。”[[25]]毕竟绅商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可能完全把全副身家都投入到团练建设中，这也导致了在团练组织配备武器和组织规模的有限性。

鸦片战争以后，绅商组织的团练在抵御外侵颇见成效，道光皇帝承认了团练的合法性。但实质上，绅商组织的团练归根结底是个民间军事组织，并不是官方军队，朝廷对它并不能实现完全的掌控，一旦它发展膨胀到清廷难以约束的情况下，朝廷不可避免会采取如对待义和团的方式，联合中外势力绞杀之。团练的领头人——绅商，由于与清廷站在同一阶级立场，官府可以放任团练的发展，成为一把“攘外安内”的利器，一方面官府有对绅商不信任的复杂心态以及双方存在利益不同的矛盾，从而使得官府有时会摒弃团练的利益或是出现绅商办团热情不高的问题，影响了团练建设的最终效果。官府对于民间武装力量始终抱有紧张心理，担心官方的行政权力受到民间势力的威胁，多次意图插手团练建设，团练中武器领取都受到官府的管制：“嗣后各属乡团请领军火，须照章筹足经费，招足练丁，由团绅出具不敢私卖私借、助斗济匪切结，造具名册，呈请该管州县，会同营员点验该团练丁实数，或选千把干弁，或选公正绅士，由文武印官商定，札委管带，联衔加具印结，连同名册，通禀核明，方准给发。”[[26]]在资金的筹集上，官府也多次介入其中，挫伤了绅商办团的积极性。

因绅商群体代表的社会阶层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其组织领导的团练很难作为一个公共性的组织完全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绅商领导的团练本身又是一个民间军事化组织，它的行动和决策也很难不令清廷官府的猜忌，故绅商组织领导的团练因官府的影响受到制约。

四．余论

纵观清末绅商群体参与广东团练的历程，无论是直接组织领导乡勇反对外国资本主义，镇压内部盗匪之祸，还是捐献筹措团练建设所需的资金，绅商在广东团练发展壮大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尽管由于绅商群体的局限性，又受到清廷对团练复杂心态的制约，广东团练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为新式的警察制度所取代。而无可置疑的是，清末的广东绅商群体作为地方精英，凭借其政治敏锐度和雄厚资本，不仅支持了民间军事组织的建设，还大力捐资公共医疗事业，参与社会救济，其在动荡的时局中为维护地方安定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推动了地域政治与经济的转型，为广东近代化的发展迈开了关键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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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督院张批东军械局局长王直牧为毅禀遵饬编订奏定收枪章程并历年修改成案牍拟收发枪械暨团枪錾刻章程缘由文[N].两广官报,1910(18).

The Gentry Businessmen and Local Troops Leading System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CHEN Yun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fluential gentry businessmen in Guangdong, with promin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us and abundant capital in the local area, took on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organizing and leading the local troops leading system.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when foreign capitalism invaded Guangdong and local banditry prevailed, the regimentation led by gentry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 cracked down on the morale of foreign troops, weakened the power of bandits, an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resisting foreign humiliation and internal disaster and maintaining local stability.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gentry business group and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fficial and the gentry, the local troops leading system led by the gentry business organization in Guangdong has some disadvantages, which eventually leads to decline and fall.

Key Words: Guangdong;The gentry businessmen;Local troops leading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