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与偏执——民国一代之范丁佛言的书艺探析

守望与偏执——民国一代之范丁佛言的书艺探析

杨德富

龙口市都梁文化艺术中心   265706

【内容提要】丁佛言是我国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人物和著名学者。政治上的失意，多难的时势、困顿的逆境造就了他偏执的文人风骨和保守圆融曲通的心理。

他在守望中恪守碑帖的合流与浑融，且严谨治学，著书立说，著作颇丰，建树良多。从丁佛言对何子贞、赵撝叔、吴昌硕等人书风的偏执认知的书学观点和对碑帖的亦步亦趋的保守态度，决定了他的书风上缺失鲜明的个人面目。但他的文章道德、学就术成在书法史上的卓著贡献是巨大的。

【关键词】丁佛言  书风  碑帖  守望  偏执

清中晚期，碑学蔚然成风，究其原因不外乎受书法本身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政治高压和科举制度的解放无疑给书家个性发挥解除了严重的枷锁,具有维新变革意识的书家无不绝地选择碑学，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康有为等有志之士所表现出的碑学思想与其维新变法思想的内在一致性。

直至民国时期，碑学渐趋低潮，囿于书法创作的主要力量仍是清末书家，守望碑学的还是那部分具有创新意识的书家，书风的主流依然是清代碑学书风的延展。此时书家们的创作途径也不再偏隅于碑学一途，而是去不断寻求碑帖上的合流与浑融。他们既守望传统的帖学，又师法青铜器和石刻等，以取法金石之上的篆、隶、楷书铭文等这些非文人书家的作品为尚，变古为新，南北兼收，追求朴茂厚拙的书风，对碑帖兼融的折中倾向和认识就此走上了自觉的发展阶段。

民国书坛较之清代呈现的是更为多元化的创作格局，书风表现更为宽泛，但并没有构成对前代书法根本和实质性的突破与超越。民国时期书家众多，涌现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延闿、沈曾植、丁佛言、于右任、吴昌硕、李瑞清、郑孝胥、沈尹默、谢无量、李叔同、马一浮、张大千、齐白石、溥心畬、林散之等一大批书家，他们中既有身着长袍的遗老遗少，亦有西装革履的新式学者，风格和流派众多且交相辉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书法的繁荣。丁佛言即是其一，他积极探寻碑帖的合流与浑融，研究古文字学，并著作等身，是身兼政治人物和学者文人等多重身份的全才型人物。

一、 丁佛言的政治威望与偏执的文人风骨

丁佛言 (1878-1931)，原名世峄，字芙缘，号迈钝，别号松游庵主、还仓室主等，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丁氏家族光裕堂第15世孙。其祖父丁培芬,太学生余禄寺署正,诰封奉直大夫。其父丁翰章，附贡生,诰封奉直大夫。其外祖父嗜好收藏金石,对钟鼎彝器铭文等古文字颇有研究。丁佛言幼承庭训，六岁提笔习书作文，敏捷过人。直至10岁所书雄浑凝重,见者皆称奇。15岁应童子试，文才轰动于时。19岁为县庠生员、补廪生。1904年就读于济南全省师范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丁佛言目睹清王朝腐败，民生凋敝，以为非学日本维新无以救亡，遂于1905年入东京法政大学攻读，与沈钧儒同学，思想上趋于偏执激进和解放。1907年归国后执教于山东法政学堂。1910年当选为山东咨议局议员，开始踏上政治舞台，为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奔走呼号。1911年，他响应武昌起义，参加山东独立运动。民国成立，当选参议院议员。厕身国会期间，又值军阀蜂起，帝国主义纷纷染指，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秋，其远见卓识与能言善辩，数忤权要，屡蹈危机。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他再次出任中华民国参议院议员职。同年8月，任黎元洪大总统府秘书长，1917年2月辞职，7月国会解散，张勋复辟。丁佛言政治上主张在中国实行联邦制。他赴上海拜访孙中山后，去南方游说，力促恢复国会，继续制宪。1923年，他是国会中“省宪同志会”的首脑，因拒绝曹锟贿选而隐退。丁佛言在政治生涯中志行高洁，深孚众望，他为推翻封建专制、维护国家统一以及改革维新方面奔走呼号。但囿于国情和历史局限，他所倡导的联邦制与立宪维新和以法治国，既不能实现又未见诸实施。晚年虽声称不谈革命，也无时不在探索救国之路。或许文人志士大多具有偏执性，但凡熟悉他的人无不为其矢志不渝追求、百折不挠的偏执和坚贞气节而折服赞叹。政治上“隐退”后,丁佛言又投身在书法及书学研究领域上了。在这个世界上不偏执是很难有大成就的，他在诗、书、印、古文字书学探索方面贡献卓著，树立了民国书风的典范。1930年任民国大学文字学教授。1931年1月19日病逝。噩耗传开，海内外贤达名流敬赠仪幛、挽联，《大公报》发表社论《悼丁佛言先生》，主笔张季鸾撰文《悼丁佛言先生》，推崇其人品、气节、学问，称之为“一代之范”。

二、 丁佛言守望在碑帖的合流与浑融中形成的多样性书风

丁佛言的书法楷行隶篆草兼习，且风格迥异，各有千秋。

19岁时，丁佛言拜招远温方玉为师，学习帖学书法，他的“帘外/林间” 行楷对联，用笔方圆兼施，行笔爽快有力，点画圆润，厚重凝练，字形长方，平实方正，稳若泰山。捺浑厚飘逸遒劲，内藏颜柳之风骨，呈雄强厚朴状。如斩钉截铁，若勇士按剑，劲险刻厉，正所谓“字如其人”。

他的“佛灯”行书，碑帖浑融，用笔以中锋为主,古朴厚重，遒劲蕴藉，茂密沉着，行笔谋篇布局，杂而不乱,字与字间有断有续，从容不迫，在平稳中求动感。不足之处，用笔略显肥厚。

他的“都中政象” 行草手札，有师法“二王”及苏、黄等明人笔意和章草成分, 字字珠玑，点画顾盼，左右呼应，通篇遒逸丰艳流畅，气韵贯通。平正中寓之以险绝，书卷之气强烈，颇见作者的传统帖学功力，彰显出深厚的文化修养、艺术造诣和独特的个性。

丁佛言精于四体，更以篆书成就为最高，篆师法完白，后改学李阳冰；金文专攻三代钟鼎彝器，对古文字浸淫较深。22岁时他又专注摹习汉碑，取法《张迁碑》《孔庙碑》《娄寿碑》《郭有道碑》《史晨碑》《华山碑》《衡方碑》《孔宙碑》诸碑；“山野/金石”联，取法汉隶，结体谨严，雍容隽美。气息高古,笔法醇厚。

丁佛言在甲骨文、金文、小篆、秦诏版、陶文古籀与《石鼓文》等古文字学上进行精思博览和研究，为以后《说文古籀补补》成书做了知识上的积淀，并开始对《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石鼓文》兼收并蓄，合流浑融，所书金文结体谨严，笔力凝重，挺拔绝伦，造形秀丽圆润,线条粗细停匀。丁佛言拟“孟鼎”，圆中有方，格调高奇，挺拔绝伦，冠绝海内，名重当世。他认为写字须用浓墨、硬豪、粗纸方能显出雄浑本色。他写字往往在宣纸上擦起了毛但不破碎，其功力之深时有“金刚杵”之誉。1989年由王玉池先生主编、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词典》中，收录了丁佛言书写的大篆对联：“谱传东里长词令，新得南宫校书图”，评价“工稳典雅，每字结构优美，此书摩写甚工，展示了其籀篆书法厚实的功底”。

三 、丁佛言的书学思想及理论建树

丁佛言身居人才荟萃的京城近20年，览识日广，搜集益富。自鼎彝龟甲至钱陶无所不藏，仅精拓先秦文字即达六、七千片，这为他精鉴博察、探微诀密以及书艺成熟提供了方便，成为研究著述的第一手材料。丁佛言常年临习钟鼎彝器、金石碑刻，摹写古籀，精研文字学、金石学，他效法吴大澂、王懿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由于他特殊的身份，丁佛言还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康有为等政界名流交往甚密。章太炎精通古文字，擅篆书，二人时有过从，为文字交；与康有为也常有书信往来，切蹉书艺。他们的渊博学识对丁佛言影响很大,加上“冰社”的雅集，丁佛言与诸多旧京金石家探讨学术，分享研究成果，正是在诸多综合因素促使之下，使丁佛言成为民国时期旧京政坛书法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7 年，丁佛言家父去世。丁忧期间，他更加勤于研习书艺书学，并辑有《书论》，龙口市博物馆现藏丁氏部分书论手稿。他在书论中提出：“指之动不过五分，腕之动不过三寸之五寸，臂则一尺之五六尺。若寸字用指，与五寸用腕，尺字用肘，其笔杆与峰上下必成三角形。……吾见福建于某写三寸字，而用悬肘式，终年为之不间断，字仍无力，细察其病，乃见他肘虽悬，而动者仅指与腕，故致悬肘无当，又见他握笔太死，不能使转，故亦不灵。”在笔法上，丁佛言认为：“篆书用绞笔必善转，用顿笔者必善折。然而用绞者必圆，用顿者必方。圆必转，方必折。欲方而用绞，欲圆而用顿者皆字乱其例。故写圆笔不能用顿用折，写方笔者不能用绞与转也。何子贞、吴昌硕皆圆笔，吴清卿（吴大澂）则方笔，陈簠斋（陈介祺）云，‘吴清卿篆书皆直起直落’，用方笔者之实象也。可谓能评。”对于碑派名家康有为的执笔，他认为：“南海执笔几至管之最下端，挑拨纵逸最易拘束欹侧，故力主扭腕使平。……南海为今之大书家，但其用笔能放而不能收，能走而不能转，其弊已不少胜言矣。”。可见丁佛言从执笔、结构、笔法、习篆角度，对诸多书家、流派既识其长亦知其短，解析各家得失时一并阐述自己的书学观，对书法用笔研究和心得体会总结得精辟到位，其中不乏一些精辟的见解且努力惠及他人。

他在金文等古文字学上高屋建瓴，他指出：“古金文字极佳处，在通篇成一结构，所谓一篇成一字也。或左右上下二字，或数十字，相互相让，配合颇用意，所以为不可及。晚周及石鼓等仅于一字间讲结构，虽布白极密，就一字论，未尝不美观，然通体无气势”。并将此观点引申在刻印上：“钟鼎文字最讲配合，疏密、繁简、欹斜、纵横皆有意匠存乎其中，有因器而配合者，有用上下左右而配合者。……悟此可知刻印配合之道矣。金文中，一字数十篆，必有上下左右供我择取者。若拘于强用某一字而不顾其前后上下左右之如何，不足以言篆刻也。”他将金文结构归纳为因字结构及因器结构的关系，指出书写金文为避免“通篇无气势”的弊端，应讲求“通篇如一字”，主张印从书出。

对于清人的碑学成就，并非盲目推崇，他认为：“篆书何子贞、左文襄皆左道旁门，一以点滴成画，无真实质量，故用外道以掩其陋；一以干枯为坚硬，貌为紧密。他如赵撝叔、魏稼孙、胡石台、王廉生以至王孝禹皆邓派中左道旁门，一味柔滑，毫无真意。至徐三庚者，其丑乃如儿矣。杨沂孙专习阴符，实亦邓之支流，然笔有逸气，未可轻视。近时，吴昌硕乃杨藐翁（杨岘）弟子，篆刻初学赵撝叔，中年亦开始宗浙，后专习《石鼓》，因以得名。吾见其中年临寸余方《石鼓》，谨守规矩，颇为可观。中年以后，习为剑拔弩张，尤喜用枯笔秃毫大笔，如古树杈枒，不耐寻味。而流毒四出，后生小子皆步规模，亦不可

耐。凭心论之，吴之苍茫诚有所长，且终身习《石鼓》，而意自不恶。时流习之者，无其学而摹其形，自谓写吴，而乃亦命为《石鼓》，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显然，这说明丁佛言个人的好恶决定了他的偏执的书学观——要“谨守规矩”，在今天看来，对何子贞的“左道旁门”、赵撝叔的“一味柔滑”、吴昌硕的“剑拔弩张”，不乏有丁氏自傲自负的成分，也有价值认同上的自省，亦可窥见丁佛言独立思考的学术态度和“谨守规矩”的书学主张。有些书论，虽精辟，未能在民国书坛引起共鸣，却敢于发声，代表了他对书法的独到见地。

1924年，丁佛言根据多年研究古文字积累的古器物和碑刻资料著成《说文古籀补补》14卷，附录一卷，比吴大澂所综基础上增补了漏补漏收和新出土的铜器铭文，并广收了玺陶文中对吴著中未释或误释之处共增补3800余字，补漏纠正，补其不备。“钟鼎文字，一字写法多至数十种，一字释文多至数十说，而假借旁通层出不穷。写法多者，须多写多记，释文如自己无从考订，以择从一先夫之说为是”。 考订的内容一是对《说文古籀补》有价值的释字成果和值得称道的注语进行疏证，二是对《说文古籀补》部分释错的字和错误的注语进行订正，三是对《说文古籀补》中所收的当前仍未有定论的疑难字，表明自己的倾向性观点，订正续补了清代金石家吴大澂金文著述的缺失，为古文字学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1925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 丁佛言为古物审查委员会委员。这更为他学术成就的提高提供了条件。1928年，为避张宗昌裹挟由原籍抵京，暂住西城一住宅。以卖字为生，埋首于断碑古碣中。所得龟甲、彝鼎、泉玺、陶玉之属、拓片不下七八千种，潜心研究，造诣极深。据统计，丁佛言生前著述近100万字、约20余种：《说文古籀补补》(4册)《续字说》(3册)《说文部首启明》(4册)《说文抉微》(3册)《古钱初释》(3册)《松游盫印谱》(10册)《还仓述林》(14册《还仓述异》(4册)《文始》(1册)《古玺初释》(3册)《古陶初释》《还仓室印谱》《字说》《三代秦汉金石题跋》《松游印存》《松游集古》《秦汉金石钩本》《松游集古金石文字联语》《秦汉碑文》《双钩金石拓本》《说文古籀补补再补》及《宪法比较史》等著述。使濒临绝境的古文字复萌生机，焕发了激情。继《说文古籀补补》之后，丁佛言又佐以《续字说》之作借对文字的考释和对疑义的辩证，使错乱舛讹的文字返朴归真趋于规范统一。1990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丁佛言手批愘斋集古录》上下册，书中集中刊载了丁佛言对吴大澄所著的26册《愘斋集古录》的批注，他共批注了商周1048件青铜器铭文，对研究金文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书以集录古钟鼎彝器所见文字为主体，兼收石鼓文、古币、古陶器文，由许慎的《说文部首》入手，参考古籀，探求古人造字之初义。自宋代始治彝器款识之学始，历时 800余年，光绪九年(1883)初刻本收 3500 余字，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湖南重刻，又增1200余字。他从不同的古器物铭文中体悟到《说文》中的“古文”实际是周末的文字，古器物习见的字才是成周的文字。这种见解是前人所没有说过的,对研究《说文》的人大有启发。所编文字未见拓本的概不采录，足见著者极为谨慎，以免失真。同一字见于不同器物者，笔画小有不同者，均注明详备。文字多为《说文》所未收，这对研究古文字学的功绩很大。这些都是丁佛言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的代表和见证。

结   语

民国时期，最直接鲜明的体现着“民国书风”的是一批在新文化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文人学者型书家，丁佛言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他“立德、立功、立言”，展现出一代志士人文的家国情怀、人文价值与传统体现，其人品操守足以励末俗而正人心。然生命的起伏跌宕，政治抱负不能实现，生命轨迹和价值观的改变都足以导致一个艺术家风格走向偏执的重要原因。我们能够看出他素怀忧国忧民、澄清天下之志的精神动力和他在理想幻灭后痛苦和保守的心迹。后来作为书家的丁佛言又将他的政治理想偏执地寄寓在他的书法研究中，致力于著书立说。丁佛言守望书法精神，从传统中提取艺术营养，向外担当文化责任，以独立的艺术品格对文化历史和文化现实发言。这也是他的书法一洗凡庸、睥睨不群的深层原因。

注释：

1. 张季鸾撰文,见《大公报》，民国20年1月28日，社评。

2.《山东省博物馆书画选》，第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版。

3.《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词典》，第678页，王玉池主编，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1989年9月第1版，

4.《鲁之灵光》，第78页，张久深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龙口市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5.6.7.同4，第75页。

8.9. 同4，第77页。

10. 《说文古籀补补序》，第95页，吴大澂  丁佛言、强开运辑，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6月第1版。

11. 同4，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