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杭州的城市建设与空间形态演变：1895-1949

近代杭州的城市建设与空间形态演变：1895-1949

李澍田

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  310000

摘要

1895年的《马关条约》使杭州开埠设立日本租界起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当中跨越了55年的时光，杭州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形态开始进入了由古代向现代演变的过渡转型时期。依据当时的社会状况，杭州的城市发展大致可分为清末（1895-1912）、抗战前（1912-1937）及战乱期间（1937-1949）三个阶段。从此自然限制条件开始弱化，城墙对城市的限制消失，以铁路和工厂建设为代表的现代化建设开始影响城市的轮廓，所以该阶段的城市建设和规划对解放后的杭州城市发展影响巨大。

关键词 近代杭州 城市建设 空间形态

1. 背景

近代的中国在清末到新中国建立的短短半个世纪间处在激烈的社会动荡当中。社会变革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关键词。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帝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声中，开始了“洋务运动”，并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形成了国家之间的竞赛。至1895年，清帝国在这场竞赛中以甲午战败而收场。这是一次深刻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转折，就当时而言，战争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割地赔款与开埠。其中的开埠一项便极大改变了杭州的城市发展方向：根据《马关条约》第六款，杭州府被立为通商口岸。这一事件成为杭州城市突破城墙限制外扩，并开启近代城市建设的标志。

杭州开埠之后，一大批实业在杭州兴办，浙江作为革命思想转播较为广泛的地区，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是密不可分。另一方面，铁路作为一种新兴的交通方式出现在杭州，不仅开始挑战运河的运输地位，也开始逐步改变杭州城市的发展方向。

2. 清末的杭州城市建设与空间形态

根据《马关条约》，日本于1896年与浙江官方签订《杭州塞德耳门原意日本租界章程》在杭州城“武林门外运河东岸，北起长公桥南至拱宸桥的1809亩2分9豪”土地上设立租借，修马路、建海关，设立巡捕房[1]。这一事件成为杭州城市突破城墙限制外扩之始，自此杭州开埠。这也成为杭州城市在无奈中开启工业化、开始现代化（近代化）进程的标志。

杭州的城市范围在经历了千年城墙的限制之后，第一次大规模突破了城墙的约束，形成了“中心城-租界”的城市新格局。可是杭州租界本身没有给城市带来正面影响。紧随开埠而来的还有逐步增长的各种贸易、新设的工厂，机器设备和生产经营方式的引入甚至还有全新思想观念的引入[2]。之后几年中，反倒是租界南侧的公共通商场逐渐发展起来，现代化的道路、仓库、码头逐渐在该区域出现，一些新式工厂开始此区域建立，其中就有1896年在拱宸桥建立的 “杭一棉”的前身——著名的通益公纱厂。这些由开埠带来的事物深刻改变了传统城市那种依托自然经济生产关系而维持的稳定社会结构与城市结构。杭州开始缓慢走进工业社会，走上了近代化城市的发展道路。

十年之后的1906年，因为修建江墅铁路为方便火车通过，第一次在杭州城的清泰门和望江门附近拆除整段城墙铺设铁路，并在城内清泰门附近设站，由此铁路穿城而过[3]，这时城墙的作用已经不再，城墙对城市的限制正在消失。杭州开始了沿铁路为轴向外拓展的缓慢变化。此时，虽然城墙所围合的城池依然是杭州城区的主要范围，但是延铁路线向南向北已逐渐衍生出新的城区。

3. 民国初年至抗战前的杭州城市建设与空间形态

1912年，距破墙在杭州城内建立火车站仅仅6年之后，便进入民国时期，杭州开始进入现代城市建设时期。民国初年杭州的行政建制屡次变更，直到1927年杭州正式建市才基本稳定下来。但实际上从民国建立直至1949年解放前夕，杭州的城区范围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除核心的城墙内中心城区块外，城区向南出凤山门并沿钱塘江北岸狭地与沪杭铁路（早期称江墅铁路）一线延伸至闸口，向北沿运河及江墅铁路两侧一直延伸至拱宸桥，至1949年城区面积约发展为15平方千米。民国时期杭州（杭县）的人口从杭州1927年设市时的38万人缓慢增长到1937年抗战前夜的59万人，又在之后的1938年锐减至18万人，至1947年再次回升至51万人。

民国元年（1912年）杭州便开始拆除城门城墙，并开始进行现代化的道路建设。今天的环城东路、环城北路和环城西路就是当年拆墙修路时兴建[4]。这也使得杭州的中心城轮廓得到清晰的勾勒。“在拆毁杭州城墙后，钱塘门、涌金门外的西湖之滨也发展为繁盛的商业区，从此，商场集中在城北的杭州城市布局有了重大变化”[5]。沪杭铁路开通后，“位于杭州城东的城战一带迅速繁荣”[6]，同时，江墅铁路（南段后称沪杭铁路，艮山门以北往拱宸桥方向依然为江墅铁路）成为杭州城区向南北两个方向拓展线索：沿铁路向南，出望江门，至南星桥绕过馒头山后沿钱塘江北岸狭长江滩一直延伸至终点闸口，铁路沿线逐步聚集起一定规模的人口，并随着闸口电厂（江南三大电厂之一）的建成被进一步被发展。又因为早年城墙已被拆除，因此这一区块很快与中心城结成一体。沿铁路向北，艮山门至拱宸桥一带，由于西侧贴近运河，码头密集，便于开设工厂，因此这一区块也逐步与中心城相连。但由于国家常年处于战乱之中，虽然杭州城市在道路、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建设，但城区轮廓除了沿南北两个方向线性的延伸外，始终没有突破中心城的基本轮廓。

4. 战乱时期的杭州城市建设

抗战时期，杭州的城市发展全面停滞，期间只有零星的建筑工程，谈不上任何城市建设。直到光复后的1946年，才开始有陆续的城市建设。但是由于紧随而来的国共内战爆发，杭州的城市建设仅仅停留在了一些道路的修筑和改建上，整体的城市形态并没有发生变化。

5. 讨论

5.1 本阶段（1895-1949）是杭州城市由古代向现代过渡的转型期

1895年杭州开埠至1949年杭州解放这55年时间，对于杭州城市的发展来说，是一个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过渡阶段。延续了几千年的专制时代结束了，随之而来的却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动荡与战乱。经济基础的改变，各种势力的频繁登场，都为这一过渡时期增添了变数。

就杭州一个城市而言，1895年开埠之前，整个城市处在城墙包围之中，人们的生活节奏基于自然经济的规律。但随着开埠而来的不仅仅是一片租界，而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型的工业生产开始在杭州出现。进而铁路的出现更迅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和生活半径。此外各种其他新生事物不断被带到杭州，汽车交通，电力设施，西湖博览会甚至城市规划都是那个时代杭州市民生活一次次被改变的动因。

但是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起，杭州的城市建设就因为战乱而完全停滞，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才逐步恢复。因而这一段时期对于杭州的城市发展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开埠之后到解放前真正留给杭州进行近代城市建设的时间实际上就是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前的20余年。这段特殊时期也可以说是真正发挥转型作用的20余年。

5.2 铁路建设影响杭州城市轮廓演变

由于生产力的增长，工程水平的提高，自然条件对于城市的限制已不再像古代时期那样显著。最为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江墅铁路和沪杭铁路的修建对于后世杭州城市格局的重要影响。随着从凤凰山南麓闸口至拱宸桥租界的江墅铁路的建成，杭州城墙被打开了豁口，同时在铁路沿线，原有城池以外的区域开始出现聚居区，并逐渐发展成为城市建成区，且沿铁路向北向南两端延伸。最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南星桥及绍兴路沿线的较为成熟的区块。并且这种沿着铁路发展，向北往拱宸桥半山方向，向南往闸口南星桥方向的趋势一直从民国时期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前。这说明交通设施的建设对于城市发展已经开始起到方向的引导作用。这在古代杭州是不可想象的。

5.3 自然限制条件开始弱化，城墙对城市的限制消失

1895年杭州开埠之后的清末时期内，“破城墙修铁路”对于杭州城市来说，其意义不亚于当年吴越国时期的钱氏政权修筑海塘。城墙对于城市的保护作用随着近代工业水平的进步，军事作战方式的改变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太平天国时期杭州城墙也没能保住杭州，生活在杭州的徽商子弟程秉钊的日记《记事珠》记载，劫后的杭州城：“积尸横路，血肉淋漓，秽气熏蒸，不可逼视。人家墙扉洞然，无一完善者……”[7]）而中日甲午的战败，对于城墙在军事上的信心进一步降低。因此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城中士绅提出铁路穿城墙而过，并在城内建火车站的提议最终获得认可。“沪杭铁路设车站与清泰门内，铁路自城外贯城而入，拆去清泰门城墙数十丈，是为杭州拆成之始”[8]。此举可以看做是杭州拆除城墙的前奏，城池不再是城区的轮廓，城市的结构中心也开始改变。

到1912年民国建立，杭州开始了拆除全部城墙的浩大工程。拆除当时的满城驻防的标志“旗下营”，并将其改成一处商业区是拆城的标志事件之一。如今湖滨一带依然有“旗下”的别称，而湖滨商圈的核心位置与当年新建市场的位置也基本重叠，不能不说当年的这一举动对今天依然有着重要影响。之后，杭州四周大部分的城墙城门陆续被拆除，并在原有城墙基础上修筑了环城西路、环城东路和环城北路。至今，这三条路所包围的城区范围依然是杭州城的最核心城区。

5.4 近代城市建设和规划对后期城市发展影响巨大

近代杭州的城市建设使杭州城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现代化（近代化）进程。随着江墅铁路的建成，城市开始沿着铁路向南北两个方向逐步拓展。这一拓展进程一直延续到解放之后，其结果进一步强化了“东城-西湖”的城市格局。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城市规划的引进对于杭州来说虽然影响有限，但是在引入现代规划历年和引导城市格局等方面意义重大。杭州的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规划始于1927年北伐军攻克杭州之后。在这一时期，虽绘制了“分区计划草图”[9]，将城市的扩展方向设定在城北的拱宸桥和城南的江干一带。但杭州市工务局将道路建设作为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将市区内道路按照宽度分为七等。着重实施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而抗战胜利之后虽然又进行了一轮规划，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濒临崩溃，故而未能实施。但是两次规划都将城市的发展方向定在向北的拱宸桥方向和向东南的江干一带,并且都提出了西湖景区的划分。这些设想都对后期的建设和规划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费成康.中国租界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P38.

[2]聂家华. 开埠与济南早期城市现代化（1904-1937）[D].(2004-12-1)[2014-11-21]. http://www.docin.com/p-759211244.html.

[3]刘建春. 火车站老地图[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08:p80.

[4]阙维民. 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p64

[5]费成康.中国租界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1991:p302

[6]费成康.中国租界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1991:p302.

[7]强国论坛.太平天国治下的江南:从天堂滑落地狱[DB/OL]. (2014-6-21)[2014-8-19]. http://bbs1.people.com.cn/post/129/1/0/140048452.html.

[8]浙江省地方志编篆委员会. 重修浙江通志稿27册(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

[9] 杭州市规划局.杭州城市规划图集(M).内部资料:P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