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贡献与启示 ——基于继承与发展湖湘文化的视角

毛泽东对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贡献与启示 ——基于继承与发展湖湘文化的视角

吴 静[2]

（中共湘潭市委党校 湖南 湘潭 411100）

【摘要】毛泽东受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民本思想、经世务实、敢为人先精髓的熏陶，青少年时代便涵养了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以民为本的价值追求，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将湖湘文化的上述精髓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人民观、实践观和辩证法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湖湘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启示我们在坚持“第二个结合”过程中，要扎牢结合的“根”、守住结合的“魂”、明确结合的“点”、讲好结合的“话”。

【关键词】毛泽东；“第二个结合”；湖湘文化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说明“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始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历程。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其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这就说明毛泽东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作为湖湘文化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高峰，青少年时期在湖湘文化熏陶之下成长成才，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传统湖湘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辟了湖湘文化的新境界。

一、毛泽东成长中的湖湘文化熏陶

湖湘文化，简而言之就是长期以来在现今湖南境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文化。两千多年前爱国诗人屈原和长沙王太傅贾谊的精神奠定了湖湘文化的精髓：爱国主义、民本思想、经世务实、敢为人先。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精髓，在毛泽东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一）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

湖湘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高昂爱国主义精神，提倡民族大义，英勇抗击外族入侵。毛泽东正是受湖湘文化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在少年时代便表现出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情怀高涨，通过杨昌济的影响，他精读了《船山遗书》《曾国藩家书》和谭嗣同的《仁学》，他在《讲堂录》中就曾记载了对谭嗣同爱国主义思想的崇拜。那时，身为穷学生的毛泽东就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广阔胸怀，密切关注着国内外政治风云的变化。1915年5月，湖南出了一本《明耻篇》的小册子，揭露了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毛泽东读后在该书封面题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4]爱国激情，跃然纸上。

（二）以民为本的价值追求

民为邦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也是湖湘文化的精髓所在。受湖湘文化民本思想的熏陶，毛泽东和他的母亲一样有着同情穷苦老百姓的朴素情感，很多发生在毛泽东少年时代的故事都彰显着毛泽东对劳苦人民的朴素情感。

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以民为本的思想有了进一步深化，不仅仅是要帮助人民，还应该要依靠人民。毛泽东赞同杨昌济的见解“欲强中国，当蓄力于小民，士大夫积其教化之功，小民各自积其学问、阅历、兴举、扩充之功，积累久之，民智大开，则勃然兴起而莫能御之矣。”[5]他也说，当今之中国，若欲治世与救民，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自强国民心力，变革民众之思维。所以，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就走入农民工人中间去，要联合农民工人的力量共同奋斗。

（三）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

湖湘文化自创始之初就十分“留心经济之学”，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去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对湖湘文化的经世务实思想学得更深、悟得更透。从《讲堂录》中，提倡注重力行、注重“实事”的记叙随处可见，如“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6]就是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了解实事。受湖湘文化学者们的务实思想影响，使毛泽东十分重视向社会实际学习，他利用寒暑假的时间，邀请同学萧子升、蔡和森等，带着纸、笔、墨到湖南省内多个县进行了“游学”活动，也让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开始萌芽。

（四）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

敢为人先是刻在湖南人骨子里的基因，敢为人先奋斗精神影响下的毛泽东从小充满斗争性，这种斗争性遗传了父亲毛顺生的刻苦奋进、坚忍不拔，同时又在对父亲的反抗中得到最初的实践。到了青年时代，毛泽东深受杨昌济道德修身的教育，在他的学习笔记《讲堂录》以及《<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有很多关于奋斗向上的话，如“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7]等等，深刻地指出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正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青年毛泽东发出了“与天奋斗，其乐不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8]的豪言壮语，这正是一种敢为人先、奋斗拼搏的浩然之气。

二、毛泽东对湖湘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毛泽东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过程中，发现传统的湖湘文化理念并不能解决当时旧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之困境，在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对传统的湖湘文化精髓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将爱国主义传统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相结合，发展为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一致性

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带有狭隘的封建的民族主义性质，毛泽东将这种封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性质的爱国主义传统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结合起来，丰富和拓展了传统爱国主义思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致性。在《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说：“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9]这也说明了毛泽东所坚持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各国的无产阶级首先应当是爱国主义者，勇于维护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另一方面，各国无产阶级又应是国际主义者，应努力促进无产阶级国际团结。

（二）将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相结合，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新立场

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提出来的，人民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也正是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了解了马克思人民观是基于唯物史观而产生，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毛泽东将传统湖湘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加以改造与转化，注入了丰富的内涵：第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0]。第二，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第三，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第四，让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毛泽东人民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终生追求的目标。

（三）将务实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结合，独创了实事求是的新方法

“经世务实”在传统湖湘文人的理解中只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态度，而具体如何去认识事物并寻找其中的规律，传统湖湘学者并没有讲清楚。为什么讲不清楚？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11]传统湖湘学者注重现实实践，但这种“实践”的主体是孤立的抽象的个人，是封建标准下的“君子”、“圣贤”、“豪杰”，这种实践，不是我们所指的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实践，主要是封建道德践履，或是治国平天下的军、政活动。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逐渐注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实际结合起来，“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2]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上正式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命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集中的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3]正是因为毛泽东受湖湘文化实事求是精神的熏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相结合，成就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四）将敢为人先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结合，开启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新征程

湖湘文化中的敢为人先精神，体现为早期辩证法思想，认识到了万事万物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其局限性在于，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聚散”、“成毁”、“破立”、“毁旧创新”的宏观变化，是自然而然的，带有循环论的色彩，忽略了这种转化的条件性。所以，传统的湖湘文化中敢为人先的精神体现为非常善于打破旧的世界，没有考虑要怎么建设新世界。正是这种认识的局限性，让无数仁人志士陷入迷茫，描绘出新世界并让这个新世界变成现实的，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改造了传统湖湘文化中的辩证法，他根据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提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根据主次矛盾的相互转化原理，精辟的分析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历史阶段根本矛盾与非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特殊变化，毛泽东还根据矛盾主次方面的转化原理，认识到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毛泽东坚定不移的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并提出“敢于斗争，善于胜利”的原则。

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既有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的基因，也是基于对社会发展、革命前途的科学的辩证法分析。正是在这一系列光辉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领导人民打破了一个由地主、官僚、买办乃至洋人主宰的旧中国，建立了一个不为帝王将相服务、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开启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新征程。

综合上述分析，传统湖湘文化精髓并没有被消灭或者被抛弃，经由毛泽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资源，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毛泽东开辟湖湘文化新境界的时代启示

毛泽东开辟了湖湘文化的新境界，对我们今天进一步推动“第二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深刻的时代启示：

（一）扎牢结合的“根”

习近平总书记二十大闭幕后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必须继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这里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不忘本来，就是强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要高度重视和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善于继承，就是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毛泽东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成长成才，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14]；三是创新发展，就是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二）守住结合的“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了，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结合的“魂”，决定了结合的方向。换言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要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就是毛泽东所开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通过毛泽东将二者的结合，也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花在在中国扎根并保持了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推进“第二个结合”中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守好“主义之正”、“理论之正”、“道路之正”、“制度之正”、“文化之正”。

（三）明确结合的“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而二者互相成就的出发点是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落脚点也是指导实践。所以，二者结合的“点”便是中国具体实际，毛泽东正是发现传统湖湘文化的局限，也发现了马克思主义里没有中国实际，所以只取了它“阶级斗争”四个字，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从而在结合中找到了一条全新的出路，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并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当前，我们要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把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四）讲好结合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的前提就是要为中国人民所认同、所掌握，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讲“中国话”，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讲“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强调要用“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5]。当前要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丰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话语来传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

一百多年来，正是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习近平同志等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相结合”，才将我们党的理论深深地扎根于中华大地上、扎根于亿万人民的心中。面向未来，我们必须继续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继续坚定不移的推进“第二个”结合，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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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项目：本文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2023年度课题《毛泽东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贡献研究——基于继承与发展湖湘文化的视角》（项目编号：0316480）的中期研究成果。

[2]作者简介：吴静（1988-），女，湘潭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4] 杨金鑫：《青年毛泽东与近代湖湘文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5] 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6]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8] 杨金鑫：《青年毛泽东与近代湖湘文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