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商誉减值的文献综述

并购商誉减值的文献综述

杜锦怡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市   400054

摘要：对于企业并购商誉减值的研究，阅读的二十篇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微观和宏观视角来研究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二是研究商誉减值的计提对企业的股票价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可以从已有文献的研究内容中发现，商誉减值计提后的经济后果多集中于企业绩效，而对于中小投资者、市场反应以及关联方企业等方面研究比较少。

关键词：并购商誉；商誉减值；经济后果

一、引言

企业并购是上市企业比较青睐的外部扩张方式之一，相对于内部扩张来说，并购会让企业更加快速地得到发展，能够在某个新领域快速获取技术支持（王文华、沈嘉敏，2022）[1]和市场份额。而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并购中，会形成商誉，即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田新民、陆亚晨，2019）[2]。目前，并购商誉和商誉减值的相关研究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选择近五年的期刊论文，按照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其经济后果的顺序来进行文献综述。

二、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

各种因素对商誉减值的影响作用包括：促进和抑制。一方面，会促进企业大量计提商誉减值；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商誉减值的计提。

（一）对商誉减值起促进作用的影响因素

对于商誉的后续计量，我国大部分企业都是采用的减值测试。由于基于公允价值估计的减值测试包括许多假设条件，涉及的很多参数都是由管理者提供的，从而导致商誉减值不具有外部可验证性，因此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管理者做出是否计提商誉减值决策时会受到代理动机的影响（邓茜丹、辛清泉，2021）[3]。首先，商誉减值的计提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将其作为调节盈余的补充手段（于洪远等，2018）[4]。于洪远等人认为公司当年取得的净利润越多，管理层就越有动机计提商誉减值。其次，陈耿、严彩红（2020）[5]，基于委托代理框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代理冲突严重的公司，其商誉更可能在后续期间出现大的减值以及在公司绩效上有负的反映。

除了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之外，管理者自身的过度自信也会影响商誉减值的计提。李丹蒙等（2018）[6]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的过度自信程度越高，公司当年新增的并购商誉越多，新增商誉对业绩承诺期满时上市公司是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以及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新增商誉越大，越有可能在业绩承诺期满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也越大。相对于不存在业绩补偿承诺和业绩补偿承诺未到期的公司，存在业绩补偿承诺的公司在承诺到期后首年的商誉减值金额更大、商誉减值比例更高（张海晴等，2020）[7]。是因为引入业绩承诺是为了保护企业以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但是也会使得企业在并购过程中高估交易价格，形成高溢价并购，确认高额商誉，在以后期间容易造成商誉“暴雷”。

张东旭、曹瑾（2020）[8]在其研究的高管变更与商誉减值中，有提到：与未发生高管变更的企业相比，高管变更的企业计提了更多的商誉减值准备。以及商誉减值测试时高管权力越小，应予减值的并购商誉实施减值的可能性和比例越高（谭燕等，2020）[9]。

（二）对商誉减值起抑制作用的影响因素

对在并购过程中，交易双方确定的交易价格与实际价值越接近，公司的商誉减值越低；以及并购标的属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适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等因素影响，公司并购产生的商誉和商誉减值越低（蔡曼莉等，2021）[10]。此外，管理者能力的大小也会影响企业商誉减值的计提。在管理者能力较强的企业中，所计提的商誉减值损失比例越小，这表明管理者能力可以有效地从源头上遏制商誉的规模，从而避免大规模计提商誉减值的风险（王晶晶等，2022）[11]。是因为能力强的管理者，其具备更丰富和全面的管理经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企业所处的竞争格局的理解和自身经营状况的把握都是优于能力弱的管理者（柳建华等，2021）[12]，这些能力都能帮助管理者在确定交易价格时，让估值与实际价值更加接近；在签订业绩承诺时也会更加谨慎。

除了微观层面对商誉减值的影响之外，还有从宏观视角来研究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比如说，姚海鑫、李佳（2021）[13]用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衡量指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商誉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誉减值有负向影响。

三、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

关于商誉价值的经济后果，最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回顾和总结，包括：股价和企业业绩。

（一）对股票价值的影响

商誉资产在后续减值过程中对企业和投资者所产生的风险和潜在风险都是不容忽视的。商誉减值意味着，并购商誉资产未能给企业带来预期增值收益，这种负面信息流入到股票市场，可能会引起公司股价的波动（韩宏稳等，2019[14]；邓鸣茂、梅春，2019[15]）。韩宏稳等人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减值显著正向影响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两者间的作用关系主要存在于信息不对称较高的公司。刘超等人（2

019）[16]在研究高溢价并购和商誉暴雷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商誉减值会加剧股价崩盘风险。但同时计提商誉减值能够向投资者传递增量信息，缓解商誉导致的股票错误定价（王生年、黄兰兰，2022）[17]。

（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从会计核算层面研究，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能够作为损失在利润总额中扣除，所以会影响企业的绩效。詹有鑫（2020）[18]以海航科技为例，对其形成的商誉及商誉减值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发现高额商誉有可能会透支企业的资产价值，加大财务风险，而且商誉减值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利润亏损。方重（2018）[19]也认为大额商誉减值将直接吞噬企业经营利润，拖累上市公司发展；当承诺主体业绩承诺无法如期兑现时，会侵害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可能影响投资者信心及市场长期稳定发展。

王春丽、褚志姣（2020）[20]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与公司短期绩效显著负相关，与公司长期绩效显著正相关，即U形。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的内部治理水平越差时，商誉减值对公司短期绩效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同时对公司长期绩效的正向影响也更加明显。

四、结论

本文对近五年的一部分与并购商誉减值有关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在选择的二十篇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国内商誉减值研究中可以拓展研究的领域。首先，大部分研究都是从微观层面，比如管理水平、内部经营状况等；而从宏观经济环境进行的实证研究比较少。其次，商誉减值计提后的经济后果多集中于企业绩效，而对于中小投资者、市场反应以及关联方企业等方面研究比较少。

参考文献

[1]王文华,沈嘉敏.绿色并购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J].企业经济,2022,41(09):95-106.DOI:10.13529/j.cnki.enterprise.economy.2022.09.009.

[2]田新民,陆亚晨.中国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40(12):114-127.DOI:10.13502/j.cnki.issn1000-7636.2019.12.009.

[3]邓茜丹,辛清泉.消失的信号：业绩补偿承诺到期前后的商誉减值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1,36(02):85-94.

[4]于洪远,李玉菊,郭雨鑫等.盈余管理水平对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理论版),2018(11):52-53.

[5]陈耿,严彩红.代理冲突、激励约束机制与并购商誉[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35(02):65-76.

[6]李丹蒙,叶建芳,卢思绮等.管理层过度自信、产权性质与并购商誉[J].会计研究,2018(10):50-57.

[7]张海晴,文雯,宋建波.并购业绩补偿承诺与商誉减值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20(09):44-54+77.

[8]张东旭,曹瑾.高管变更与商誉减值[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03):25-34.DOI:10.19639/j.cnki.issn1003-5230.20200427.004.

[9]谭燕,徐玉琳,赵旭雯等.高管权力、前任安排与并购商誉减值[J].会计研究,2020(07):49-63.

[10]蔡曼莉,程凤朝,梁相等.商誉及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和对策研究[J].中国注册会计师,2021(11):38-45+3.DOI:10.16292/j.cnki.issn1009-6345.2021.11.010.

[11]王晶晶,查梦雨,胡丽萍.管理者能力会影响并购商誉吗？[J].财会通讯,2022(22):62-66.DOI:10.16144/j.cnki.issn1002-8072.2022.22.019.

[12]柳建华,徐婷婷,杨祯奕.管理层能力、长期激励与商誉减值[J].会计研究,2021(05):41-54.

[13]姚海鑫,李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商誉的影响[J].财会月刊,2021(04):57-64.DOI:10.19641/j.cnki.42-1290/f.2021.04.008.

[14]韩宏稳,唐清泉,黎文飞.并购商誉减值、信息不对称与股价崩盘风险[J].证券市场导报,2019(03):59-70.

[15]邓鸣茂,梅春.高溢价并购的达摩克斯之剑:商誉与股价崩盘风险[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9,34(06):56-69.

[16]刘超,徐丹丹,郑忱阳.商誉、高溢价并购与股价崩盘风险[J].金融监管研究,2019(06):1-20.DOI:10.13490/j.cnki.frr.2019.06.001.

[17]王生年,黄兰兰.并购商誉、商誉减值与股票错误定价[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2,37(04):66-75.

[18]詹有鑫.论高额商誉的风险及其治理对策——以海航科技为例[J].商业会计,2020(09):76-78.

[19]方重,武鹏.商誉减值——上市公司的隐忧[J].清华金融评论,2018(08):36-43.DOI:10.19409/j.cnki.thf-review.2018.08.009.

[20]王春丽,褚志姣.商誉减值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J].中国注册会计师,2020(01):40-44+3.DOI:10.16292/j.cnki.issn1009-6345.2020.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