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如何在新的视阈中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这是当今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十多年来,俞吾金教授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口号下,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哲学做出了不同的诠释。要言之,他试图超越马克思哲学的传统阐释路线,沿着“物、价值、时间和自由”的经济哲学路径,重新诠释马克思哲学,对马克思哲学体系提出了新的构想。那么,“重新理解马克思”意味着什么?“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目的是什么?“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关键问题何在?经过“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以何种新形象示人?被“重新理解”的“马克思”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本文试图围绕着上述问题对俞吾金教授在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方面的学术观点进行批判性反思,并阐发个人的看法。
简介:俞吾金教授的新著《实践与自由》和他的整个实践哲学研究体现了实践哲学的根本旨趣——爱智慧与爱自由。“文革”后,中国学界对实践的理解经过了四个演进环节,分别由四位学者所代表:艾思奇——把实践规定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把自由规定为对必然性的自觉服从;李泽厚——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主—客体框架;高清海——用实践观点超越“唯物—唯心”的哲学范式:俞吾金——以揭示实践的自由本质为己任。俞教授把康德看作通向马克思的桥梁.通过阐发康德对“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与“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的区分.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本体意义的自由关联起来,为中国社会未竞的启蒙事业和政治自由揭示了一种最具合法性的理论根据。在相关实践课题和思想资源长期被各种意识形态教条和学术行话所层层遮蔽的情况下,俞教授坚持不懈地为实践自由而思想,显示了一位哲人的睿智、良知和勇气。
简介:技术在其产生之初就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联,几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人的生活;然而在其发展历程中与生活渐行渐远的同时也让生活的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旦现代技术成为人们改善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物质手段、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操控人的独立力量,生活就完全地技术化。在生活技术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技术的便利来改善生活的质量和丰富生活的内容,另一方面人们也面临着生活无意义与人生无价值的生存论困境。基于生活的多维性与技术的二重性,技术的功能定位必须服务于生活的价值旨归,生活的终极关怀必须眷顾技术的良性发展,生活技术化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技术的生活化。
简介:现代社会通常被说成是合理社会.但作为这种说法之核心的“社会合理性”(socialrationality)概念,值得作进一步澄清。社会合理性是不能够以科学方法的理想化形象作为模式来理解的。科学和社会两者都不符合这种图景。然而,新自由主义和技术统治论的那些诉诸科学之社会幻影的论证,却总是使批判沉默无语。有必要提出一条新的批判策略,它能够对理性之抵制本身进行理性的批判。与那些把现代人工制品、系统和组织理解为是理性确定程度不足(rationallyunderdetermined)的策略相比。对理性的浪漫主义拒绝被证明是不那么有效的。前者首次出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尽管马克思没有用到“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但他依然能够在讨论工作日长度的时候,在面对某种非常像社会合理性的东西的时候,避开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随后以一种富有启发但又模棱两可的方式将浪漫主义因素和马克思主义混合起来。在当代科学和技术研究中.“不充分确定”的概念重新出现,并在哲学和社会学上得到清楚而详细的阐释。但是在这过程中,批判的力度却有些弱化。技术批判理论尝试恢复原初的批判力量,并把它的进路推广到社会合理性的三种主要形式。
简介:科学哲学自逻辑经验主义奠定以来,就一直跟随着时代的脚步“起承转合”。20世纪70年代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理念一炮打响,给科学哲学的研究增添了历史的维度;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以及哈金的《表征与干预》的出版,科学哲学的“理论优位”的理念受到了挑战,自此开始关注经验,并以此为基点重新审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今天,当引力波已经被探测到,当“阿尔法狗”已经连续将李世石和柯洁挑落马下,试问我们该如何理解科学、技术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围绕上述问题,2017年6月11至14日,“第六届中德科学技术哲学论坛”在德国达姆施坦特工业大学哲学系举办。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