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事论》中社会经济文化思想

论《新事论》中社会经济文化思想

赵师锐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

摘  要：《新事论》作为冯友兰先生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从多个方面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向内挖掘根源，向外寻找出路，其囊括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为当时的中国提供了发展思路，指明了前进方向。

关键词：新事论 社会 经济 文化

抗战前后，冯友兰先生先后撰成《新理学》《新事论》等六部著作，是为《贞元六书》。此书的主要内容，冯友兰先生自己评定为“是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1]，相比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不再满足于“照着讲”，而是致力于哲学创作，算是“接着讲”。就六书之间的关系而言，如果说《新理学》是冯友兰哲学思想体系的总纲，那么《新事论》继《新理学》而作，是以《新理学》中关于共相与殊相的关系之讨论为基础，解决中国社会变革的实际问题，其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实际应用。同时，《新事论》主要涉及冯友兰关于古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思想。书中各篇于1938年9月至次年4月草成时即陆续在昆明《新动向》半月刊发表，修订后于1939年6月结集成书，1940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12篇，分别为：别共殊、明层次、辨城乡、说国家、原忠孝、谈儿女、阐教化、评艺文、判性情、释继开、论抗建、赞中华。

冯友兰先生当时部分地接受了唯物史观，在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文化类型转变的问题上，主张由“以家为本位的社会”转进为“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认为所谓东方与西方之差别，其实不过是古今之异，是乡下与城里之别，因此强调发展生产力，通过产业革命，建构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近代文化。冯友兰先生首先以其共殊相观批评了“本位文化”论和“全盘西化”论，认为中国文化或西洋文化都是属于某类的文化，所谓西方文化即是指近代或现代文化。学习西方，不是学某一西方国家之偶然的、特殊的、个别性的东西，而是学其主要的、属于某类的某性。一个国家或民族所有的文化是特殊的文化，是很复杂的，可以同时属于许多类、有许多性，我们所要注重的是其主要的性质。以下笔者从社会、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来浅谈《新事论》中的相关思想。

一、社会之变迁

《新事论》中，“辨城乡”篇详述了中西社会由于制度、经济、发展等原因产生的差异，“说家国篇”则重点讲明了中国社会在当下的变迁，而后的“原忠孝”篇、“谈儿女”篇、“阐教化”篇与“评艺文”篇则分别从道德、生活、教育制度和文化四个角度分别论述因社会变迁而带来的改变与差异。

“辨城乡”篇中，冯友兰先生形象地用“城里人”与“乡下人”来说明国家、社会之间的差异。“自周秦以来，中国向来是城里，周围别底地方向来是乡下。”[2]众人皆知，历史上中国是强国，大国，臣服于历朝历代的番邦过也不少，因此一直是“城里人”。然而，到了清末时期，中国迎来空前变局，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人本来是城里人，到此时忽然成为乡下人了。这是一个空前底变局。这是中国人所遇到底，一个空前底挫折，一个空前底耻辱。”[3]世界中心转移到了西方，而别的地方倒成了乡下，包括当时的中国。城乡生活的根本差异不是因为他们是英美等国人，我们是中国人，而是在于英美等国率先舍弃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脱离了以家为本位底经济制度，采用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实行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制度，进而西方进入了“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国则依旧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因此前者剥削后者，后者依靠前者。如果“乡下人”觉醒后不想再吃亏，受压迫，那么就要想办法把自己变成“城里人”，对此冯友兰先生给出的出路是“产业革命”，他点明“于产业革命后，乡下何以尤靠城里，东方何以必靠西方。”[4]并且他用英国与苏联的案例来论证此观点，即社会的变迁与差异并非因为其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在于是否有产业革命，有了产业革命，社会便分化为冯友兰先生口中的“生产家庭化底社会”和“生产社会化底社会”，前者所求家庭即可满足，后者则需要在社会中才可求得。因为在生产家庭化底社会里，家就是个人的一切，一切也都以家为出发点、集中点，而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社会才是个人的一切，因此形成人的某种行为、团体、组织。并且此社会分为国家和世界两重概念，首先是生产冲破“家”这个单位，进而以“国”为范围，而如今已经达到世界这个概念，例如“经济全球化”，可见冯友兰先生对时势看得之透彻。既然进入了生产社会化底社会，其特点便是：第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第二、个体可以不依靠家庭，但绝对不能脱离社会；第三、它会逐渐消解传统中关于家的某些内涵与要素；第四、此社会进入“国”与“天下”的范围，必将使“爱国才不只一个是悬空底理想，而是一个血有血肉、活底道德”[5]。

既然社会性质发生了改变，那对个体的影响同样天翻地覆，这里笔者用“谈儿女”篇来论述。在生产家庭化底社会里，妇女附属于男性，完完全全归为家里人，年幼依靠父母，年长出嫁便依靠夫家，若是脱离了“家”便无法生存，因此这样的社会里，妇女缺少独立性、可能性与话语权，所以“夫妻之结合，以终身不可复离为原则”

[6]。这样的环境下，妇女自然而然会被所谓“忠贞”“贤淑”“隐忍”等名义附上许多道德与行为的枷锁，无法“睁眼看世界”。但是从“人”这一角度来看，这是对人之天性的压迫与束缚，是不亚于“城乡”的另一种剥削和掠夺。而在转向生产社会化底社会之后，人人皆可与社会接轨，夫不再完全需要妻帮，子女也会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因此妇女的家庭负担骤然减轻，女性不再需要依赖家庭，可以自由地去工作，去生活，选择是否婚嫁与生养，如果女性选择生育孩子，那么就会同时出现冯友兰先生口中的“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的变迁还未到终极形态，因为生产社会化底社会分化为两类：一是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者，一是生产社会化亦支配社会化者。处于前者的女性一旦选择生育，似乎又要被“禁锢”回家庭之中，因为她需要养育孩子，便不能完全自由，所以面临家庭还是事业的抉择？由此，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冯友兰先生设想：但在生产社会化支配亦社会化底社会里，各种事业，皆由社会经营，皆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所以在此种社会里，可以有养育儿童底机关，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所以在此种社会里，女人可以不受小孩及生小孩之拖累，而在社会上可以与男人一样作事……而谁亦不是谁的附属品。如是，妇女问题自然解决。[7]对此笔者十分赞同，尽管现实情况没有达到，但这可以为今后更好解决该问题提供思路。不过冯友兰先生认为“在生产家庭化底社会里，没有儿童问题，亦没有妇女问题。而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有儿童问题，亦有妇女问题”[8]。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见解，如他所言，进入了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女性面临是否生育的艰难抉择（因为这会影响她们是否真的独立与自由），那笔者的理解是这归根结底还是人的自由问题，因此，在生产家庭化底社会里，妇女受压迫、束缚、剥削，地位低人一等，同样面临着艰难的境地，同样失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可能性，这不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妇女问题”么？尽管其本质是“人的自由”问题。同样，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生育的儿童如果是男孩，那么他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受教育，被潜移默化地培养成新一代“一家之主”，是否极有可能会去压迫新一代女性，甚至酿造周而复始的“悲剧”？反之，如果生育的儿童为女性，从小至长大岂不同样面临与她母辈相同的处境么？这难道不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儿童问题”吗？因此，在笔者的理解中，社会的变迁之下，就拿“儿女”问题来说，要解决的远不止是所谓某一群体面临的困境，而是应始终围绕着“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出发。

二、经济之现代化

冯友兰先生曾坦言：“唯物史观的一般原则，对于我也发生了一点影响。”[9]马克思哲学思想不仅让冯友兰先生意识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同时令他注重文化现代化发展中的经济力量。前文所谈到的“辨城乡”篇中就明确指出当时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经济，中国人当了上千年的“城里人”，然而从十九世纪开始却变为“乡下人”，其缘由就是中国没有进行产业革命，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反观西方国家却通过产业革命使经济腾飞，迅速成为“城里人”，实现角色互换。因此，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中便明确分析了仅靠东方精神文明是难以抵抗外敌入侵的，要想摆脱剥削、压榨、迫害，唯有发展工业经济，走工业化道路。中国人要想重新变成“城里人”，赶超西方列强，就一定要“照我们说的工业化，是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也有，而以物质为根据。如有了某一种的物质文明，则某一种的精神文明不叫自来。”[10]

冯友兰先生借“体用”范畴来说明经济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在一个社会类型中，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是“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是“用”，器体道用，经济基础之物质层面决定上层建筑之精神层面。“辩城乡”篇中，他讲到“清末人只知所谓西洋的‘物质文明’，而不知其‘精神文明’。民初人于是大谈其所谓西洋的‘精神文明’，对于实用科学、机器、工业等，不知不觉地起了一种鄙视，至少亦可说是一种轻视。”[11]所以清末人的见解是“体用两橛”，民初人的见解是“体用倒置”，二者都不是最适合的道路，但清末人的兴实业至少可以实操下去，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在本篇末尾，冯友兰先生点明了中心：“英美等国之所以能于现在世界中取得城里之地位者，乃因其先近代化或现代化，乃因其先有某种文化。中国之所以于现在世界中流为乡下的地位者，乃因中国未近代化或现代化，乃因中国未有某种文化。”[12]这段话深刻揭示了西洋之所以优越，并非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生产社会化的、现代化的，而当时中国之所以落后，也非因为它是中国的，而是因为它还未进入前文所指的社会之变迁，还停留在古代的、生产家庭化的。虽然有学者批判《新事论》中冯友兰先生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比较机械，过于强调文化发展中经济的作用，而否定文化本身的力量，但是纵观《新事论》全文，笔者认为第一：冯友兰先生的目的并非全盘否定中国文化，而是直指本质地提出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文化的问题而引起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并且一直在为当时的中国寻求最适合的出路；第二、当时中国的处境，群狼环伺，列强入侵，唯有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才是抗战建国后最该做的事，才能于黑暗中找到一抹光明，正所谓“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乎下”，当一个国度，一个文明身处悬崖边时，能够自我拯救的方式绝非清高地对月吟诗，空谈文化，而是赶紧造一根救命绳把自己拉出深渊！

三、文化之延续

在“评艺文”篇中，冯友兰先生先明确了个体与类的区别：现在我们可以说，各个体之所以为个体，正因为他们所有底许多性质，各不相同。从类的观点看，除了属于其类底一性质外，其余底这些性质，都是不主要底；但自个体的观点看，则其余底这些性质都是重要底。[13]总结一下，就是个体有许多性质，类有共同性质，对个体来说重要的是这许多性质，因为塑造了自身的独特性，对类来说共同性质是最重要的，因为凸显了其共性。然后冯友兰先生便点明国家与民族文化间的差异不在于共性，即其是何种社会性质与文化性质，而在于各文化的独特性，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一民族所有底事物，与别民族所有底同类事物，如有程度上底不用，则其程度低者应改进为程度高者，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生存。但这些事物，如只有花样上底不同，则各民族可以各守其旧，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特色。”[14]这进一步点明了文化要延续发展，不仅要保留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还需要与时俱进，学习发展程度高的工业社会的经济和文化。

此外，冯友兰先生还用“文质”观念来说明文化的延续：一个社会的生产方法、经济制度以及社会制度等，是质。它的艺术、文学等，是文。[15]其中“质”对应“体”但又有区别，“文”对应“用”而非“用”。笔者理解为“质”是民族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属内在，而“文”是表现“质”的各种特殊形式，在外，并且二者并不相互决定，而是体一不二的关系。“质”承载“文”，“文”修饰“质”，例如生产社会化之社会文化为“质”，而其民族的各式艺术形式为“文”，可以说“文质”思想与本书第一篇所讲“共相殊相”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要想延绵不绝，就“质”而言应该通过产业革命来改变自身的性质，向更高级形态转变，这样在世界才能有一席之地而不被废弃淘汰，就“文”而言，民族文化要避免被消解同化，则需要从艺术、文学等外在形式上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讲“一个民族，只有对它自己‘底’文学艺术才能充分地欣赏。只有从它自己‘底’文学艺术里，才能充分地得到愉快”[16]，需要注意的是，冯友兰先生在行文中格外注意“底”与“的”的用法，此处“底”主要用于文学艺术哲学等，其内涵意义在于是民族“固有而专属的”，“的”主要用于科技自然文化，其内涵意义在于“所有而非专属”的。[17]由上可见，便知冯友兰先生关于文化之延续的看法是多么鞭辟入里和高瞻远瞩，我们现在走的正是这条道路。中华民族文化是炎黄子孙“固有而专属”之文化，是华夏儿女情感的标记与寄托，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与希望，因此其必将绵延长存，与日俱新。

四、结语

《新事论》一书中，冯友兰先生从多个角度来摸索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转型出路，共殊论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基础，层次论阐明革命和发展的必要性，城乡说、家国说点出社会变迁的根源和重要，谈忠孝、儿女、教化是为进一步说明社会转型之必要和影响，对艺文和性情的论述旨在强调中国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延续性，唯有社会转型、经济发展、文化延续才能真正使得一个国家与民族继往开来，保持活力，而全书暗含的现代化之路，就是中国不断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4]张昊雷.德体技用——“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外的第三条路[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

[5]刘素娟.冯友兰《新事论》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论探索[J].中州学刊,2020年5月第5期.

[1]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 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P48

[3] 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P49

[4] 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P52

[5] 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P75

[6] 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P105

[7] 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P117

[8] 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P117

[9]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P189

[10]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P270

[11] 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P55

[12] 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P59

[13] 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P142

[14] 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P146

[15] 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P148

[16] 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P150

[17] 张昊雷.德体技用——“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外的第三条路[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