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两汉时期针对“侠”的非议之声

论先秦两汉时期针对“侠”的非议之声

张洁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

摘 要：侠的形象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且多以正面形象示人。追溯“侠”产生的源头，不难发现，自春秋战国时期始，意识形态领域和历史学领域对侠的非议之声不绝如缕，不论是韩非子、班固等人对侠的全盘否定，还是司马迁对侠的少许微词，背后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关键词：先秦两汉；侠；非议；原因

中国文化中的“侠”形象最早诞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在剧烈的思想碰撞中保留了下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一脉，此后，侠元素便浮沉于整个文化长河之中。古今流行的大多文学作品中呈现的“侠”往往是伟大壮烈的，是正义和强大的代名词。但追溯“侠”的渊源，便会发现原来最早的“侠”充满了非议之声。

一、春秋战国时期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对侠的全盘否定

先秦时期，韩非子对“侠”有很完整的描述和评价，《韩非子》中《五蠢》《显学》《八说》等篇目，都牵涉到“游侠”这个话题。

其中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五蠢》中的文段：“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也。” [1]——这个有关侠的评述成为后人发现最早“侠意识”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依据。很明显，韩非子对“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侠”是运用暴力对抗社会秩序和规范的存在，是官宦私下结交豢养的“私剑”，跟法家学派最不能容忍的“乱法之儒”一样，是要不得的。

《显学》中指出侠“不知事类者也。” [1]表明这些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依靠攀附权贵生存，是寄生虫一般的存在。《八说》中亦有云：“弃官宠交，谓之有侠。” [1]把“侠”定义为危害国家的八种形态之一，是封建统治秩序的隐患。

综上，在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思想体系中，“侠”的评价无疑几乎都是负面的，非议之声溢于言表。他的看法也影响了后人对侠的认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对“侠”是这样解释的：“侠，俜也。从人，夹声。” 又说“俜，使也。”［2］指明“俜”是放任的意思。他从字源学的角度为后人证实，“侠”只是以个体力量去随意挑战现有社会秩序的形象化身——这种看法与韩非的“侠意识”不谋而合。

二、西汉司马迁对“侠”大加赞誉的同时亦持少许否定态度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撰录了一些自先秦至汉代的著名侠客，并将“游侠”分为卿相之侠、布衣之侠和豪暴之徒三种类型。同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相比，他明显更侧重于肯定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高尚品质［3］。后世许多文学作品中侠匡扶正义、舍生取义的英雄形象渊源便来自于此。但值得一提的是，豪暴之徒并未列于赞颂之列，可见，司马迁并不是全盘肯定侠的特质。

与此同时，司马迁也较为客观地指出了侠客们“不轨于正义”的一面：“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其实皆为财用耳。”［3］并列举出具体例证：汉代中山地区 “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剔，休则掘冢作巧奸冶”。[1]

可见，司马迁对于侠无视国家政治法律约束的某些暴力行为也并不完全放心，觉得有些行为对于普通老百姓的正常生活还是有威胁的。

三、东汉班固等人对“侠”的严厉批判

继司马迁之后，班固在《汉书》中对侠又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诠释，甚至针对《史记》中极力称颂的卿相之侠和布衣之侠都进行了批判。

在《史记》中，司马迁评价战国四公子“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 [3]战国四公子对抗国君之威，行义举、招贤士，本应是万人称颂的“卿相之侠”。班固却认为，他们其实是借助国家君主的权力，利用君主赐予他们的资产，结党营私，沽名钓誉，不仅置君主权威于不顾，更不履行为人臣的义务，“则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 ［4］同时还对后人树立了负面榜样，比如汉代刘安、刘濞等人就效法了战国这些卿相之侠的做法，乃至于“从车千乘，宾客上千”［4］，对东汉封建秩序的建立和国家统治体系的稳固造成了极大极恶劣的影响。

出身平民的游侠被司马迁成为“布衣之侠”，比如《史记》中着力刻画的郭解、剧孟、朱家等形象，他们代表了敢于冲撞严酷的封建统治体系的非主流正义力量，是法外“执刑者”，司马迁高度赞扬了他们“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性，舍生取义、“不爱其躯”的气节，扶贫济弱的壮举，不矜能，不伐德的修养。班固却认为，布衣之侠作为社会底层，他们的所谓“侠义之举”是越界的，其实是对国家公权的窃取，是对统治阶级威望的轻视，正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同时，他们还借助非法得来的威望在民间积聚势力，是国家政权长治久安的隐患。

班固还在《汉书》中将两种侠客形象进行整合，衍生出新的“游侠”形象。《汉书·游侠传》中记载的“与中书令石显相善，亦得显权力，门车常接毂”［5］的万章，本是一个布衣出身的侠客，他通过侠的威望跻身权贵，又效法卿相之侠，豢养刺客以报私仇，最后不得善终，这个形象集中了班固对所有侠的非议。

不论怎样的侠，都是罔顾国法人伦，滥用暴力满足私欲的乱臣贼子，这是班固对“侠”一刀切的严厉批判。荀悦顺应他的思想，也提出了“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汉纪》卷十）的认识，更直接冠以“德之贼”帽子，建议统治者应予以重视并着力铲除这股邪恶势力。

四、先秦时期对“侠”持有非议的原因

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典型人物，要更多地承担起为国家机器服务的重担，或者是树立榜样，供人效法，或者是树立靶子，警醒世人。因此无论是韩非子等法家学派思想家，还是班固、荀悦这样为国请命的历史学家，他们批判和否定侠，都是站在与自己同一阵线上的国家政权的角度去思考的。

作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代表人物，韩非子视律法至高无上，自然容不下任意妄为，无视律法，藐视社会秩序的侠，“侠”是他在意识形态中的对立面；班固站在统治政权的角度，敏锐地察觉到，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侠，他们获取名望的方式都是与国家认可的正当方式背道而驰的，他们心怀叵测建立威望，功成名就后对国家政权更是会造成威胁，“侠”是他政治立场的对立面。

司马迁则不同，他半生饱受国家政权的戕害，经历了人生疾苦。他之所以给予“侠”高度赞誉，是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试图在冰冷森严的政治体制下注入一股人道主义清流。无法自救，希望寻求他救，“侠”承担了搭救和他一样在冷酷封建统治下遭受迫害的弱势人群的使命。而同时，由于司马迁对“侠”的界定不太明晰，承袭先秦以来“侠”的定义，以行为特征和处事风格作为“侠”这类人的主要特征，忽略了其内在品质在定性人物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所以才会衍生出第三种类型的侠——豪暴之徒，豪暴之徒身上集中了司马迁对侠为数不多但非常彻底的非议。

“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6］秦汉之后，“侠”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并逐渐演变，去除了污浊和非议之声，通过文学形式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参考文献：

［1］（战国）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1954.

［2］（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3］《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9.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5］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M］．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7

［6］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课题名称：《从“侠”形象的演变看不同时代读者的文学审美需求》，来源：湖北财税职业学院2020年度立项课题，编号：2020A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