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狄更斯小说中身份认同及其对中国文学影响的研究——以<雾都孤儿>为例

对狄更斯小说中身份认同及其对中国文学影响的研究——以<雾都孤儿>为例

崔艺涵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10034

摘要：狄更斯作为英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揭露社会底层人民的困顿生活，其中小说中人物所反映的身份认同问题显示出面对两种不同的文化冲突，其割裂而痛苦的困境，在《雾都孤儿》中主要体现为奥利弗·退斯特的个体身份认同，以及南希的混合身份认同，这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思潮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批中国作家书写现实中知识分子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所表现出的“零余者”现象，对个体身份认同展示出迷茫的姿态。

关键词：狄更斯；身份认同；《雾都孤儿》；中国文学

狄更斯是英国继莎士比亚后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1938年出版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雾都孤儿》正是他的成名之作。小说着眼于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大背景下辉煌现代的伦敦底层人民的另一种生活环境，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繁华之下，主人公奥利弗·退斯特童年的坎坷遭遇。奥利弗·退斯特是一个出生在贫民习艺所的孤儿，没有任何身份，然而身份是表达或者接受任何符号意义的基本条件，自我的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依托一个身份才能进行[1]。于是他在以后成长的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身份认同。“身份认同不属于生物学，也不具有原发性，它涉及个人选择，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暗示出个人在身份认同问题上所拥有的主观能动性。”[2]也有学者研究出于不断变化的社会中自我动态认知结构，以及在对话和自我叙事之中进行身份转变的过程，人们会在大量的自我概念以及根据场合临时提出的多元身份[3]。

身份认同可大致分为四类：个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自我身份认同，以及社会身份认同。其中在《雾都孤儿》中个体身份认同的代表人物是主人公小奥利弗·退斯特，主要体现为在个体和在盗窃团伙这一特定的文化的认同过程中，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使得奥利弗先积极，而后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即盗窃和入室抢劫等，而与他同龄的杰克·道金斯（即“溜得快”），以及查利·贝茨则选择了一直积极地参加一系列文化实践活动，每天在“在早餐桌被收拾干净以后，那位快活的老先生和那两个孩子一同玩一种非常奇怪的不寻常游戏”“犹太人和那两个男孩几乎一天不落，每天早晨都要玩一阵这种游戏”[4]。而又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混合身份认同”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显著表现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是后殖民、后现代文化批评关注的主要焦点，在《雾都孤儿》中主要体现在南希的身上，她虽在费金的偷盗团伙中工作却心地善良，两次帮助奥利弗摆脱困境，但面对可以离开的选择时却痛苦地拒绝，两种集体文化的冲击使南希的精神承载着难以言说的压力与痛苦，这里作为社会边缘人的南希与赛克斯之间的“非主流”式的爱情也是一大部分因素。

一、《雾都孤儿》中的身份认同

（一）奥利弗·退斯特的个体身份认同

《雾都孤儿》故事发生在19世纪大英帝国最鼎盛的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之下英国经济迅速发展，殖民地也为英国资本主义带来了丰硕的果实，但只是使得英国的贵族、王室等资本主义的上层阶级，对于社会底层的平民来说，生活仍是十分贫苦的，而工商业的无恶不作以及新济贫法的不完善更是使得英国贫民习艺所和孤儿院等机构成为了被剥削的对象[5]，由此十分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英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乱象，如《雾都孤儿》中所提及的童工现象。

个体身份认同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特定时代带给人们的焦虑和迷茫有关，“当理性与批判成为现代性主体的‘灵魂剖刀’时，现代性的多重悖论将现代性人满怀期待的‘新家园’推至无处安放的窘境”[6]，这也使奥利弗·退斯特的身份危机、文化危机成为作者书写的动力，作者写奥利弗初加入盗窃团伙时迫不及待地想要学习偷窃技能，这体现出奥利弗面对身世、环境与文化的陌生化所做出的身份认同，即积极地加入所在的文化机构，费金所代表的文化权力为贫困交加的奥利弗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于是奥利弗前期在该文化环境中自觉地做出了相对应的“盗贼”身份认同，但他自己并未意识到，因为他只是因为自己学会了一项新技能而开怀大笑。

后期奥利弗生成了一种对抗意识，是狄更斯赋予奥利弗对当下时代现代性的一种反思——保持对自我的扬弃，这种扬弃状态的现代性成为了“个体身份认同”母体的内核，于是《雾都孤儿》中奥利弗进行往返质疑，以“个体身份认同”反思他的个体主体意识。他在布朗洛老先生、贝德文太太，以及梅丽小姐的关心下逐渐走出阴霾，在与他们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光里，他愈发不愿回想贫民习艺所和盗窃团伙的日子，将自己与过去的个体身份作出分界，向另一种光明善良的文化结构转变，奥利弗坚守初心，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也是狄更斯留给这个时代的人道主义的希冀与期盼。

（二）南希的混合身份认同

  南希是《雾都孤儿》中最立体的人物，人物塑造具有丰富的层次性。奥利弗·退斯特是正派人物的代表，费金与赛克斯是反派人物的典型，而南希这一女性角色是处于亦正亦邪中的，她在“还没有奥利弗年龄一半大的时候”就跟着费金的盗窃团伙偷盗，她的一生都在两种集体文化之中不断地挣扎，因此常常处在巨大的痛苦之中，种种一切都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

  她既是一个真正的犯罪分子，展现出冷漠与邪恶的一面，但是她的良知又尚未泯灭，多次对奥利弗展现出同情，甚至赌上性命对其施以援手。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说，南希的本我是可憎而堕落的，自我是矛盾而挣扎的，超我是正值而勇敢的[7]，她在奥利弗到来之后自我和超我逐渐明显，但自我仍占主要地位，这使她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复横跳，再加上她对赛克斯的爱情，使得她虽然勇敢地帮助奥利弗逃出盗窃团伙，但自己却始终坚决不离开。

  爱情是南希生活中占比较大的一部分，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在面临奥利弗和梅丽小姐的强烈劝阻，她仍坚决不肯离开赛克斯。首先南希无疑是社会的弃儿，她是大英帝国表面繁荣之下万千底层人民的缩影，她是社会的边缘人，拥有了一段“非主流”式的爱情，这份爱情使得不用锁链就能将她的一部分牢牢栓在费金与赛克斯的盗窃团伙中，但她同时又是善良正直的，她介于两种文化机构之中，不时产生强烈的思想震荡与巨大的精神磨难，她对焦虑与希冀并存，痛苦与欢欣并存，在面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中，显示出巨大的纠结与痛苦。

（三）费金等人盗窃团伙的集体身份认同

  集体身份认同是文化主体在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或文化亚群体中做出抉择，将其中一种视作集体文化自我，将两一种视为他者。

  费金的身世与经历在作品中着墨不多，显示出俄罗斯形式主义中的核心概念，即陌生化的写作手法，并未交代费金年轻时候的故事，读者们并不了解其过去，但大概率是由于时代对底层人民的压迫，使得费金、赛克斯一行人以偷盗、抢劫为生，不同于奥利弗和南希的良知未泯，他们的所作所为皆是毒辣阴鸷的，他们早已在两种文化中做出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即盗窃抢劫的反派身份，这是人物自身劣根性所导致，也许也有时代迫使的无奈。

  这里也体现出来狄更斯作为伟大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特质，将社会本身的面貌血淋淋地展示出来，是对大英帝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一记重拳。

二、狄更斯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狄更斯小说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

  狄更斯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欧美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在20世纪前后在中国快速被广泛接受，主要是因为狄更斯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品质与五四时期中国所推崇的“科学”“民主”思想所契合。“关于中国文学的现状和发展，陈独秀认为中国当时正处于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时代，而发展方向则是现实主义，‘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与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8]，五四时期对现实主义被视为科学精神的代表，而《雾都孤儿》《大卫·科菲波尔》等小说都是聚焦底层人民的困顿生活，是对社会中难以正常生存的无辜百姓的发声，他将利剑直至政府与贵族，这与中国“为民请命”的传统思想有共同之处，因此又符合了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想。

  除了对社会现实阴暗面的揭露，狄更斯现实主义小说中也透露出一些浪漫主义色彩，即具有“温和的批判现实主义特点”[9]。如《雾都孤儿》中巧合情节的设置[10]，奥利弗从头至尾所展现的也一直是一个善良正值的儿童，狄更斯是利用奥利弗的性格特征来向维多利亚时代观念宣战，而奥利弗等人的天生的正派性格展示出了狄更斯的浪漫主义倾向，以及他在自己的多部作品中设置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结局，也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是对未来美好生活寄寓的希冀，而这与20世纪中国，乃至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不谋而合，为尝试新道路的中国也带来了一些美好的愿景。

  其次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与我国清末改良主张相契合，从一切不公平、不合理出发，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抨击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以及小说所具有的大众化特征，幽默辛辣的语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等，比如《雾都孤儿》接近尾声时出人意料的身份揭示与伦理关系、《大卫·科菲波尔》中米考伯先生夸张的大笑与舞蹈等等，都为他赢得了许多中国读者。

  “不容讳言，在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译介和传播方面，近代大众传媒和近代出版业功不可没。没有大众传媒和出版业就没有西方译著的大量引入，就谈不上西方文化的深入影响。”[11]报刊媒介的发展，以及林纾等人的优秀翻译使得狄更斯小说得以流入中国。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中国现当代是中国过渡转型的时代，这一时期作家群体多从心理特征上反映在封建制度崩溃前后，知识分子面对时代与传统、西方文化与乡土意识的冲突表现出了许多性格上的弱点，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上显示出迷茫的特点。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鲁迅的作品《在酒楼上》表达了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革前途未来的不确定，《孔乙己》中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更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受封建地主迫害的贫苦的知识分子的典型”[12]他既无法加入穿长衫、坐着喝酒的社会上层人，也不甘与农民为伍，于是成了社会中；钱钟书的作品《围城》围住了方鸿渐，赵辛楣也在作品中揶揄他“不讨厌，但全无用处”，一语道破了方鸿渐在当时中国社会的“零余者”，他的一生是极其迷茫而狼狈的，学历造假、爱情不顺、工作不稳，他总是从一座围城走向另一座围城，成了社会中可有可无、找不准自己定位的、无用的知识分子；巴金笔下《家》中的高觉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最典型的“多余人”形象，高觉新作为大家族中的长子，却始终无法摆脱父权制下的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这一点在老舍的《四世同堂》中也有体现，祁瑞宣既了解时政、关心战事、心系祖国，却始终卸不下家庭的责任，是家与国矛盾的代表人物，这一时代由于作者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具有同样的知识分子情结

[13]，在五四运动的思潮之下书写现实，直面知识分子困境，这与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种影响并不是来自某一位作家，而是来自于一批优秀的欧美现实主义作家群，在这中间，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狄更斯，自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及对底层人物身份认同的揭示与思索，对冰心的问题小说、张天翼的讽刺小说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毅衡.身份与文本身份，自我与符号自我[J].外国文学评论.2010:5-11.

[2]王纯磊 何丽 冯蕾.身份认同与自我身份叙事的认知路径阐释[J].兰州大学（社会科学版).2022(5):123.

[3]Bamberg M. Form and Functions of “Slut Bashing” in Male Identity Constructions in 15-Year-Olds.[J].Human Development, vol.47, 2004，pp.331-353.

[4][英]查尔斯·狄更斯.雾都孤儿[M].黄雨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5][美]戴维·罗伯兹. 鲁光桓译.英国史·1688年至今[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211.

[6]李丙芳，李钧.觉醒·寻找·眷念 ——现代中国文学“个体身份认同”母题的三种样态[J].德州学院学报，2022(3):44.

[7]宋旭芳 司晓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牺牲品：<雾都孤儿> 中南希三重人格的弗洛伊德式解读[J].现代交际.2019(13):92-93.

[8]童真.狄更斯与中国[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

[9]周敏.狄更斯的温和批判现实主义——论侦探小说元素在<荒凉山庄>中的运用[J].英语广场.2023(238):76.

[10]Yan Xiaoru, “Brief Analysis of Coincidences in Oliver Twist”, [J]. Journal Of Yili Education College, vol.16, no.4, 2003, pp.83-84

[11]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128.

[12]刘绥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13]刘江.论四个知识分子典型的文学史意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孔乙己、潘先生、高觉新和方鸿渐形象[J].大庆师范学院报，2019(3):5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