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漂绿”视角下促进绿色金融监管体制研究

基于“漂绿”视角下促进绿色金融监管体制研究

蒋琰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市  401320

摘要：2023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陆续推进了多项绿色金融政策以引导企业助力环境保护与治理。然而，一些上市企业却蓄意通过漂绿行径来达到政策优惠标准。因此，本文以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案例对象，运用舞弊三角理论分析其漂绿动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治理建议，为促进我国绿色金融监管提供一定启示。

关键词：漂绿行为、绿色金融监管、罗平锌电

一、引言

我国在《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加快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以支持健全现代金融体系，融入和服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3年9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在2023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年来，政府为了激励国内企业助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陆续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相关优惠政策。

基于以上背景，国内一些上市公司为了满足政策优惠的标准，通过蓄意粉饰等行为给自己披上绿色环保的外衣，开展漂绿行为。报刊《南方周末》自2013年首次开始公布“中国漂绿榜”，为研究国内漂绿问题提供了契机。2023年7月，《南方周末》发布了最新一期的2022年“中国漂绿榜”名单。从表1统计数据发现，上榜企业多集中在日用品行业，而能源、化工等行业漂绿现象仍然突出，特别是化工企业近年来时有增加，不可轻视。由此可见，漂绿已不再是小众问题，我国在强化绿色金融监管方面仍存在进步空间，亟待进一步完善。

表1 历年漂绿榜所属行业统计

数据来源：依据《南方周末》整理

二、“漂绿”案例企业分析-以罗平锌电为例

罗平锌电是国内首家集水力发电、矿山探采选、锌冶炼及深加工为一体的股份制企业。2000年12月经云南省经贸委批准，由罗平县锌电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2月15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成为国有控股的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罗平锌电在6月24日及6月25日收到曲靖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曲环处告[2018]8 号）及《行政处罚决定书》（曲环罚字[2018]7 号）。内容显示，公司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1、固废堆场未按规定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措施； 2、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3、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4、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5、违反规定设置排污口；6、不按规定公开企业环境信息。罗平锌电恶意损害了生态环境，依法受到行政处罚，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罚款53万元，同时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进行停产整治。

而在此之前，公司发布的2017年年报却明确表示：“多年来公司坚持推进节能减排工作，通过持续贯彻执行标准化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建立了严格的环境管理网络，体现了公司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也实现了企业效益的提升”。这样一方面在年报中大力塑造自身环保形象，另一方面又做出与环保背道而驰的违法行为，根据《南方周末》发布的《漂绿十宗罪》（表2），该做法符合“声东击西”这一漂绿定义。此外，罗平锌电在2016年中央督察中就被指重金属污染隐患问题突出，而两年后的检查发现上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加严重。同时公司内部治理出现问题，电解车间管理混乱，未按要求收集的高浓度重金属废水、废料等危害物质严重污染了周边绿化带，对珠江上游水环境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而且公司后续也不按规定对外公布环境信息，符合漂绿行为中的“前紧后松”与“故意隐瞒”。综上，罗平锌电存在漂绿行为。

表2 《漂绿十宗罪》部分定义

数据来源：《南方周末》

（一）“漂绿”行为的动因分析—基于舞弊三角理论

舞弊三角理论指出企业舞弊的产生是由压力、机会和借口三要素组成。以下将依据这三种要素对罗平锌电的漂绿行为进行分析：

1. 压力因素

铅锌行业受到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环保政策的影响，且全球铅锌资源进入供应缺口周期，国内铅锌矿原料市场供需矛盾较为突出，原料供应紧张，铅锌产品价格处于相对高位。同时，全球经济也处于深度调整期，受美元加息影响，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日趋加剧，原辅材料和能源价格等不断上涨，导致公司生产经营成本日益提高，原材料供应与安全环保的压力不断加大。从财务报表中发现罗平锌电2017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较上一年下降至3.25%，与行业均值9.70%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企业盈利状况不佳，而面对国内环保政策，企业不得不树立自身绿色友好形象，为了节约经济成本，最终选择用漂绿的方式来应对监管压力和社会压力。

2. 机会因素

从公司治理角度，2017年年末罗平锌电的在职员工数量为1681人，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只有195人，占11.6%，整体员工的受教育程度较底，且员工多分布在基础生产岗位，大多数员工的环保意识不强，增大了环保违规风险。此外，公司高管也存在一定问题，据证监会调查：公司董事长杨建兴，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尤立等高层管理者工作严重失责，对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要求不当回事，敷衍整改。同时，多个管理者身兼多职也易导致管理混乱、权责不清的问题。可见公司内部管理架构混乱与内部控制失调为公司漂绿创造了机会。从外部监管角度，政府没有对漂绿行为进行明确界定，相关的政策出台更是普遍缺乏，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监管层面的不到位让公司违规暴露度降低，一定程度上给了公司实施漂绿的可乘之机，且就算被处罚，相比于高额的利润回报，小代价的惩罚力度也使得公司抱有侥幸心理，甘愿冒险。

3. 借口因素

近年来，“漂绿”现象在一些重污染、日用食品、化工等行业尤为突出。同为化工行业的紫金矿业早在2010年被爆出漂绿丑闻，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所处的环境促使公司将漂绿行为予以“合理化”。罗平锌电所属化工行业，涉及到的矿山开采、冶炼等作业环节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行业内的环境保护与治理问题层出不穷，出现漂绿的企业较多，容易模糊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正确环保价值观，一味追求利益的野心也导致了自身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感的缺失，为做出不诚实的行为提供了相应借口。

（二）漂绿曝光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本部分选取ROE作为主要财务指标，通过计算罗平锌电发生“漂绿”行为前后几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与行业ROE均值（选取与罗平锌电市值相近的30家企业）进行对比，衡量出此次“漂绿”对财务绩效造成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罗平锌电整体发展水平低于同行业，经营状况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2018年“漂绿”事件曝光后，当年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较2017年同比下降-574.15%。该事件发生在6月，结合当年第三季度对比发现，ROE同样从2017年的2.84%减少至-8.12%。尽管行业整体行情在2018年呈现下浮，但是因为受到环境隐患问题停产整改影响导致了罗平锌电的锌锭产量和销量的减少，让其ROE大幅跌至-15.41%，当期的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的138,897.86万元减少了25.87%，管理费用增加到17,720.8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777.34万元，较上年同期的5,528.97万元减少了566.22%。综上，公司实施“漂绿”行为对内部经营能力与盈利能力都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让本就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罗平锌电雪上加霜。

图1 罗平锌电2016-2022年ROE及行业平均ROE

数据来源：申万宏源研究官网（罗平锌电所属申万行业:有色金属）、同花顺

（三）绿色融资需求对企业“漂绿”的影响

罗平锌电实施“漂绿”行为的时间发生在2017年前后，而云南省罗平县人民政府也在该年发布了《罗平县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提出推行绿色信贷以积极发挥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水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两者时间相近。此外，罗平锌电的短期借款比例占据了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很大的比重，是公司重要的资产组成部分。由图2可以看出，罗平锌电的短期借款从2016年的6.29亿元开始下降，直到2020年才开始回升。2017年到2018年两年期间罗平锌电很有可能因为资金缺乏而采用“漂绿”的手段来达到绿色信贷发放条件的标准，而2018年6月违规行为的曝光，也使得公司的声誉严重降低，借贷数额一定程度下降，并一直持续到2019年，甚至在2018、2019两年发生了7000万的长期借款。

同年，因为违法操作的曝光，罗平锌电收到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有关环境污染责任纠纷的公益诉讼。8月，富滇银行发行了云南省首批绿色金融债券，重点对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农村及城市水资源、绿色交通、节能环保服务、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等领域加大信贷投放，然而罗平锌电此次却无缘竞标该类债券的投资。在之后2019年年报中，公司大力强调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建设绿色工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漂绿”为公司带来的负面持久性影响。

图2 罗平锌电2016-2020年短期借款

数据来源：同花顺

三、推动我国绿色金融监管的建议

（一）压力治理角度

企业实施漂绿行为往往是由于自身经营状况不佳导致，因此企业应建立健全绿色金融自律机制，提高内部经营管理水平，同时也要培育员工的自我规范意识与绿色环保观念，树立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一方面，企业可以推行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不再以财务指标作为唯一衡量标准，引入ESG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指标，构建企业以经济、社会与环境三方面的综合价值绩效评价体系，减少因片面注重财务表现而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不是每个人都能树立好正确的绿色意识，因此也需要定期开展绿色环保公益讲座或者切实举办一些环保活动等，积极宣传环保意识，不断增强每位员工的绿色观念。

（二）机会治理角度

公司治理上应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员工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做到重大决策共同商讨、授权管理清晰明了、岗位职权相互制约。管理层部门应规范工作业务流程，系统找出可能引发漂绿行为的管理、流程与制度上缺陷，做好相应的职能管理。而监事会与审计部也应发挥相应监督权，有预防性、时效性的健全内部舞弊惩罚制度，从而减少内部漂绿的机会。从政府角度出发，实施宏观调控以加强绿色金融产业在发行制度、交易方式等方面的合法性，并重视其审查工作机制的合规性，例如湖州市出台的《绿色金融促进条例》，为规范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法律依据。此外，还需对企业虚假披露环境信息、骗取绿色金融资金奖补、虚假宣传推广绿色金融产品等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包括严重惩罚责任人及连带责任人、提高罚款额度，以杜绝此类行为的再发生。

（三）借口治理角度

因为绿色金融产品相较于其他普通金融产品存在一定特殊性，有着气候、环境、资源等不确定性的风险，所以针对推行绿色金融产品的企业，通过推进绿色金融风险防范，推动其行为自律与监管约束，遵守环保法律法规、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政策和信贷政策要求，加强重大环境风险预警报告制度，以此形成良好的行业健康发展氛围。此外，也要建立绿色金融监管评价制度与诚信道德建设机制，加强各部门间良好的工作沟通，信息不对称的减少也使得投资者能获取到更真实丰富的投资信息，利于对绿色金融的有效购买，维护绿色金融市场中货币流通的良性循环，并通过一系列的诚信体系建设，抑制道德推脱行径，消除企业漂绿自我合理化的社会环境借口。

（四）大数据时代下技术应用角度

随着区块链等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运用，在绿色金融监管机制中可以有效发挥其辅助作用。积极引进先进数字化技术，利用区块链等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去中心化式的大数据共享，能够有效打破政府与机构之间、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壁垒。同时先进安全的数字化技术也能够加强内部数据的安全管理，保证了数据的真实可靠，以此提升绿色金融服务的质量。

此外，政府可以致力于打造一个绿色金融信息展示的共享网站，开发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金融项目的展示、资金审批流程信息展示、环境改善效果评估信息展示等功能，这样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与信息搜集成本，更有利于公众、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对绿色金融业务的有效监督，保障相关资金真正流向绿色领域。

参考文献：

[1].张越.碳中和目标下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建议[J].北方金融,2022,(11):69-71.

[2].袁凯,秦亚冰.“双碳”目标下的区域绿色金融发展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5):39-44+68.

[3].王光远,胡蓉卿.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和绿色金融的监管分析及建议[J].现代金融导刊,2022,(02):61-67.

[4].张伟,谷勤.金融科技防范“漂绿”风险[J].中国金融,2022(21):52-53.

[5].李克,王清刚.基于舞弊三角理论的企业漂绿行为分析及治理──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J].财会通讯,2016,(19):9-12+4.

[6].胡源. 财务视角下企业漂绿行为的成因及治理探究[D].东北财经大学,2022.

[7].黄溶冰. 企业漂绿问题及其治理[J]. 湖湘论坛,2022,35(05):98-107.

[8].魏紫归.关于推动我国绿色金融监管机制建设的思考[J].中国国际财经(中英文),2018,(08):252.

[9].Sinha,A.B.,& Sinha,A.(2022).Green Finance and ESG: Compliance of Global Stock Exchanges.IUP Journal of Applied Finance,28(3),23–33.

[10].Raberto M, Ozel B, Ponta L, Teglio A, Cincotti S.From financial instability to green finance:the role of banking and credit market regulation in the Eurace model.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19;29(1):429-465.

基金项目: 重庆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资助成果“基于“漂绿”视角下促进绿色金融监管体制研究”( 项目编号：gzlcx20233487）

作者简介: 蒋琰，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