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了解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后母婴传播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患儿的抗体转阴情况及其临床特征。方法以2019年10月至12月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科门诊接受随访的106例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比较ART前后,抗-HIV转阴与抗-HIV阳性患儿的淋巴细胞计数和HIV RNA。结果106例患儿中,男65例(61.32%),女41例(38.68%),年龄为(8.9±4.7)岁。ART后,3例(2.83%)患儿抗-HIV转阴,103例(97.17%)抗-HIV阳性。3例抗-HIV转阴患儿均为男性,且均在6月龄前开始接受ART。抗-HIV转阴患儿与抗-HIV阳性患儿抗病毒治疗时长分别为4.67(4.19,4.70)年和5.17(3.96,9.01)年,开始ART时年龄分别为1.38(1.36,2.32)月龄和51.14(15.90,73.40)月龄。ART前和ART后目前情况,抗-HIV转阴患儿的CD3+T淋巴细胞计数、CD4+T淋巴细胞计数、CD4+T淋巴细胞比例和CD4+/CD8+T淋巴细胞比值分别为3 376(2 772,4 813)/μL和2 275(2 122,2 944)/μL、2 457(1 792,2 869)/μL和1 279(1 123,1 640)/μL、0.26(0.24,0.32)和0.37(0.35,0.38)、1.21(0.76,2.01)和1.35(1.25,1.40),分别高于抗-HIV阳性患儿的2 156(1 351,3 163)/μL和1 885(1 468,2 455)/μL、443(167,956)/μL和751(544,977)/μL、0.22(0.18,0.37)和0.27(0.22,0.32)、0.31(0.13,0.50)和0.76(0.53,0.98)。ART前,抗-HIV转阴患儿和抗-HIV阳性患儿的HIV RNA分别为5.73(5.62,5.87) lg拷贝/mL和5.33(4.71,5.75) lg拷贝/mL;ART后,3例抗-HIV转阴患儿HIV RNA均低于检测下限,77.67%(80/103)的抗-HIV阳性患儿HIV RNA低于检测下限。结论经母婴传播感染HIV的患儿早期接受ART,可能出现抗-HIV转阴。及早诊断新生儿HIV感染,尽早给予ART,有助于其病毒学抑制和免疫功能重建。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HIV抗体不确定结果的特征及其与HIV感染转归的关系。方法收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HIV确证实验室2015—2019年报告HIV抗体不确定的蛋白印迹试验(WB)结果,分析带型特征及其与转归的关系。结果共3 365份样本进行了WB试验,其中HIV抗体不确定199份,有确定转归结果185例,其中转归为阳性的比例为89.73%(166/185)。HIV不确定结果的WB组合带型共有13种,最常见为p24+gp160,占32.66%,其次为gp120+gp160和gp41+gp120+gp160,分别占16.58%和16.08%。在上述最常见的3种组合带型中,除了1例gp120+gp160组合带型样本最后转归为阴性,其他均转归为阳性。阳转者外膜蛋白带gp160和gp120带型出现率显著高于阴转者(χ2=36.116和4.188,P均<0.05)。结论WB不确定结果中,大多数转归为HIV感染。外膜蛋白类不确定结果预示HIV感染的机会比较大。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135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的免疫学特征,为该病致病机制提供实验室依据。方法收集2020年1月23日至2月29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确诊的135例COVID-19患者的临床和实验室资料。分析患者住院19(14,27) d时淋巴细胞亚群(CD4+T淋巴细胞、CD8+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和自然杀伤T细胞)和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IL-4、IL-6、IL-10、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和γ干扰素]的变化特征。统计学方法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χ2检验、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分为轻型组(14例)、普通型组(92例)和重症组(包括重型和危重型患者,29例)。44.4%(60/135)的患者CD4+T淋巴细胞计数下降,42.2%(57/135)的患者CD8+T淋巴细胞计数下降。与轻型组和普通型组相比,重症组患者CD4+T淋巴细胞计数(Z=4.379、3.799,均P<0.01)和CD8+T淋巴细胞计数(Z=2.684、3.306,P=0.022、0.003)均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5.3%(24/95)的患者B淋巴细胞计数下降;重症组B淋巴细胞计数最低[88(56,189)/μL],下降发生率最高[52.2%(12/23)];3组间B淋巴细胞计数和下降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6.199, χ2=11.723,P=0.045、0.003)。与轻型组和普通型组相比,重症组患者IL-6(Z=-4.022、-4.108,均P<0.01)和IL-10(Z=-3.261、-4.006,均P<0.01)水平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组患者间IL-2、IL-4、TNF-α和γ干扰素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IL-6水平与病毒持续时间呈正相关(r=0.301,P=0.007)。结论免疫介导的炎症损伤可能为病情恶化的重要原因,是治疗重症患者的关键。
简介:摘要目的评价改良经胸肺部超声(TLUS)评分法对间质性肺疾病(ILD)的诊断价值。方法对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内科、免疫内科住院怀疑为ILD的50例患者采用高分辨率CT(HRCT)与TLUS进行检查,所得超声结果采用改良超声评分法与Buda超声评分法进行评估,分析改良超声评分法、Buda超声评分法与HRCT评分法对ILD的诊断效能,评价改良超声评分与Buda超声评分及HRCT评分的相关性,并评估两种超声评分方法在不同病情程度ILD间的差异。再以Warrick评分作为判断ILD严重程度的标准,采用ROC曲线对改良超声评分进行不同程度肺间质病变截点值的预测。结果①改良超声评分法、Buda超声评分法及HRCT评分法评估ILD的敏感性分别为92.3%、87.2%、97.4%,特异性分别为92.3%、87.2%、97.4%,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78(95%CI =0.941~1.000)、0.950(95%CI=0.892~1.000)、0.999(95%CI=0.994~1.000)。②改良超声评分值与HRCT评分值、Buda超声评分值呈强正相关(r=0.929、0.920,P<0.001);Buda超声评分值与HRCT评分值呈较强正相关(r=0.862,P<0.001)。③随着ILD严重程度的增加,改良经胸肺部超声评分值及Buda超声评分值均明显增加;在改良肺部超声方面,轻度组、中度组与重度组两两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④ROC曲线计算改良超声评分预测轻度和重度肺间质病变临界值分别为34分(其敏感性100%,特异性87.5%,AUC=0.891,95%CI=0.686~1.000)和64.5分(其敏感性91.3%,特异性87.5%,AUC=0.954,95%CI=0.877~1.000)。结论改良超声评分法可反映肺间质病变的严重程度,可用于半定量评估ILD。
简介:【摘要】目的 分析并探讨 PDCA 管理模式在 NICU医院感染管理中的应用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月 ~2017年 12月入住我科的 1094例使用呼吸机、脐或中心静脉导管的新生儿为研究对象,对比 PDCA管理实施前后医院感染发生情况、病房内消毒灭菌的各项指标合格率、手卫生依从性等。 结果 PDCA 管理实施前后医院感染情况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P< 0.01);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及病房内消毒灭菌的各项指标合格率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PDCA 管理模式应用于 NICU医院感染管理中,可明显改善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有效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简介:【摘要】目的:对比分析超声造影和磁共振在产后胎盘植入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2018年 1月 -2019年 2月 52例临床疑为产后或引产后胎盘植入产妇,所有患者均行超声造影和磁共振检查,并与病理或综合诊断结果进行对照。比较两种检查方法诊断的准确性差异。结果: 52例临床疑诊胎盘植入的产妇,病理和综合诊断最终确诊 35例胎盘植入, 17例胎盘残留。超声造影诊断 33例胎盘植入, 19例胎盘残留,漏诊 5例,误诊 3例; MRI诊断 35例胎盘植入, 17例胎盘残留,漏诊 4例,误诊 4例;超声造影与 MRI的诊断产后胎盘植入的灵敏度分别为 85.3%和 88.6%,特异度分别为 82.4%和 76.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超声造影与磁共振在产后胎盘植入临床诊断都有具有较高的准确率,在临床应用中可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检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