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乡村建设文献综述：内涵、模式和发展路径

数字化乡村建设文献综述：内涵、模式和发展路径

孙丽丽1   陈鑫鑫1  何佳豪2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南昌  330045

2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广东肇庆   526631

摘　要： 数字乡村是农村农民农业现代化的高级阶段，是我国由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必经之路，也是学术界目前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了系统研究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成果，梳理总结了国内学者的相关文献，从数字乡村的内涵、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发展路径和国际经验等方面进行综述，对数字乡村建设现有的研究进行评述与展望，以期为我国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和未来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数字乡村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孙丽丽（1998-），女，江西新余人，江西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区域发展。陈鑫鑫（1999-），男，江西赣州人，江西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人力资源。何佳豪（2000-），男，本科，江西新余人，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专任教师，研究方向：互联网系统开发。

Abstract: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represents the advanced stag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for rural farmers. It serves as the crucial pathway for China's transition from being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to becoming an agricultural powerhouse, and has become a prominent topic in academic circles.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the theoretical advancements in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synthesizes relevant literature by domestic scholars, providing an overview of its essence, development models, existing challenge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dditionally, it offers critical analysis and future prospects on current research related to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with the aim of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future studies in this field in China.

Key words: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modern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0. 引言

当今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数字乡村是我国乡村建设的的方向与目标，现阶段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正处于初级探索时期，各省、市、县都在因地制宜探索适合各自乡村地区发展的策略，同时由于全国各地域乡村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备的政策理论体系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方案。通过回顾和梳理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文献,对深化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和推进高质量现代化的发展理清方向，有助于完善数字乡村建设理论研究。

1.数字化乡村的内涵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解读了数字化乡村的内涵。数字乡村的概念最早在2019年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出现，在文件中指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杨忍等(2022)认为数字乡村上是一种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新型乡村建设的探索性实践，其强调信息和通讯等数字技术对乡村建设的作用。数字化发生在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等领域[1]，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应用数字技术对地域生产生活方式进行重组，并以实现经济增值为主要导向的过程[2][3]。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在近些年来得到非常大的建设，农村地区通过接入网络信息通讯设备，使得乡村地区纳入到整个网络经济和互联网发展体系中，增强了乡村地区的网络连通性、信息时效性和交互的便利性，实现乡村地域与外部环境的网络联系[4]。网络通讯联系的加深增加了乡村地区与外部系统间资金、商品和技术等要素流动的频率和强度，催生出新的乡村地域组织模式和空间形态，为乡村物质空间带来了深远影响

[5]。王胜（2021）认为数字乡村是数字信息时代下的乡村建设行动，重点围绕乡村数字建设目标、任务等内容等方面展开的[6]。Rijswijk K等（2021）把数字乡村的具体表现重点研究放在乡村数字经济兴起、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社会运作方式转变以及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等方面，数字乡村的发展囊括了经济、社会、技术、制度等多个维度及其关系的解构与重组[7]。曾亿武等（2021）认为数字乡村的基础是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二者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乡村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数字乡村内涵决定了建设方向，主要集中体现在乡村治理网络化和数字化、乡村产业网络化和智能化以及乡村居民生活信息化和智能化3个方面[8]。数字化乡村应该是一项战略，注重目的就是实现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成莹洁，2024 ，陈凌晨，2024）[9][10]。

2.数字乡村建设模式

学者们对数字乡村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有益探索，陈鎏鹏等（2024）采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产业要融合发展，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缓解城乡要素错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11]。周子渭等（2024）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绩效有正向作用。进一步考察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盈利状况、员工待遇质量以及农户幸福感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在大规模项目、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为突出，因而要注重农村线下实体经济与现代数字化技术的有效衔接[12]。赵文静（2024）采用田野调查法对安徽省马鞍山市和芜湖市3个乡村进行调研,提出“数字乡村建设+农村智慧养老”模式，此举能让农村老人成为数字时代受益者的发展策略,以期让数字技术的嵌入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加优质的养老服务[13]。许馨月（2024）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方向，农民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农民数字素养对数字乡村的建设至关重要，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成为必然，提出“数字乡村建设+农民数字素养”并行策略，从农民意识、基础设施、人才及培训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为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进程助力[14]。李文雯（2024）认为在建设数字强国、数字乡村的背景下，乡村旅游数字化发展已成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15]。数字乡村建设将促进乡村旅游资源在时空上的重新组合、重塑乡村旅游业态、并助力乡村旅游进行数字化营销和管理，实现高质量发展。乡村发展和组织重塑的关键是要理清乡村数字化与空间转型的协同耦合关系[16]。林锦静（2024）指出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电商发展迎来机遇，农村应该把握好时代福利，通过数字农村建设带动乡村电商的发展[17]。数字乡村的建设不断完善农村的数字基础设施，增强乡村社会的创新能力，同时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要着重注意乡村数字技术应用群体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性[18-19]。 李辉(2023)以陕西省柞水县作为代表性个案，应用创新的SACP分析框架对其木耳产业振兴过程进行深入剖析，并进一步探讨数字乡村建设行动驱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理及实践路径，提出“数字乡村建设+产业数字化”发展建设模式，并提出提升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政策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重视数字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吸纳，增强产业数字化建设中多主体协同等建议[20]。从中仿佛可以看出是改变城乡空间的一个“行动者”[21]。逯鹏飞（2024）在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5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DID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数字乡村建设+金融”建设模式来建设数字数字普惠金融工程。同时表明了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了东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呈显著抑制作用。这很大程度上为深化和拓展了数字乡村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经济阐释，为识别并解决因异质性处理效应带来的估计偏误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于加快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作用[22]。温涛等（2020）总结发达国家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国际模式，将中国特色实践模式归纳为数字金融服 务“三农”的模式、农业保险决策管理模式、农业全产业链模式和多位一体智慧农业模式4种类型[23]。

3.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各地区数字乡村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新时期,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各个领域快速融合。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向乡村拓展以及各类智慧应用功能的乡村实践,为数字乡村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是规划存在问题。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缺乏整体规划、城乡数字鸿沟、地区发展不平衡，虽然农业农村信息化有总体规划，但数字乡村建设还处于自下而上的各地自主探索阶段，如上面提及的各地数字乡村建设的探索、各地各类智慧功能在乡村的应用探索等

[24]。李青（2021）指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整体规划、长期规划，未形成具有全局观、成熟的顶层设计方案，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各地数字乡村建设基本处于独立进行、单打独斗的局面，同时乡村和城市在政府治理信息化、数字化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二是缺乏人才队伍。人才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影响因素[25]。但当前农村的人口结构和数量与数字乡村建设的人才需求存在一定差距。从事数字乡村建设需要的人才，不仅需要信息化的基础知识，还要具备农业方面的专业知识，属于复合型的人才，在目前数字经济爆发式发展的大环境下，这类人才太稀缺了[26]。张保伟（2021）[27]对部分乡村地区考察得出人才缺乏的具体问题由于：农村地区高学历和技能型人才供给能力相对有限，同时受周边发达地区“虹吸效应”影响，人才大量流出，甚至在同等薪酬水平条件下，绝大多数年轻人仍会选择到大城市、发达地区就业，乡村数字经济人才招引留聚难度较大。数字乡村专业人才队伍不能满足数字乡村建设的需要，从业人员的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也略显不足。主要表现在：(1)农村急缺专业化农业企业研发人员和信息技术员，农民的信息素养和网络安全意识的整体不高，外加有限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建设。(2)信息技术应用人才比较缺乏，主要表现在从业人员年龄结构不够合理、知识结构比较老化，专业结构不尽科学、梯次结构也不够合理。(3)农业从业人员的信息意识和信息技术应用水平普遍偏低，大多数农民仅仅是停留在浏览新闻和互动娱乐层面，真正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寥寥无几。

三是信息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乡村建设并不是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的简单融合,而是通过数字经济及数字技术的延伸,来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及社会发展过程、方式及状态的重构。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数字生产、数字生活、数字生态和数字治理，因而信息基础设施是极其重要的，数字经济体系中，农村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滞后，农民利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还比较薄弱，由此引发的数字鸿沟对数字乡村建设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王廷勇等，2021）[28]。

4.问题成因

按照数字乡村建设的国家战略规划，各地首先要激活数字乡村建设的行动主体，并且这个行动主体应当主要是从事乡村农业生产与经营的新型农民[44]。只有激活广大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主动地通过各种方式投入到数字乡村建设中来，数字乡村建设才能获得稳定的“内生动力”与坚实基础。而造成农民主体性缺失的原因在于，自上而下的乡村建设行动同自下而上的乡土社会基础不匹配，使乡村建设脱离了乡村的社会状况，忽视了村民的真实需求，导致本该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内生动力不足。道理虽然简单，但问题却难以解决[45]。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民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中比较敏感活跃的人很多已经离开了家乡，走上了进城务工经商之路，留守在家乡的农民多是对新事物反应不够灵敏的人，尤其是那些城里人都感到陌生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操作，更容易激起费孝通当年论述的“排斥陌生、习惯熟悉”的心理活动与行为方式[46]。因此，学习了先进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经验的县乡干部，很难把浙江等地的数字乡村建设经验贯彻到本地的农民或农村中去。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已经明确地提出了“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发展”“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战略要求，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所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农业种植和养殖专业大户，还有形式多样的新型农民联合体。这些新型农业主体，已经不是包产到户形成的农民个体户，而是通过土地流转从个体农户那里接收了规模不等的土地和农业产业的新型农民集体[58]。如何把这些新型集体吸引到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中来，是数字乡村建设获得内生动力和坚实基础的关键。虽然梁漱溟等人也曾对相关问题做出了反思，可乡村建设仍然以一套现代化的技术方案的形式出现[47]。过多的关注建设行动中的理性规划和技术性工作，只会使乡村建设陷入技术化困境，农民的主体性缺位，乡村建设呈现“去农民化”的状况。

数字乡村建设行动向农业的深入还十分有限。技术的扩散与推广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力量[48]。但技术的运营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不是技术本身能够解决的，依赖于文化、组织、制度等多方面的力量。在新技术引入农村社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该技术与乡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感性秩序、社会结构的匹配性，否则新技术的引入不仅难以发挥所设想的积极作用，甚至会对乡村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各地数字乡村建设行动在农副产品的网络营销方面比较活跃，而怎样把数字技术应用到农业的种植和养殖之中，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即便采取了一些行动，其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46]。这种情况与对浙江等地的学习有关。浙江等地的数字乡村建设源起于以经销本地土特产为主要商贸活动的淘宝村和电子商务，是属于商业流通领域的网络化经营。吴梦萧

（2022）认为虽然土特产品网络营销同农业发展有紧密联系，但土特产品还不是农业的主要产品，并且产品的营销也不是农业的主要活动[49]。一些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安徽阜阳地区，也注意到如何推进农业数字化发展问题。阜阳地区的阜南县是个粮食生产大县，该县积极把数字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例如，采用卫星遥感技术监测农作物的培育和生长，利用无人机洒农药消灭病虫害，用电子摄像技术监控鱼类、家禽和牲畜养殖[42]。应当肯定，这些举措确实属于农业生产与管理的数字化建设，但是其效果如何?习惯于“眼见为实”开展认识活动的农民，能相信这些用抽象的数字技术而得到的对农林牧副渔的监控信息吗?能及时而有效地识别和处理这些信息，开展数字化管理与经营吗?这些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才能准确评价农业数字化建设的实际效果[50]。

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理解“梁漱溟之惑”的重要切入点。在封建帝制时代，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表现为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相融合的“双轨政治”形态，国家将乡村治理的权限让渡给乡村精英和基层组织，让乡村组织依照礼俗和伦理秩序教化乡村社会。但民国时期，国家政权逐步向村落共同体延伸，各种政治力量试图通过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来达至汲取更多财富和资源的目的[51]。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破坏了封建帝制时代国家—社会关系的稳定状态，乡村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杜赞奇所说的维护乡村利益的乡村精英“保护型经纪”被横征暴敛的恶霸劣绅等“盈利型经纪”所取代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52]。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无力改变乡村作为被掠夺、被剥削的被动地位，也无法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乡村建设运动所设想的农民的主体属性自然难以实现[58]。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关系从“汲取型”转变为税费改革之后较为松散的“悬浮型”,农民的负担得到减轻[53],再过渡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资源输入型”,国家与农村间的资源流动方向发生了逆转[54]。在此背景下开展的数字乡村建设行动，农民的主体性被突显出来，能够得到充足的外部资源输入和人才、技术支持，从根本上使建设实践具备了成功推进的条件[55]。但是在资源输入背景下展开的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着资源输入与内生动力持续性的矛盾[56]。不少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的开展高度依赖于特定乡村精英或扶贫干部的个人能力和关系网络，也依赖于国家资源的持续投入，一旦外部资源或关键人物离开，往往面临持续性不足，“人走灯灭”的风险[57][58]。如何将外部的资源输入转化为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是需要持续关注的重点问题[59][60]。

5.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路径

学者们从多个方面提出数字乡村的发展路径。李晓夏等（2022）从规划引导与政策支撑、价值认同与发展需求、技术驱动与方法调试三个方面全面分析数字乡村建设策略，结合关键问题瓶颈分析，提出内容组成强统筹、政策体系全协调、技术升级新智慧、主体覆盖全参与、模式推进深融合的优化策略的解决路径[29]。陈云娇（2023）提出在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深度剖析数字乡村建设新形势下的重要任务，攻克薄弱环节，激发各级政府树立数字发展理念，推动数字化平台标准化建设、规范化运行与维护[30]。在增加数字试点乡村的同时，着手出台符合新阶段工作持续推进的相关政策，优化整体布局规划，加强数据归集，推动流程再造，丰富应用场景[31]。从概念及内涵特征来看，数字乡村建设可划分为多个维度，要围绕乡村规划、乡村经营、乡村产业、乡村环境、乡村服务、乡村治理等模块，对“自下而上”的自主探索给予足够支持，探索符合本省各级区域的数字乡村建设内容，走上下统筹的发展路径。始终坚持以农民需求为中心的发展导向，提升群众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获得感及满意度。公共需求压力作为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核心条件出现在两种组态构型中，充分说明了数字乡村发展本质上在于及时回应公众期望及诉求，实现政策服务供给与人民多元需求的相互匹配。具体而言，各地方政府应立足于村域发展实际，做好前期调研论证工作，持续挖掘当地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潜在空间和有效需求，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提升农民满意度为导向构建服务型数字乡村治理体系（王佳兴，2024）[32]。刘渊（2023）认为解决“数字鸿沟”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33]。政府一方面，需要统筹谋划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步骤。众多农村地区正处于脱贫攻坚巩固期和乡村振兴发力期的衔接关键期，存在过高的建设成本超出了基层政府尤其是刚刚脱贫地区的财政承载能力等相关问题。农村地区需要上级财政投入的持续倾斜，同时也需要合理引入社会资本等进行基础建设。另一方面，需要持续加强乡村交通物流和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逐步推进智慧交通建设、智慧农业建设、智慧物流建设等。当然，推进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客观上需要首先从基础交通建设、农业数据收集、基本物流建设上进行前期布局，逐渐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

。数字乡村建设本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等作为支撑，这也意味着此项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24]。但是，过高的建设成本可能超出了基层政府尤其是刚刚脱贫地区的财政承载能力。事实上，超出财政承载极限的技术手段本身不具有可持续性，在实践中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终影响数字乡村建设实效。因此，一方面，应加大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财政投入。要设置数字乡村建设专项经费，合理确定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的筹资比例，明确筹资责任分工。对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数字乡村建设经费上应适度给予财政转移资金倾斜，缩减数字鸿沟[33]。另一方面，应合理引入社会资本助力数字乡村建设。要引导通信企业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信设备供应商和解决方案供应商提供完善的乡村智治平台解决方案，探索完善通信企业建网、通信设施供应商建站、解决方案供应商建库、数字乡村建设资源共享的社会资本助力数字乡村建设体制机制[61]。同时我国数字农村建设也可以借鉴国外经验（表1）。

表1 国际数字农村农业建设经验

6.结语

基于国内数字农乡村发展研究展开综述，研究发现，近年来受到社会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发展趋势等因素的影响，数字乡村建设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更多学者开始关注数字乡村相关研究，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为实施现代化农村战略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也为后续数字乡村发展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然而，随着数字乡村的研究不断深入，当前研究在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关于数字乡村的内涵界定尚未形成统一。二是我国学者提出的数字乡村发展路径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对提出的数字乡村发展策略实施后的实际效果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未来，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继续推进数字乡村发展研究。一是对数字乡村的内涵进行进一步的界定，加强对“数字乡村”和“乡村数字化”两者概念的本质区别研究。二是从微观数据着手，对典型地区的数字乡村发展模式、政策效率、保障机制进行分类化研究，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并拓展其研究成果。三是从地理学、农学、生态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计算机软件和计算机应用、贸易经济等多个学科视角展开实证研究，构建科学完善的数字农业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杨忍,林元城.论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J].地理学报,2023,78.

[2]Gebre-Mariam M, Bygstad B. Digitalization mechanisms of health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2019, 29(1): 1-22.

[3]Kohli R, Melville N P. Digital innovation: A review and synthesis[J].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019, 29(1): 200-223.

[4]Tilson D, Lyytinen K, Sørensen C. Research commentary—Digital infrastructures: The missing IS research agenda[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10, 21(4): 748-759.

[5]Rijswijk K, Klerkx L, Bacco M, et 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 socio-cyber-physical system framework to support responsibilisa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5: 79-90.

[6]王胜,余娜,付锐.数字乡村建设：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施策略[J].改革,2021,(04):45-59.

[7]Rijswijk K, Klerkx L, Bacco M, et 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 socio-cyber-physical system framework to support responsibilisa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5: 79-90.

[8]曾亿武,宋逸香,林夏珍,等.中国数字乡村建设若干问题刍议[J].中国农村经济,2021,(04):21-35.

[9]成莹洁,廖镇勇.数字乡村战略下职业院校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福建轻纺,2024,(04):65-68.

[10]陈凌晨.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J].中国商论,2024,(06):9-12.

[11]陈鎏鹏,谢帮生,周子渭,吴恒伟.数字乡村建设是否推动了农村产业融合——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J].金融与经济,2024,(05):60-70.

[12]周子渭,魏远竹.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CHFS的微观证据[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04):153-158.

[13]赵文静.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村智慧养老发展的现实困境——基于皖南乡村的实地调查[J].中南农业科技,2024,45(03):151-155.

[14]许馨月,董展眉,刘婕姝,梁银,谢颖,覃正秀.数字乡村战略下的农民数字素养研究——基于湖南乡村的调查[J].商业经济,2024,(04):121-124.

[15]李文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与路径研究[J].对外经贸,2024,(02):78-81+157.

[16]Young J C. Rural digital geographies and new landscapes of social resilienc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9, 70: 66-74.

[17]林锦静.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法律规制[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24,38(01):43-47.

[18]Rotz S, Gravely E, Mosby I, et al. Automated pastures and the digital pide: How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are shaping labour and rural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9, 68: 112-122.

[19]Salemink K, Strijker D, Bosworth G.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n unequal ICT availability, adoption, and use in rural area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7, 54: 360-371.

[20]李辉.数字乡村建设驱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理及其实践路径[J].特区经济,2023,(10):132-135.

[21]Rose G. Posthuman agency in the digitally mediated city: Exteriorization, inpiduation, reinvention[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19, 107(4): 779-793.

[22]逯鹏飞.数字乡村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试验[J].山西农经,2023,(22):188-192.

[23]温涛，陈一明．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实践模式、 现实障碍与突破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0（7）：118-129．

[24]苏红键.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基础、问题与推进思路[J].城市,2019.

[25]李青.黑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21(02):17-19.

[26]余丽平.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路径探析[J].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22,20(02):44-46+51.

[27]张保伟,刘世斌.城乡融合发展下常州市数字乡村建设的问题和对策研究[J].建筑经济,2021,42(S1):422-427.

[28]王廷勇,杨丽,郭江云.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问题及对策建议[J].西南金融,2021,(12):43-55.

[29]李晓夏,赵秀凤,张天然.数字乡村治理：实践基础、关键问题与优化策略[J].农业经济,2022,(02):42-44.

[30]陈云娇.数字乡村建设的突出问题与优化路径——以安徽省为例[J].湖北农业科学,2023,62(02):98-102..

[31]郝林榕.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乡村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2,33(10):156-158.

[32]王佳兴,林韬杰,邱寒青.数字乡村建设的驱动因素与路径选择——组态视角下的定性比较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24,44(06):177-186.

[33]刘渊.数字乡村建设的原则、问题及路径——以西部欠发达地区为例[J].理论视野,2023(02):68-73.

[34]刘海启,游炯,王飞,等.欧盟国家农业遥感应用及其启示[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08):280-287.

[35]常倩,李瑾.乡村振兴背景下智慧乡村的实践与评价[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03):11-21.

[36]夏显力,陈哲,张慧利,赵敏娟.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与实现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19(12):2-15.

[37]董春岩,刘佳佳,王小兵.日本农业数据协作平台建设运营的做法与启示[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41(01):212-216.

[38]李依浓,李洋.“整合性发展”框架内的乡村数字化实践——以德国北威州东威斯特法伦利普地区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21,36(04):126-136.

[39]闫燕.美日德农业信息化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农业经济,2021,(06):18-19.

[40]梅燕,鹿雨慧,毛丹灵.典型发达国家数字乡村发展模式总结与比较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03):58-68.

[41]钟文晶,罗必良,谢琳.数字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改革,2021,(05):64-75.

[42]陈媛媛,游炯,幸泽峰,等.世界主要国家精准农业发展概况及对中国的发展建议[J].农业工程学报,2021,37(11):315-324.

[43]钱静斐,陈秧分.典型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建设对我国农业“新基建”的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21,41(23):174-180.

[44]朱金涛,孙迎联,张瑞芳.数字乡村建设的“五重向度”：系统反思与实践展望[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22,(04):90-100.

[45]董欣格.大数据背景下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探讨——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J].山西农经,2022,(12):33-35.

[46]董志勇,李大铭,李成明.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关键问题与优化路径[J].行政管理改革,2022,(06):39-46.

[47]卫苗.智慧农业建设的价值、典型模式、问题及路径[J].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22,22(06):102-107.

[48]刘燕珂.系统论视阈下数字乡村建设的困境与路径研究——基于浙江省江山市的考察[J].乡村论丛,2022,(03):73-80.

[49]吴梦萧.西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农村老年“数字鸿沟”探析[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04):83-88.

[50]郝林榕.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乡村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2,33(10):156-158.

[51]蔡亮.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农村基层信息化问题探讨[J].甘肃科技,2022,38(10):41-46.

[52]曲径,郭培莹,苗冬霜.柔性机制下数字乡村信息化建设的思考[J].城乡建设,2022,(09):67-69.

[53]魏善麒,谢汶琏,杨坪川,等.数字乡村建设提速助力乡村振兴研究[J].新农业,2022,(08):66-67.

[54]邓欢.广西数字乡村发展的突出问题与对策研究[J].市场论坛,2022,(04):13-17.

[55]王江莉.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下的秦皇岛市数字乡村建设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2,33(06):67-69.

[56]周萍.海南自贸港背景下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的问题研究[J].财富时代,2022,(03):193-195.

[57]陈桂生,徐铭辰.数字乡村协同建设研究：基于SFIC模型的分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2,(01):138-147.

[58]郭廓.强化数字赋能推动乡村振兴建设问题研究[J].当代农村财经,2022,(02):14-18.

[59]刘少杰,周骥腾.数字乡村建设中“乡村不动”问题的成因与化解[J].学习与探索,2022,(01):35-45.

[60]王廷勇,杨丽,郭江云.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问题及对策建议[J].西南金融,2021,(12):43-55.

[61]刘天元,田北海.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J].江汉论坛,2022(03):116-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