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界》对劳动妇女问题的认识

《劳动界》对劳动妇女问题的认识

杨文星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031）

摘要：封建思想统治中国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妇女尤其底层劳动妇女在政权神权、族权、父权的层层压迫下，苦不堪言。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妇女解放思想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作为受压迫最深的“第四阶级妇女”，劳动妇女成为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最为关注和力求争取的无产阶级群体。《劳动界》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传译主要欧美国家劳动妇女的情况，调查报道国内劳动妇女的现状，蕴含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劳动妇女问题的认知。

关键词：《劳动界》；劳动妇女；妇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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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自1920年8月创立，为建立劳工政权，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而创办的刊物，于1921年1月停刊。为联合包括女工在内的工人阶级，《劳动界》刊登了大量有关底层劳动妇女的文章，并采用色彩鲜明、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事例来揭发底层劳动妇女受资产阶级压榨的残酷事实，促使底层劳动妇女觉醒，引导其明了自己担负的历史使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早期传播、《劳动界》刊物以及《劳动界》主编妇女解放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对《劳动界》中关于劳动妇女的时事新闻报道以及劳动妇女与男性劳工群体在罢工运动与日常工作中的关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时期劳动妇女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等问题的探讨还不够深入，这也为后人研究劳动妇女问题留下了空间。①

一、《劳动界》对劳动妇女问题认识的来源

首先，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劳动界》对劳动妇女问题认识的理论根源。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部分知识分子陆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并迅速在《天译报》《复报》《新世纪》等先进报刊中传译，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首次进入学界视野。然而，由于早期传播者主要秉持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播范围受限且介绍不够全面，直到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才得以广泛传播。经历辛亥革命失败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十月革命成功深深刺激和鼓舞了先进分子，他们看到这背后蕴藏的强大物质力量。随着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影响的深入，《新青年》、《每日评论》、《晨报》副刊“觉悟”、《少年世界》等进步刊物开始关注俄国工农妇女和中国底层妇女现实困境，“无产阶级劳动妇女”的概念逐渐建立并明晰起来。因此，以“联合广大无产阶级”为主要目标，以“改良劳工阶级境遇”为宗旨的《劳动界》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影响和指导下，将目光聚焦于无产阶级劳动妇女，以期探索她们的解放道路。

其次，底层劳动妇女的悲惨境遇是《劳动界》了解劳动妇女问题现实基础。随着封建小农经济瓦解和资本主义大生产发展推动近代中国经济关系产生变动，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新兴阶级出现。纺织、面粉、卷烟和火柴等轻工业中涌现出大量女工。1912-1920年间，中国女工数量涨至20万人，占据行业内工人总数三到四成。尽管各行业为劳动妇女提供大量岗位，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工人普遍工作环境差、薪资与劳动时长不对等，女工的特殊权益更是缺乏保障。《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书描述过工厂糟糕的卫生条件和简陋的安全保护措施：“资本家只管榨取工人的血汗，不管工人的健康。通风、降温、保暖、除尘等劳动保护措施从不注意。有的大厂虽有这种设备，资本家为了省电费，也不使用。棉纺、卷烟业资本家怕棉花、烟叶受潮，都采取封闭空气的办法，天气愈是闷热，门窗愈要紧闭，一任棉屑、烟末飞扬。”[1]劳动时长方面，由于当时工商业没有限制做工时间，因此各企业都尽可能延长劳动时间来榨取工人剩余价值。为让女工高效工作，资本家们直接剥夺她们结婚、生育的自由，忽视她们的特殊权益。广东顺德缫丝工厂招雇女工“章程”有“四不要”规定，即“谈恋爱的不要，已婚的不要，有孩子的不要，老病的不要”[2]。上海恒丰印染厂也明文规定：男女工人结婚时，女工解雇；女工怀孕6个月以上者解雇。此外，女性外出做工所需要冲破的枷锁和承担的舆论压力是男工所不能比的。在广东顺德，女工进入工厂前要承诺不再结婚，甚至还要给未婚夫赎身费才得以解脱。《劳动界》正是注意到底层劳动妇女在苛刻做工制度和舆论风波下被压迫受束缚的困境，因此迫切想要唤醒她们的斗争觉悟。

二、《劳动界》对主要欧美国家劳动妇女情况的介绍

首先，《劳动界》介绍了主要欧美国家劳动妇女的情况。列宁曾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5]但是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迫使妇女囿于家庭，困于妻子与母亲角色之中，她们参与公共事务、介入政治“公共领域”的权利与机会遭受剥夺。这便导致近代政治成为男性专属。然而，当以机械生产取代传统手工业的工业革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占据社会生产统治地位时，这一局面开始被打破。其标志为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有机会离开家庭小天地，登上了社会生产的大舞台。《劳动界》中“国外劳动界栏目”连载了山川菊荣的《各国劳动运动大势》，文中对主要欧美国家妇女参与到社会生产活动进行介绍：“妇人做雇工，不管说他是对不对，东西各国，已经是很发达的了。”

[6]获得外出做工机会意味着妇女经济地位逐渐提升，以英国劳动妇女为首的一大批无产阶级劳动妇女开始关注自己的合法政治权力。她们意识到法制的不平等，于是组成联合团体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并要求更多的政治权益，以改变这种在政治上完全无权的状态。山川菊荣认为这些组合的目的“是要促起低级妇女劳动者组成组合的，他们对于那苦工制度，继续了激烈的战斗”[7]但是尽管英国妇女在1918年成功于议会改革中争取到选举权，但她们仍然没有法律地位，是英国政治的边缘群体。因此要想突破壁垒，彻底解放妇女，实现男女真正平等，是不可能仅靠政治民主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女权运动力量壮大来实现的。但也需承认妇女能够勇敢从家庭迈入本只属于男性的政治领地，已经较受封建人身束缚、家长统治、专制愚昧的状态有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山川菊荣女士怀抱着期待说：“因为大战之后男女劳动劳动者的职业范围，已经渐就模糊，不像从前那样声明，男女提携的机会也就渐渐加多了。并且妇女组合组织，日渐发达，男子团体也渐渐欢迎他，帮助他。将来妇女组合运动必定可以战斗。”[10]

其次，《劳动界》介绍了主要欧美国家无产阶级劳动妇女的劳动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妇女运动发生重大转折。这一时期英国妇女广泛且直接的参与到各类社会经济事务中来，顶替许多以往只属于男性的工作，并做出非凡功绩，为英国取得胜利做出不可磨灭贡献。战后英国无产阶级劳动妇女的劳动运动更加兴盛，但新问题随之而来。山川菊荣客观地分析她们的结合运动中所遇到的一些困境：“妇人结合团体常常遇着了困难，各国都是一个样子。这些困难有些是不熟练的女工通有的，有些是妇人的特别境遇弄成的”[11]。《劳动界》大量刊载世界范围内罢工运动的情况也正是为了让国内女工们认识到“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13]，需将罢工作为对付统治者压迫者的武器。

最后，《劳动界》还介绍了主要欧美国家无产阶级劳动妇女家庭观。近代主要欧美国家底层家庭中妻子和丈夫都会参与到凌云广阔的社会生产活动，但两性劳动分工却是常态。在“家庭天使”这一形象影响下，就算妻子已承担部分家庭开支需要，无产阶级男性仍坚持妇女最主要的职责是家庭事务。不仅如此，底层劳动妇女的内心的也渴望回归家庭，“大概劳动阶级的妇人，比中流妇人结婚还要早些，并且结婚是很容易的。这些妇人的职业生活，因为他自己想着到什么时候是实在工作的，到什么时候是不一定工作，还有他这种预想，所以把工作当成了暂时的性质。”[11]

三、《劳动界》对中国劳动妇女现状的报道

首先，中国底层劳动妇女饱受资本主义的剥削。马克思说：“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尽的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13]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关注劳动妇女受压迫和剥削的情况，他们深入工厂走访调研，在《劳动界》中较为详实的报道了当时底层劳动妇女的做工状况。他们以改良劳工境遇为宗旨，披露劳动妇女做工的不公待遇：

第一，妇女要忍受很长的做工时间。《劳动界》曾刊登了一篇有关女工工作情况的来信，信中写道：“又女工在半个月里，除生病外，无论有什么事宜，若停得两工，就要罚一工，你看这个罚工，到底有什么理由？工人来作工。每天生活费却全靠这少数的工资，没有不得已的事情，也绝不肯停工，现任你罚他的工加他怎能够生活呢？不是简直要工人的命吗？再说到他的赏工呢，比如女工在半个月里头，没有停工，那么他就赏你一工；又如年假的时候，他规定是休息两天的，在这两天内，如果能去作工，那就一工当你三工或者二工。总之，他专门用金钱来引诱，使得你一年里一天不停也好。哎，这种手段真比看待牛马机器还不如，牛马也要休息，机器也要修理；人要他终年不停，这还有什么人道可说呀！”[14]

第二，妇女工资待遇十分低下。借助上海因米贵罢工事件，《劳动界》了解到各行业女工工资状况。“浦东友昌火柴公司，日工不论男女，每人每一日准加给铜元四枚。但是小孩工人要减半，并且声明到了米价复原为止；英美烟公司新厂圆包间女工，总共有三百多人，平日所得的工资，不过两三角。厂主又要把贴封条的任务加在他们身上，每箱的工钱仅仅只有五文，比原定的还要少六文；汽水厂的女工，每天的工钱有铜元二十枚的，也有铜元三十枚的。”[15]农村劳动妇女同样如此，“卖取马菜的妇女，马菜每斤也要卖三四个铜元。摘青菜的女工，一天到晚一天到晚也要挣一两吊钱。比方韭菜长成了的时候，摘出十斤韭菜，也可得铜子二三枚。五六个水萝卜捆在一块，叫着一把，捆一百把，挣工钱铜钱十余枚。乡下妇女勤苦耐劳做这营业的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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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相关研究成果中，陈文联所著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07—1922）》，刘宁元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研究》，尹旦萍的《妇女解放的中国道路探索：建党初期的妇女运动》对中国妇女运动兴起、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华传播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他们对劳动妇女问题探讨还不够深入，为后人研究劳动妇女解放问题留下空间；冬磊的《“成员无数”：一份马克思主义刊物的栏目设置和群体逻辑（1920—1921）》，高杨文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研究》，曹典的《从<劳动界>看早期共产党人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从整体和宏观角度对《劳动界》进行了简要介绍；李维武的《从批判旧家庭到走出小家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家庭观》，张玉菡的《论李汉俊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徐敢的《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陈望道》对《劳动界》的主编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的五四时期的妇女思想进行了梳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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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山川菊荣.各国妇女运动的大势[N].劳动界，1919：8-15.

[7]山川菊荣.各国妇女运动的大势[N].劳动界，1919：9-5.

[8]山川菊荣.各国妇女运动的大势[N].劳动界，1919：8-22.

[9]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5．

[10]山川菊荣.各国妇女运动的大势[N].劳动界，1920：9-5.

[11]山川菊荣.各国妇女运动的大势[N].劳动界，1920：8-15.

[12]山川菊荣.各国妇女运动的大势[N].劳动界，1920：8-22.

[13]本书编写组.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56.

[14]一个工人的报告[N].劳动界，1920：8-15.

[15]袁实笃.上海米贵罢工的情形[N].劳动界，1920：9-5.

[16]北京女工的生活状况[N].劳动界，1920：9-26.

[17]一个工人的报告[N].劳动界，192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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