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凭岁月跌宕起伏 不改经世济民初心——专访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徐洪才博士

任凭岁月跌宕起伏 不改经世济民初心——专访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徐洪才博士

王冕

智才经济论坛网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经济学家行走天下，指点江山，献计献策，经济学也成为一门显学。在中文里，“经济”本意是“减少耗费、增加收益”，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蕴意。然而，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则是绕道日本传入中国的。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先生首次将英文“economy”翻译成“经济”，则源自古汉语的“经世济民”，即“治理天下、救济民众”之意。因此，中文“经济”在“效率”之上又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这一点，在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徐洪才身上表现颇为明显，他对中国的经济推动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国经济改革参与者，人生充满传奇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重启中国改革开放，促使徐洪才深度思考他的人生使命，他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并将经济研究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徐洪才30多年从事经济研究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金融危机之前，他专注于微观金融问题研究，特别是中国资本市场研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金融危机之后，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宏观经济，包括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徐洪才就将“经世济民”四个字铭刻于心，并付诸行动。1996年7月，徐洪才博士毕业，在激烈竞争中胜出，考进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两年后，他“辞官下海”，到广发证券公司上海总部担任总经理；三年后，他回到北京中关村从事VC和PE投资，担任北京科技风险投资公司高级副总裁；2003年，他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任金融学教授、证券期货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中国高端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应运而生。2009年底，徐洪才在2000多名博士竞争者中以第一名成绩考进国经中心从事经济战略研究。在这里，他历任信息部部长、经济研究部部长和副总经济师。2019年4月之后，他担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经济政策研究。

徐洪才是4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参与者。他的人生充满传奇，完美诠释了草根人士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经济学家的历程。他每天都在研究国内外经济问题，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给出有效对策建议，其经世济民初心从未改变。

二、关注经济热点难点问题，为国家高层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2009年3月，百年一遇金融危机仍在蔓延，不明朗的形势和前景使得国家决策面临严峻挑战，现有决策咨询体系难以有效帮助决策层应对这一复杂局面，针对经济学家和智库机构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的批评也不绝于耳。在此背景下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被海内外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集中了一批中国经济战略研究领域的杰出人才，致力于解决国家和国际重点、难点和热点经济问题，为国家高层决策提供有效准确智力支持。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工作近10年，徐洪才先后出任国经中心信息部部长、经济研究部部长和副总经济师，专门从事经济课题研究，特别是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中难题及对策的研究，参与中美、中欧和中日“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活动，并承担项目咨询工作。他主持20余项国家重大课题研究，提出的很多建设性对策建议被国家领导人采纳和实施，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应对国际经济风险和国内经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继而引发全球经济海啸，“全球经济平衡”也成为全球经济热点问题，而中国面临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为严峻的外部环境，出口急剧下降，实体经济严重受损，大量企业裁员，居民财富严重缩水，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让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成为中国面临的棘手问题。2010年，徐洪才任国家重点课题《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研究》课题组组长，最终成果为中英文专著《工资、汇率与顺差：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选择》，相关内参报告也得到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该课题通过对工资、汇率和外贸顺差的分析，探讨中美贸易不平衡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原因，认为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只会给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灾难，并提出中国经济再平衡的三条路径：增加劳动者工资、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渐进式增加工资+渐进式汇率升值”，以及六大对冲机制。中国随后采取“渐进式增加工资+渐进式汇率升值”，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保证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平稳运行。因此，徐洪才主持的《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研究》课题获得了2011年度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优秀成果三等奖。

2010年之后，欧洲两次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加剧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欧元贬值打压欧元区国家进口需求，并对欧洲金融经济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促使国际社会关注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政府杠杆率问题；欧洲作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国之一，无疑对我国经济也造成巨大影响。2013年，徐洪才担任国家重点课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影响研究》的课题组组长，最终成果体现为专著《欧债危机评估及中国对策》。课题成果中，徐洪才提出加强中欧经贸和金融合作、防范银行经营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具体对策建议，比如 “降杠杆”“加强预算”等。徐洪才的研究结果产生了积极影响，先是受邀与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进行学术交流。此后，中国政府先后推出“加强政府预算管理”“降杠杆”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等政策稳定了国内经济。2014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一。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点工作，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十多年来，中国加强了与欧盟的经贸合作，欧盟一度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

2013年，国经中心建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认可，徐洪才是建议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中国财政部具体牵头组建亚投行、并委托国经中心开展《亚投行在国际融资体系中战略定位研究》课题研究，徐洪才担任课题组组长。成立亚投行对全球金融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截至2023年4月，亚投行有106个成员，累计批准212个项目，融资总额超过403.7亿美元，撬动资本近1300亿美元，涉及能源、交通、水务、通信、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与成员经济绿色复苏，项目遍布全球33个国家。亚投行作为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亚欧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弥补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能力的不足，为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和促进落实联合国提出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徐洪才主笔的数篇内参报告，对国家重大决策产生了直接影响。诚如徐洪才所言：当多数人起早贪黑、为自身利益奔波时，而我们这些人却仰望星空，呕心沥血，无怨无悔地思考天下大事，这是因为时代需要我们，国家需要我们，老百姓也需要我们。资政启民是智库之天职，为公共决策提供服务是智库学者的历史使命。

在徐洪才建言报告中，有三件事应该载入史册，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意义非凡。第一件事：2011年，他建议国家将部分外汇储备委托给商业银行，再由商业银行将外汇贷给工商企业，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此项建议得到温家宝总理支持，促成国务院批准中央银行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推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快速增长。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在此背景下，人民币面临对美元升值压力，出口企业为规避汇率风险，及时将外汇卖给银行，银行又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增持美国国债。这就导致企业手中普遍缺少外汇，因此无力参与境外直接投资。徐洪才的政策建议被高层采纳后，由于开辟了一个新的外汇使用通道，根本改变了中国企业难以“走出去”的被动局面。

第二件事：2008年，国务院决定将国家开发银行定位为商业银行。徐洪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决策，因为中国已有多家大型商业银行，多增加一家商业银行并无积极意义；况且国开行在全国各地没有营业网点，开展商业银行业务无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经营管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有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以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如果市场和政府都失灵，怎么办？就应该发挥政策性银行和开放性金融机构作用，以弥补市场和政府功能的不足。2013年3月，徐洪才建议将国开行重新归位为开发性金融机构。此项建议得到李克强总理的采纳，促成国开行成功地进行战略转型。此后，国开行在基建投资、棚户区改造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它已超过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成为全球开发性贷款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

第三件事：2015年6月16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首席经济学家汉斯·彼得·兰克斯（Hans Peter Lankes）访问国经中心，徐洪才向他建议EBRD与AIIB合作，并建议中国投资入股EBRD，请他转告欧盟主席容克，希望他几天后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中国欧盟领导人峰会上向李克强总理提出投资入股的邀请。三天后，徐洪才的建议报告得到李克强总理同意。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期间，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在伦敦就此项合作与EBRD谈判。2015年底，EBRD董事会同意中国投资10亿美元，持有其0.1%的股份，开启了中欧金融合作新的时代。2015年，欧洲为摆脱欧债危机影响，计划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而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和中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中英、中法、中德之间开展财经与战略对话，并开展“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合作，上海和伦敦两大国际金融中心也在开展合作。在此背景下，中国投资入股EBRD，无疑为中欧经贸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事实上，2016年3月，AIIB开展的第一笔业务就是与EBRD合作、共同提供的融资贷款。

三、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发挥民间外交作用

徐洪才积极参与公共外交活动，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解决某些棘手问题。他多次受邀到华盛顿、布鲁塞尔、伦敦、巴黎、柏林、罗马、马德里、多伦多、东京、首尔、悉尼、阿斯塔纳、伊斯坦布尔等地参加国际论坛，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多地，就中国经济与全球治理问题发表演讲。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徐洪才累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100多次。其中，包括参加中美、中欧、中日韩、中英等双边或多边工商界和学术界“二轨对话”活动；2012年11月5日，徐洪才应邀出席在英国召开的享誉全球的高级别国际事务论坛——威尔顿公园会议（Wilton Park Conference），发表题为“China’s Perspective on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的演讲；2012年5月10日，徐洪才在美国西北大学巴菲特国际比较研究中心发表“Reshaping the G20’s Image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的演讲；2012年4月30，徐洪才在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事务学院发表“China-US Trade Imbalance and RMB Exchange Rate”的演讲；2014年6月14日徐洪才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师生发表题为“The Perspective of China-US Economic Cooperation：Why is China’s Rise an Opportunity”的演讲；他多次出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办的“LSE中国论坛”，就世界经济和中英经贸合作发表演讲。他与世界很多著名智库专家建立了联系，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了解和理解，发挥了民间外交特殊作用。

2017年1月10日，鉴于徐洪才长期为中外文化经济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徐洪才被评选为“2016中国文化交流年度人物”。徐洪才在经济领域的学术成就，使得他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2017年初，中国新闻社组织全国性投票活动，在50个著名经济学家中选出10名“2016年中国最靠谱经济学家”，徐洪才排名第一。进入前十名的还包括厉以宁、林毅夫等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学家。

2019年6月12日，在首届中美经贸论坛上，徐洪才受邀发表了《Relaunching rational dialogue to tackle China-US trade conflict》的演讲，并于6月13日在华盛顿参加“中美人文交流对话会”。这两场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果，6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约请通了电话，为6月27日两国领导人在大阪G20峰会上见面做了铺垫。6月27日，徐洪才在首尔市政广场（City Hall）发表演讲，与他同台演讲的有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徐洪才认为，中美两国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具有很大合作潜力，要增进感情、沟通和理解，并提出对策建议。

30多年来，徐洪才在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热点问题的对策性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像他这样以“经世济民”为使命、理论联系实际的经济学家屈指可数，令人尊敬。我们相信他在自己未来人生道路上，一定不忘初心，继续勇毅前行，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国际合作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