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
孔子是真正系统提出“为政以德”思想的第一人。“德”字在《论语》里共出现39次,在儒家经典“六经”中也多次出现,反映了儒家重德的观念。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把道德置于为政首要和核心的位置,他的政德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内圣外王”为目标的精神实质。“内圣外王”首见于《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先秦的儒墨道家等都多使用圣、王来阐释政治思想。后期儒家也将“内圣外王”外王的思想纳入到思想体系之内,成为一种“终极理想”,其源头来自于孔子的思想。“内圣”是指个人内在修养与完善的道德历程,“外王”是指在“内圣”的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之道,这个道是指儒家理想的政治模式,即所谓的“王道政治”。孔子的思想概括来说,其一就是修身,其二就是治平天下。修身才能达到内圣,治平天下就是外王。
“内圣外王”也是儒家德治思想的终极目标。在内圣方面,孔子强调道义至上,士要立志于道,以实现道义、践行德性为己任,真正做到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推崇仁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外王方面,孔子主张“法先王”,推崇尧舜之道:魏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孔子认为尧舜禹等先王拥有理想的人格,先王政治是理想的政治模式,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最高统治者能够以身作则,正己正人,到达了圣与王的完美统一。通过先王之道,孔子拥有了“德政”的价值目标和精神方向,为后世儒家开启“内圣外王”精神实质指明了方向。
二、以“仁”“礼”为核心的理论基础。孔子“仁”的思想博大精深,学者多有讨论。杨伯峻《论语译注》认为:“孝弟为仁之本——‘仁’是孔子的一种最高道德的名称。”《论语》中有“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被认为是“仁”的根基,代表了孔子的思想体系的根本。陈来先生说:“仁的性质是仁慈博爱,仁在孔子也是全德之称,代表了所有的德行,仁在儒家思想中又代表了最高的精神境界。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仁成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首要道德概念。”“仁”的基本出发点是“忠恕之道”,《论语·里仁》: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忠恕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首先由孔子提出,并将其与“仁”的思想建立关联,并贯穿于整体思想之中。《论语》中的“仁”多达百见,用法很多,学者多称其为“全德”,是孔子道理理念的核心思想。
孔子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是“礼”,礼也是达仁的重要环节,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这个意思。朱熹在给《论语》作注的时候,对礼有过较精辟的论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朱熹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礼是人们所依据的规则,是外在的表现而不是内心活动;第二,礼是治国之法;第三,德为礼之本,礼的一切规范礼仪最终要符合德的要求。
三、以“德主刑辅”等为手段的政治治理观。“德主刑辅”是孔子德政思想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孔子首先非常推崇“以德治国”,强调道德的社会教化作用,但也并不反对刑罚。孔子认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籍记载了孔子关于“德”“刑”德论述:“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凡为教,古有礼,然后有刑,是以刑省。”孔子认为第一层次的治国是以德教民、以礼齐之,其次是政言导民、以刑禁之,可见孔子认为治国应当德主刑辅
同时,孔子继承了西周的“民为邦本”思想,认为为政者应该把爱护百姓放在首位。《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民本观,如“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与众而能济民”等等,《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这是说古人治理国家,总把关爱民众作为第一大事。同时孔子还重视富民教民。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就是要求统治者要关注民众的要求和期盼,尽可能的满足民众的物质需要。孔子还强调对百姓的道德教化。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认为君子的品德好比风,小人的品德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就会顺风倒下。只要为政者以自身的德行去率先垂范,百姓就会自觉向善。
孔子思想中有以义致利的观点。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说君子立身行事要合乎仁义之道,要“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即面对富贵利益不能随意求取,要以合乎“义”为前提。但孔子也不是不重视利,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孔子对于富贵本身持肯定的态度,但对于富贵即利的认识还潜含了一个内在的前提,即富贵应与品德相称,“不以其道得之”的富贵,对于人生的践行是有害的,践行崇高的品德获得的富贵才是珍贵的。
“选贤任能”是孔子德政思想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孔子听到魏献子选拔人才合于事宜,赞扬道:“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孔子认为选择人才的重要标准是“贤”,“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就是说文王武王的道德制度,贤者知其大,不贤者知其小。
孔子还特别强调君子为政要端正己身,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认为这是为政的根本。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就是说君子为政,只有端正自身,使自己的言行中正合乎礼仪,那样事情才能办好;反之,如果为政者自身行为不当,怎么能是百姓顺服呢?所以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四、以“和而不同”为目的的社会治理观。孔子正式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还提出“和为贵”的思想。“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既要肯定差别,同时又注重和谐,在差别的基础上寻求和谐,这比早期的和同之辩更进了一步。朱熹所解释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康有为亦作进一步解释:“盖君子之待人也,有公心爱物,故和;其行己也,独立不惧,各行其是,故不同。小人之待人也,媚世易合,故同;其行己也,争利相忮,不肯少让,故不和。”这就不仅仅是一般哲理的阐述和哲学的讨论,而是进一步上升到了为人处世的准则高度,从这一方面看,孔子的思想较之史伯、晏婴等人有了更为精辟的理论创建。
孔子“和而不同”思想在处理社会关系上表现为追求“人和”。“人和”的思想表现在社会治理上就是要求在君臣民之间和人际关系上实现和谐。在君民关系上,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君主必须好礼、义、信,则百姓能背着小孩从四面八方前来投奔,这是君民高度和谐的表现。在君臣关系上,孔子首先强调从政者首先必须身正行直,在这个前提下,做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人际关系上,孔子一以贯之的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孔子强调与人和善还要严于律己而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建成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